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运动在西方轰轰烈烈许久，这几个月，这把火终于烧到了国内。而最近某位商界大佬面临的性侵指控，又将酒局中女性所处的地位推到了聚光灯前。
节前，一篇名为《我只想告诉你，一个女生拒绝老男人的灌酒有多难》的文章刷屏网络。没错，它之所以被写出来，是为了应对每次性侵受害人爆料后必然面对的“荡妇羞辱”——比如：你一个女生为什么要去酒局？你明明不情愿为什么要喝下那些酒？
正是因为要面对这种荡妇羞辱，只有极少数的受害人会选公开和报警，更多的，则是像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默默地以各种方式，独自消化掉这场“羊脱虎口”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场关于心理操控的权力游戏——即使不想交换任何资源，身在其中的女性也难以毫无顾忌地去反抗既有的权力关系模式。更何况，这场游戏总是开始得悄无声息，没有人喊Action，没有灯光配乐，只有突然而至的震惊错愕与受辱后的压抑悲哀。
至于最后是不是可以羊脱虎口，只取决于对手是否凶猛，和酒精代谢能力根本无关。
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弄清楚，我到底是导师献祭给权力的羔羊，还是被心存文学幻想的中年人选中的角色扮演者。
严主任看上去是一个严肃的人。严肃让身高一米七的严主任看上去高大许多。六年前我走进严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很“矮小”，现在回想起来，多半是因为我当初还对权力存在着模糊的敬畏感。
六年前的冬天，临近期末，导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替她相熟的朋友陈主任去严主任那里取个资料翻译一下。严主任的办公室在苏联老楼二层，窗前有日本殖民时期种下的松树，树干足有成年人的腰粗，遮去了大部分光线。严主任办公室白天也开着两盏日光灯，灯下的严主任脸膛黝黑。
“怎么称呼？”
“主任，您叫我‘小李’就行。”
“哦。小李。坐吧。”
看到严主任要翻译的资料，我感到有些诧异。那根本算不得什么资料，不过是一些介绍国外促进科技发展制定政策的新闻报道，怎么看都和我的专业不相关，随手能交代下属做的事犯不着从高校找一个研究生来做。
“小李一直在学校读书？”
“对，前年本科毕业，现在研二了。”
严主任又问了我情感状况和家庭情况，我都照着把天聊死的答法作答。当时天真的我以为“一无所有”可以形成吞噬一切问题的黑洞，“情感生活空白”能封死追问的空间，“父母普通职工”则没有可挖掘的关系网。这是我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随着对话展开，严主任逐渐热情起来，开着办公室门压低了声音讲新人工作态度不端正问题。我没附和，低头听着，琢磨他问东问西几个意思。等我事后想明白，马后炮除了在自己心里炸开听个响，没有其他意义。
“那……主任我翻译好了再联系您。”
“发邮件给我就行，我名片上有邮箱，你发到那里，完了再给我发个短信。”
短信发过去没多久，严主任打了个电话给我，叫我去市区一家均价偏高的牛扒店吃饭，说是要感谢我。我觉得没什么好谢的，再者嫌牛扒店离学校远，天冷路滑，途经的公交车不知几时能来，麻烦，不想去。推辞再三，听到严主任严肃地讲了一声“你不给我面子”，便不得不答应下来。
严主任打电话的时候距离他约定的时间间隔不久，乘公交车一定会迟到。这是我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严主任对迟到这件事感到不悦，“你为什么不打车来见我？”
借着“迟到”这个由头，严主任开始罚酒。我杯子里的红酒量是他的两倍。一餐下来，一瓶半的酒大部分是我喝的。
“小李挺能喝啊。”严主任的语气不惊不叹，却也不似描述客观事实时的平静。“走，我们去个好地方来下一场。”
“不了，主任，我明天上午还有课。”其实没有。
“还有半瓶酒呢。”
严主任带我去了一家私人会所，六年前这种地方很多，店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面挎着严主任的胳膊一面把我往里面引。会所很安静，严主任点了一个大包房、果盘和一瓶红酒，门关上灯光暗下来，我像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地坐在沙发上听他唱《鸿雁》。
“主任唱得真好。”老佛爷身边的小李子大概也是这般恭维。
“小李你把酒喝了。”
《鸿雁》之后是《向天再借五百年》，严主任那个“年”的尾音“安安”声还没有完全消下去，店长进来送了个果盘，她出去之后严主任靠过来舔我的耳朵，然后吻了我。
严主任动作并不粗暴，我虽然喝了不少酒但也头脑清醒，也有足够的力气躲开，除了他强我弱的情景，这似乎不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强吻”。我什么都没做，整个人懵了，一动不动，害怕又伤心。
