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運動在西方轟轟烈烈許久，這幾個月，這把火終於燒到了國內。而最近某位商界大佬面臨的性侵指控，又將酒局中女性所處的地位推到了聚光燈前。
節前，一篇名為《我只想告訴你，一個女生拒絕老男人的灌酒有多難》的文章刷屏網絡。沒錯，它之所以被寫出來，是為了應對每次性侵受害人爆料後必然面對的“蕩婦羞辱”——比如：你一個女生為什麼要去酒局？你明明不情願為什麼要喝下那些酒？
正是因為要面對這種蕩婦羞辱，只有極少數的受害人會選公開和報警，更多的，則是像今天這篇文章的作者一樣，默默地以各種方式，獨自消化掉這場“羊脫虎口”的負面影響。
這是一場關於心理操控的權力遊戲——即使不想交換任何資源，身在其中的女性也難以毫無顧忌地去反抗既有的權力關係模式。更何況，這場遊戲總是開始得悄無聲息，沒有人喊Action，沒有燈光配樂，只有突然而至的震驚錯愕與受辱後的壓抑悲哀。
至於最後是不是可以羊脫虎口，只取決於對手是否兇猛，和酒精代謝能力根本無關。
到現在我仍然沒有弄清楚，我到底是導師獻祭給權力的羔羊，還是被心存文學幻想的中年人選中的角色扮演者。
嚴主任看上去是一個嚴肅的人。嚴肅讓身高一米七的嚴主任看上去高大許多。六年前我走進嚴主任辦公室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他其實很“矮小”，現在回想起來，多半是因為我當初還對權力存在著模糊的敬畏感。
六年前的冬天，臨近期末，導師給我打電話說，讓我替她相熟的朋友陳主任去嚴主任那裡取個資料翻譯一下。嚴主任的辦公室在蘇聯老樓二層，窗前有日本殖民時期種下的松樹，樹幹足有成年人的腰粗，遮去了大部分光線。嚴主任辦公室白天也開著兩盞日光燈，燈下的嚴主任臉膛黝黑。
“怎麼稱呼？”
“主任，您叫我‘小李’就行。”
“哦。小李。坐吧。”
看到嚴主任要翻譯的資料，我感到有些詫異。那根本算不得什麼資料，不過是一些介紹國外促進科技發展制定政策的新聞報道，怎麼看都和我的專業不相關，隨手能交代下屬做的事犯不著從高校找一個研究生來做。
“小李一直在學校讀書？”
“對，前年本科畢業，現在研二了。”
嚴主任又問了我情感狀況和家庭情況，我都照著把天聊死的答法作答。當時天真的我以為“一無所有”可以形成吞噬一切問題的黑洞，“情感生活空白”能封死追問的空間，“父母普通職工”則沒有可挖掘的關係網。這是我犯下的第一個錯誤。
隨著對話展開，嚴主任逐漸熱情起來，開著辦公室門壓低了聲音講新人工作態度不端正問題。我沒附和，低頭聽著，琢磨他問東問西幾個意思。等我事後想明白，馬後炮除了在自己心裡炸開聽個響，沒有其他意義。
“那……主任我翻譯好了再聯繫您。”
“發郵件給我就行，我名片上有郵箱，你發到那裡，完了再給我發個短信。”
短信發過去沒多久，嚴主任打了個電話給我，叫我去市區一家均價偏高的牛扒店吃飯，說是要感謝我。我覺得沒什麼好謝的，再者嫌牛扒店離學校遠，天冷路滑，途經的公交車不知幾時能來，麻煩，不想去。推辭再三，聽到嚴主任嚴肅地講了一聲“你不給我面子”，便不得不答應下來。
嚴主任打電話的時候距離他約定的時間間隔不久，乘公交車一定會遲到。這是我犯下的第二個錯誤。嚴主任對遲到這件事感到不悅，“你為什麼不打車來見我？”
藉著“遲到”這個由頭，嚴主任開始罰酒。我杯子裡的紅酒量是他的兩倍。一餐下來，一瓶半的酒大部分是我喝的。
“小李挺能喝啊。”嚴主任的語氣不驚不嘆，卻也不似描述客觀事實時的平靜。“走，我們去個好地方來下一場。”
“不了，主任，我明天上午還有課。”其實沒有。
“還有半瓶酒呢。”
嚴主任帶我去了一傢俬人會所，六年前這種地方很多，店長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一面挎著嚴主任的胳膊一面把我往裡面引。會所很安靜，嚴主任點了一個大包房、果盤和一瓶紅酒，門關上燈光暗下來，我像小學生一樣老老實實地坐在沙發上聽他唱《鴻雁》。
“主任唱得真好。”老佛爺身邊的小李子大概也是這般恭維。
“小李你把酒喝了。”
《鴻雁》之後是《向天再借五百年》，嚴主任那個“年”的尾音“安安”聲還沒有完全消下去，店長進來送了個果盤，她出去之後嚴主任靠過來舔我的耳朵，然後吻了我。
嚴主任動作並不粗暴，我雖然喝了不少酒但也頭腦清醒，也有足夠的力氣躲開，除了他強我弱的情景，這似乎不構成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強吻”。我什麼都沒做，整個人懵了，一動不動，害怕又傷心。
