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公共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富有爭議的領域，各種說法，各種觀點都有，在國外很多地方，根本就沒這個概念，大家講的是政策分析或是政策科學，這裡就不做理論性的探討了。咱們談點實際的，聊大家真正關心的問題，看看現在和未來這個領域裡的事情，也看看將來會有怎樣的表現和結果，對大家有什麼樣的影響和結果。
在公共政策領域做學問，必須要知道的一點是，我們的政治制度與西方國家有著巨大的、本質上的差異。你查查百度，拉斯韋爾對公共政策學的六點界定，第一點就是，它是關於民主主義的學問，它須以民主的政治體制為前提。完了，要按照這位先哲的觀點，中國的公共政策研究基本就沒法搞下去了。現實不是這樣，中國其實更注重公共政策的研究，從延安時代開始，甚至就是由最高層領導人親自負責這方面的研究，而且成果一用就是幾十年。後來，政治迷信蔓延，這方面的研究就處於停滯狀態了。實際上，後來我們已大大地被西方國家，尤其是被西方國家政治精英雲集的智庫所超越。
比如中國威脅論，那就是一個智庫觀點。西方智庫運作就是這樣，很多時候它是一種研究領域的公共關係處理，哪裡有專家，就通過運作關係，動員起來，最後為智庫所用。因為智庫有資源，智庫有關係,智庫有錢啊，所以做這種事情很在行，由他們組織專家，搞出了很多的東西。中國威脅論就是這樣，一搞出來，我們簡直就是手忙腳亂，到處臨時抱佛腳，找專家做反擊。我們能有什麼專家啊?無非就是報紙上的那些名人、名嘴、“著名的專家學者”，人家哪將這種人放眼裡啊，根本不與你對話，於是我們的反擊變成了自說自話，中國威脅論依舊時不時地在這裡或是那裡“拿”我們一下。
所以，實事求是的說,我們在政策研究的有些方面的確是大大的落後了，的確是技不如人。
年輕人做研究須摒棄急功近利
我在蘭德訪問的時候，蘭德公司的人說,你們中國人來的太多了，但有什麼用？這個話的潛臺詞是，我們的這一套，你們學不了，也用不了！這個話也對，也不對。說它對，我在蘭德公司看到的情況，的確表明人家的研究事務運作是非常專業和成熟的。西方國家對專業精神的崇拜，貫穿始終，做出來的東西就是質量高，影響力就是大，而且要命的是，經得起時間考驗。西方國家搞政策研究的，項目主管都是頭髮花白的老先生或是老太太，斯斯文文的，講話節奏不快，但觀點犀利，這種專業人士，很難對付。你靠調門高，一點用處都沒有。
反觀我們，年輕人多，很多項目都是由急於出頭的年輕人來做。弄出來的東西，要麼與潮流一致，核心觀點和基本邏輯可以說基本就是抄襲的；要麼就是一味地反潮流，只圖標新立異，甚至是罵街，喜歡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那一套，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價要出名。我們的報紙也喜歡迎合這一套，今天說某教授發表了某某驚人之語，明天說某學者講什麼、什麼未來大趨勢。其實，這些都不是專業表現，如果按照專業精神的標準來看，都是很初級的。這種初級，還表現在項目運作時間上，我們的一個政策項目，往往只能做個幾周時間,而人家要做幾年，一個按周算時間，一個按年算時間，你說質量能一樣嗎？
對於年輕人來說，要考慮的問題是，現在如此，將來還會如此嗎？我的回答是，當然不會的，我們也在進步的，這是一定的。看問題一定要有前瞻眼光，否則你就比老先生的心態還老。
講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問，年輕人想出名有錯嗎？