会所店长是严主任的熟人，这里是他的“主场”，和“会所”勾连在一起说不明道不清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害怕严主任做出更过分的举动，更害怕自己受辱后无法伸张正义。我还害怕反抗会破坏严主任和陈主任、陈主任和导师的关系，更确切地讲我怕我会因此得罪导师，她直接决定我能不能毕业。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被导师选中的祭品，要知道最有价值的大项目都在“国”字头手里，一个女学生日后再有出息也恐难带来这样的利益。
心如死灰的我显然让严主任十分扫兴，他没有进一步动作转而起身邀请我跳舞，三步舞。见我脚不软，认为我对他的冷淡是“没有喝到位”的结果，之后又带我去酒吧。我在酒吧老老实实地又喝了一瓶红酒，出来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了，我还能走直线，舌头不打卷。严主任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他不甘心。
他笑呵呵地问：“要不我给你找个好地方休息？”
“主任，明天上午是我导师的课，旷课我说不清楚的，我得回学校。”我想赌一把我到底是不是导师献上的祭品。
严主任叫了辆出租车，他送我回学校，时不时慢两步到我身后看我能不能走直线，问几个问题看口齿还清不清楚，一直送到寝室楼下，严主任不得不佩服，“小李你真能喝。”
我进了楼梯间，紧绷的神经松下来，脚发软腿打晃，青蛇一样盘上六楼，心想着同学可千万别问我这身酒气哪里来的。
夜深了，楼道里没人，洗漱间没人，几个寝室透出一点光亮和一丝死期将至的味道，醒着的人都心如死灰，不想看到明天。
严主任后续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不接，他就一直打，一直打，接了就发火，指责我折了他的面子，“小陈从来不这样”，他吼，“小陈”就是和我导师相熟的陈主任。
他去新加坡出差开会，特地给我打国际电话描绘新加坡发展新貌，“这边免税店很多，我回去带化妆品给你。”但也只是说说，不过他的确送过我其他东西，一斤明前龙井、半斤陈皮普洱，都是好茶，我没告诉我爸妈茶是怎么来的，他们喝得蛮开心。
我和严主任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学校，他开车带我绕着学校转了一周，最后转到学校东门对面一幢老楼前面停下来，“这里明年要改建，做商住两用高层，要不我给你留一套？”
两周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去艺术学院那边，警告我不要出现，“我是有家庭的人。”我“哦”了一声就挂断了，此后再也没有联系。
老楼改建工程直到我硕士毕业都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年，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书，老楼才变成一片工地。至于这栋未来的商住两用高层里会不会有严主任版本的“王琦瑶”，我并不想知道。
我一度怀疑严主任看过王安忆《长恨歌》的某个版本，里面有个“李主任”。“李主任是权力的象征，是不由分说，说一不二的意志，唯有服从和听命。
“李主任”是大时代的风云人物，严主任比不了，所以他也不挑“上海小姐”下手，求一个王琦瑶的基本配置就行，情感经历空白、父母无权无势，再借助权力的力量打造一幢“爱丽丝公寓”邀她住进去，成就自己的浪漫化的权力图景。
或许是严主任心存这点莫须有的浪漫文学理想，或许是因为他有心没胆，否则酒精代谢能力再强也是救不了我的。
可能出于自我保护，严主任在我的记忆中逐渐变成一个矮小的文学人物。那个吻依旧令人恶心，但它不是真实的伤口。
归根结底，我对严主任表现出的顺从自始至终都源自我对师生关系的顾虑。严主任从一开始就被我定义为导师给我布置的任务，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自保并咬牙完成它。
严主任彻底崩解了我对导师的信任，我既无法开口质问她是否为了某种利益而牺牲我，也耻于向她开口复述自己的遭遇，这种信任感的崩塌是无法修复的。
信任不复存在之后，尽管我和导师还维持着密切的联系，但那更像是权力关系延惯性运转的结果。我终于开始像个真正的大人一样，学会装模作样。
依福柯所见，权力关系无处不在，像一张大网一样遍布在社会存在的四面八方，权力并不一定是压迫性，权力实现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反抗的对象变得更加复杂，反抗权力的压迫也变得更加困难 。有时我在想，如果我把这段故事讲给导师听，同为女性，她会怎么想？但我又不敢想，结局会怎样。
插画 by Yvan 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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