會所店長是嚴主任的熟人，這裡是他的“主場”，和“會所”勾連在一起說不明道不清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我害怕嚴主任做出更過分的舉動，更害怕自己受辱後無法伸張正義。我還害怕反抗會破壞嚴主任和陳主任、陳主任和導師的關係，更確切地講我怕我會因此得罪導師，她直接決定我能不能畢業。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是被導師選中的祭品，要知道最有價值的大項目都在“國”字頭手裡，一個女學生日後再有出息也恐難帶來這樣的利益。
心如死灰的我顯然讓嚴主任十分掃興，他沒有進一步動作轉而起身邀請我跳舞，三步舞。見我腳不軟，認為我對他的冷淡是“沒有喝到位”的結果，之後又帶我去酒吧。我在酒吧老老實實地又喝了一瓶紅酒，出來的時候已經接近凌晨了，我還能走直線，舌頭不打卷。嚴主任對這個結果不滿意，他不甘心。
他笑呵呵地問：“要不我給你找個好地方休息？”
“主任，明天上午是我導師的課，曠課我說不清楚的，我得回學校。”我想賭一把我到底是不是導師獻上的祭品。
嚴主任叫了輛出租車，他送我回學校，時不時慢兩步到我身後看我能不能走直線，問幾個問題看口齒還清不清楚，一直送到寢室樓下，嚴主任不得不佩服，“小李你真能喝。”
我進了樓梯間，緊繃的神經鬆下來，腳發軟腿打晃，青蛇一樣盤上六樓，心想著同學可千萬別問我這身酒氣哪裡來的。
夜深了，樓道里沒人，洗漱間沒人，幾個寢室透出一點光亮和一絲死期將至的味道，醒著的人都心如死灰，不想看到明天。
嚴主任後續又給我打過幾次電話，我不接，他就一直打，一直打，接了就發火，指責我折了他的面子，“小陳從來不這樣”，他吼，“小陳”就是和我導師相熟的陳主任。
他去新加坡出差開會，特地給我打國際電話描繪新加坡發展新貌，“這邊免稅店很多，我回去帶化妝品給你。”但也只是說說，不過他的確送過我其他東西，一斤明前龍井、半斤陳皮普洱，都是好茶，我沒告訴我爸媽茶是怎麼來的，他們喝得蠻開心。
我和嚴主任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學校，他開車帶我繞著學校轉了一週，最後轉到學校東門對面一幢老樓前面停下來，“這裡明年要改建，做商住兩用高層，要不我給你留一套？”
兩週之後他又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去藝術學院那邊，警告我不要出現，“我是有家庭的人。”我“哦”了一聲就掛斷了，此後再也沒有聯繫。
老樓改建工程直到我碩士畢業都沒有動靜，又過了兩年，我回到學校繼續讀書，老樓才變成一片工地。至於這棟未來的商住兩用高層裡會不會有嚴主任版本的“王琦瑤”，我並不想知道。
我一度懷疑嚴主任看過王安憶《長恨歌》的某個版本，裡面有個“李主任”。“李主任是權力的象徵，是不由分說，說一不二的意志，唯有服從和聽命。
“李主任”是大時代的風雲人物，嚴主任比不了，所以他也不挑“上海小姐”下手，求一個王琦瑤的基本配置就行，情感經歷空白、父母無權無勢，再借助權力的力量打造一幢“愛麗絲公寓”邀她住進去，成就自己的浪漫化的權力圖景。
或許是嚴主任心存這點莫須有的浪漫文學理想，或許是因為他有心沒膽，否則酒精代謝能力再強也是救不了我的。
可能出於自我保護，嚴主任在我的記憶中逐漸變成一個矮小的文學人物。那個吻依舊令人噁心，但它不是真實的傷口。
歸根結底，我對嚴主任表現出的順從自始至終都源自我對師生關係的顧慮。嚴主任從一開始就被我定義為導師給我佈置的任務，我能做的就是盡最大努力自保並咬牙完成它。
嚴主任徹底崩解了我對導師的信任，我既無法開口質問她是否為了某種利益而犧牲我，也恥於向她開口複述自己的遭遇，這種信任感的崩塌是無法修復的。
信任不復存在之後，儘管我和導師還維持著密切的聯繫，但那更像是權力關係延慣性運轉的結果。我終於開始像個真正的大人一樣，學會裝模作樣。
依福柯所見，權力關係無處不在，像一張大網一樣遍佈在社會存在的四面八方，權力並不一定是壓迫性，權力實現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反抗的對象變得更加複雜，反抗權力的壓迫也變得更加困難 。有時我在想，如果我把這段故事講給導師聽，同為女性，她會怎麼想？但我又不敢想，結局會怎樣。
插畫 by Yvan 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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