年輕人總是要出名的，關鍵看怎麼個出法。我們也有年輕人，熱衷於給媒體寫文章，弄些觀點PK，希望能有點聳人聽聞的效果，這就出名了。寫文章練練筆頭，這是符合要求的，但寫文章的目的是什麼呀？目的如果就是為了寫點豆腐塊，幫助編輯填充版面，為了聳人聽聞，那就自我降低層次了。本來是個智庫的專業人士，結果卻變成了報紙或是媒體編外的寫手、拿小錢的記者，這難道不是在降低檔次嗎？專業人士沒有這麼幹活的，大家都明白自己的追求，文章也寫，但那是有話要說，為了影響力或是推廣，總之是有明確目的的。所以，西方的大投行，對於研究人員在媒體發表文章是有嚴格的審查和條件限定的。不是說，你在投行搞研究工作，就可以隨便講話了。你看現在那些隨便講話的研究人員，要麼就是被邊緣化的，要麼就根本不是研究人員了。
所謂出名有道，年輕人一定要知道這一點。要靠項目出名，要靠理論出名，尤其是要讓自己與時代背景捆綁在一起，這樣就站得住腳。能夠這樣做的，意味著你一定是精英了。
可能有人說，精英算什麼？我要務實的，我要的是發財。
研究人員應該發財嗎？現在“考公熱”是熱到發燒啊，大家為了個公務員，頭都打破了，拼的是魚死網破。搞公共政策研究的，亦官亦民，那是何等的優越地位，一個是做官員學問的地位超穩定，另一個是官員們都尊重你啊，公務員能有這優越地位嗎？太困難了！很多人放棄了這種地位，放棄了智庫的優越地位，居然為了一些短線的利益，去什麼證券公司“搞研究”，這簡直是太糊塗了。說他有些傻，一點不過分。
作為研究人員發財是應當的，而且肯定會發財。掌握未來的人不發財，那就說不過去了。問題是你怎麼發財？在我們這一行裡面，大多數人一生當中，大多數時間是在積累，是在苦幹，要發財也就是幾年的事情，就那麼短短的幾年，於是一生的財富就都有了。說白了，幾十年在積累，幾年在發財，幾年發了一生的財，就是這麼回事。沒人總在發財的，有這樣的人嗎？你說企業家是一直在發財嗎？不是的，如果說是，那是你不懂行，不懂企業，真要做企業，你會發現企業大多數時候也是在積累，通過再生產，利潤又都出去了。所以，在這上面，大多數年輕人是異想天開的，區別僅僅在於，或是自己本來就是異想天開，或是為他人壓力所迫異想天開。
要知道，精英就是要有精英的生活。你要有點理想主義色彩，搞公共政策的，不是理想主義者，那簡直不堪設想。最後弄出來的東西，真的可能會嚴重缺乏想象力，貧乏得像一碗白粥，到哪裡都是被打發的貨色。至於務實嘛，如果你的企圖心從來就不高，那我們可以談談這個，其實我們的政府總是很關心務實者利益的，街道經常舉辦的各種就業宣講活動，就很適合這種務實的人去聽聽的。當然，這些都是極端，正常的人、大多數的人，都是有點理想主義，也有點現實；還有的人有時候是理想主義，有時候是現實的。年輕人嘛，這些都正常，但你得早點打定主意，下定決心，否則就得靠削足適履，除非為你特地打造一家機構，否則誰也沒法用你了。
其實我們講精英，很多人不懂的，一輩子如果有機會能夠與時代的脈搏綁在一起，那是多麼令人激動的事情。這不比再造一個馬雲要強？要講有錢，你能比現在的馬雲有錢嗎？事實上，作為智庫的研究人員，我們在中南海就談論過馬雲的企業前途，你將來起碼是有機會決定馬雲這種財富人生命運的人，這就是精英！所謂時代的脈搏，就是主導和發現，你是明白人，別人都是夢裡人，這就是精英。但凡是精英，總是與奇蹟和夢想結合在一起的，要追著奇蹟和夢想去，不能太現實，那很愚蠢，什麼叫明志？
聰明就是起碼的明志，有明智才有明志，年輕人一定要明白這樣的道理。大家都是年輕人，再來聊聊創新。創新總是一個振奮人心的話題，根據媒體的報道，現在是一個“創富時代”，很多人有個點子，一上市就成億萬富翁了，這是多麼的振奮人心啊！有人想過其中的真相嗎？
