《新唐書》是北宋時期宋祁、歐陽修、範鎮、呂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記載唐朝歷史的紀傳體史書，為"二十四史"之一。
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蘊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們筆下的功夫當然不同一般。這些了不起的文學家、政治家們對於前朝帝王的評價中肯，修書態度嚴謹，所以唐代21位皇帝（含武則天）到底是聖明還是昏庸、是大才還是蠢夫從《新唐書》的評價中可以得出較為準確的結論。
（由於篇幅過長，文章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為五位皇帝，中篇為七位皇帝，下篇為九位皇帝。本篇3164字，閱讀需要5分鐘。）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李淵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後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何如，而其後世，或浸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譯文：自古承受天命的君主，不是有德賢明者王業不旺。自夏后氏以來，才興世襲傳位，而繼位者有的德才兼備，有的寡德少才，因此，佔有天下，氣數也就有長有短。論家於是講：周朝從始祖后稷直到文王、武王，積聚功德累集仁愛，由來久遠，因此統治天下特別長久。然而考察史書《世本》，夏、商、週三代均由黃帝而來，夏朝在其始祖鯀之前，商朝從始祖契直至開國君主成湯，這期間默默無聞，與周朝的興起不同。而漢朝也興起於亭長、叛逃的人們。到它們興國之後，各都佔有天下數百年才結束。由此說來，“天命”難道容易知道嗎？但考察一個王朝的興起與終止、太平與動亂，看看它們的功業、德行有高有低、有厚有薄和用來維持它的制度法紀的是什麼，以及它的後代，有的漸漸興盛繁榮，有的突然敗壞混亂，有的逐步加劇衰頹，有的能夠振起中興，有的終於不能支撐而垮臺，雖然各順其勢，然而都是有德的就興盛，無德行就絕滅，這難道不是所謂的“天命”總不顯示它的徵兆，而使握有國柄者兢兢業業以自勉嗎？唐公在北周、隋朝之際，家世雖已高貴了，然而並沒有所謂積聚功德累集仁愛的漸進跡象；而高祖的興起，與順應時勢崛起的人士有什麼兩樣呢？儘管唐朝有時太平、有時動亂、有時危困、有時衰敗，但它擁有天下將近三百年，可稱得上興盛啊！難道不是人民厭棄隋朝的亂世，而得到高祖的恩惠，又繼之以太宗的治理，制度綱紀的法則，使後繼者治國得以有所依憑、扶助，才能“天命”長久的嗎？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李世民
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慾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譯文：政治最完美的盛世君主不出現，已經很久了！夏禹據有天下，傳了十六代君王，僅只少康有復興王朝的功業。商湯擁有天下，下傳二十八個君王，其中最興盛的，僅號稱“三宗”的三人。周武王擁有天下，傳位三十六任君王，只有成王、康王的文治與宣王的武功，其他的君主均無可稱道。儘管《詩經》、《尚書》的記載，不時有缺略之處，但夏、商、週三代佔有天下一千七百餘年，傳承七十多位君主，其中卓絕顯見於後世的，也就這六、七位君王罷了。呵，盛世君主可謂難得呀！唐朝擁有天下，傳位二十人（不算武則天），其中值得稱許的三個君主，玄宗、憲宗都不能善始善終；太宗的功業，顯赫呵！他消除隋朝的亂世，業績可與商湯王、周武王並列；達到太平盛世的偉業，與西周的成王、康王相近。自古以來功高德厚的君主，至少從漢朝以後未曾有過。至於他受制於愛慾失度，再興佛徒，好大喜功，勤於出兵遠方，這是中等材質、平庸君主常乾的事。但《春秋》褒貶的準則，每每求全責備賢明有才的人，因此後世想成人之美的有德之士，沒有不對此嘆息的。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李治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譯文：《詩·小雅》有句雲：“盛大周王朝，褒姒毀滅掉。”這是指責周幽王寵愛褒姒的詩。這時，幽王雖死，但太子宜臼業已繼位，此即周平王。而詩人仍說周朝滅亡，因為文王、武王的基業從此蕩然無存，東周雖在，已不能復興了。詩人說周朝滅亡，是恨極之辭。武氏禍亂，李唐王室成員遭受殘害殆盡，賢明的士大夫十之八、九不能倖免。這時太宗的貞觀之治，留存在世的德政功業相距尚不久遠，卻幾乎完全喪盡，武氏的作惡哪裡是一個褒姒所能比擬的呢？太宗如此聖明，卻昏昧於瞭解自己的兒子，在廢、立皇太子之時，不能自主裁決，終於起用愚昧之人。高宗溺愛寢臥中人，不警戒防微杜漸，以至於禍害遍及天下，毀滅邦國家族。可嘆哪，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實在堪稱極難處置呀！能不審慎嗎？
則天順聖皇后：武則天；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李顯（母子同傳）
昔都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殺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後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於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兇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兇，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倖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
譯文：古時孔子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恐懼，他對弒君篡國的魁首，概不擯棄，這是否由於篡位奪國，為最大罪惡，不掩蓋史實，以使其大惡昭著而不被隱瞞的緣故呢？司馬遷、班固都寫了《高後紀》，呂后雖非篡漢改朝，但她竊掌國柄，因而不敢掩蓋這一史實，這是否因為他們懂得聖人的深意呢？或者只是偶合於《春秋》的筆法？舊唐史沿襲這一做法，將武后列於帝王本紀，這是由來已久的了。吉凶禍福對於人，就像影之隨形、迴響應聲，因而行善事者常多吉利，但不幸而遭兇禍的人也有不少；作惡者未嘗不遭兇禍，而倖免於禍者也不時有之。因而無德小人想事，便以為天道難知，行善者未必得福，而作惡也未必遭禍。武后的作惡，未遭大刑誅戮，即所謂“倖免者”。到了中宗、韋氏，就兇禍轉眼臨頭了。然而他親歷母后的劫難，卻又自蹈舊轍，真是所謂愚極不改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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