西方國家是個嚴謹的社會，你一出生，一輩子基本就被安排好了，從搖籃到墳墓，都基本是確定的。有著幾百年發展歷史的西方穩定社會，其實都是這樣的。在這樣的社會中，很難有奇蹟，很難有機會，除非你搞創新。於是，高科技精英產生了！只有高科技有這樣的機會，這樣的穩定社會只開了一道窄門，比爾·蓋茨、喬布斯等人都是這樣的，從這道窄門走出去，大學沒畢業，人家搞高科技了，最後成了億萬富豪。西方的媒體一報道，大家總算髮現，這麼沒有機會的社會，居然也有人能找到機會，那在西方社會還不是大新聞？後來，我們追風的媒體跟著來，跟著一些從西方來的專家學者一起來，但誇大其詞，結果就演繹成了“創富時代”，這其實是將偶然當成了必然，不慘敗才奇怪。
創新，就是細緻的研究，是傑出的、帶有發現性質的成果。創新就是發現，沒有發現就沒有創新。在公共政策領域,我們是強調創新的，但強調創新，不是強調發財，我們是為了時代搞研究的，我們是為了社會發展搞研究的，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們未來的生活和命運，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高質量的發現和創新。但如果你是為了自己發財，你還能決定誰的生活和命運？
想象一下，我們的社會是多麼地渴望能擁有自己的亨廷頓，自己的克勞塞維茨，自己的拉里·金，自己的馬克思·韋伯，自己的馬漢，自己的馬歇爾，自己的弗裡德曼，自己的凱恩斯，一句話，我們要自己的思想家。可我們現在有嗎？沒有，我們有的是一幫亂嚷嚷的人物，有的是廢物，有的是名嘴，有的是演員，總之是娛樂人生，娛樂別人，也娛樂自己，但就是不是思想家。我們要相信，我們的社會，未來一定會有這樣的人物，只要你能夠真正在思想領域裡面進行創新。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站在前臺還是後臺呢？如果我們是傑出的，是否就意味著來到了前臺？西方國家的智庫，存在著一種概念，叫做“旋轉門”。 智庫的學者，從這扇門裡面出去，就成為了官員，今後還會從這扇門回來，繼續當研究人員。中國的政治制度決定了，現在還不可能這麼做。不過，據我所知，實際上我們的制度已經允許這樣的操作存在，已經有人從研究領域轉而從政，“學而優則仕”的人真的是有的，“商而優則學”的人也是有的，這不令人奇怪，只是都是在某個角落，沒有大規模的出現。所以，基本上算不得存在“旋轉門”。
從智庫的角度來看，站在後臺，始終是主流，是要堅持的方向。你不能越俎代庖，忍耐不住，跑到前面去，搖旗吶喊，取代了官員的地位，這是很犯忌的事情。哪怕僅僅是有這種思想，也是不應該的，這與智庫的本質是有衝突的。一旦這樣做，智庫本來比較超然的客觀地位就會喪失，甚至成為直接攻擊的目標和對象，這是非常危險的。不過，智庫有的時候，也要作為政策的客觀解釋者而存在，這也是智庫的重要作用之一。這種時候，智庫就從後臺走向了前臺，但畢竟這是應官員的要求所做的，通常都是偶一為之，從專業角度對各種政策進行解釋，因為客觀，所以能服人，因此也算不上“前臺”。
總的來說，搞公共政策研究的，素質擺在那裡，視野擺在那裡，所以個人發展的機會和空間都比較大，這大抵是現實，今後更是如此。
智庫的研究模式及優勢
在研究模式方面，很多年輕人關心這個問題。因為他總擔心，自己的專業是不是對口的問題。其實，公共政策這個領域的研究，本身就是邊緣的、綜合的、交叉的，這幾個概念一說，你就應該想到，其實公共政策研究領域，對你是什麼專業的基本不關心，關鍵是你的理想主義情結在哪裡？你是否願意持續地苦學、苦幹，奉獻忘我的熱情。如果您具備這樣的特點，尤其是“忘我的熱情”，那麼恭喜你，我認為你成為優秀公共政策研究人員的可能性比較大了。至於實際的研究模式，最重要的是追蹤研究和實證分析。
很多時候，要對一些問題保持追蹤式的研究，西方的智庫也是這樣的，他們有專業人員從事某一個問題的專門研究，一搞就是幾十年的。比如中央情報局就有專人長期研究蘇聯時期的罐頭生產問題，蘭德公司也有專人在研究中國的高層政治，搞的很有特點。所以，追蹤式研究是智庫的基本研究模式，有的智庫，比如安邦就藉助26個數據庫來完成這種追蹤式的研究，要求做簡報式的產品，將追蹤的成果記錄下來，進行評估。所以，
安邦對大小事件隨時有觀點，並非是偶然的，這是追蹤研究體系的成果。這是體系的力量，不是個人的力量。一般來說，追蹤式研究的優點很明顯，來龍去脈很清楚，事務的演變格局和框架很清楚，時間序列中的各個節點很可靠，很清楚，不是傳說中的東西，不是人云亦云，這樣推導出的結論，就比較可靠。至於實證分析，這裡就不多談了，因為那是最基本的，很多學者都討論過這一問題。政策是實踐中的東西，離開了實證分析，怎麼可能？年輕人感興趣的事情，可能有一個就是“在哪裡搞”的問題？
用現在的話說的通俗點，就是你在哪裡混？還有傳統點的說法，就是你在哪裡高就？總之意思都一樣，做公共政策研究的，在哪裡比較好？實事求是的說，我個人以為，現在最好的地方是大學，一般的來說，大學裡面的要求寬鬆，你看那些大學老師，來去自由，隨便噴吐泡沫。尤其是有的著名大學，本來就有現成的高層管道可以利用，這樣的研究條件就非常好了。當然，有的大學現在要求你要自己找項目，自己要花很大精力去找錢，這就很麻煩了，這就不如研究機構性質的智庫了。因為
研究機構性質的智庫，一般都有自己的市場，有自己的客戶群體，有相對固定的運作模式，你只是加入其中，將精力集中於完成知識積累，鍛鍊自己的發現能力，搞出東西，當然這壓力就小很多了。要注意的是，搞智庫研究，有沒有高層管道很重要。我們看現在有智庫名頭的多不勝數，但大多數是吹的！你又不是搞純理論的，研究出來的東西要有影響力，沒有高層管道，人家根本就不知道，那就只剩下靠吊嗓子喊了，最後有沒有影響力，基本完全靠運氣了。有鑑於此，有志於搞公共政策的年輕人要知道，出來“混”最好不要選擇什麼證券公司之類的地方，這種地方乾脆就一本正經地賺錢去,就別想弄什麼公共政策了。因為你在這種地方搞公共政策研究，無論是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基本都是瞎胡鬧，用的都是二手或是不入流的信息，靠“傳說”騙騙股民還成，玩真的，肯定是不行的。
總的來看，現在玩得轉的“成功人士”，有錢有名望的，無非就是政府的、大學的、傳媒的、娛樂的，但我相信今後一定會有智庫的。現在的政府，對智庫的聲音還是將信將疑的。現實中，越是務實的官員，越是不聽智庫的聲音，他們喜歡自己來，他們總有自己的想法，並且急於實踐。這種官員很多，但現實正在急速變化，現在官員之間PK已經不是你那裡有多少奔馳車了，而是你有什麼樣的智囊團？另外，
高層政治的格局也已經發生了變化，越是務虛的官員，越是高層級的官員，越是要傾聽智庫的聲音，因為要凝聚有效的信息，要辨識信息，還要不斷刺激思路，這些離開信息都不成，離開智庫也不成，這已經是不可改變的趨勢。所以，年輕人要對未來充滿信心。要知道不同的時代，奇蹟和夢想是不同的，娛樂正在成為過去，憂慮而嚴肅的一代即將到來。別再看不清形勢了。
閱讀更多 安邦諮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