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下鄉插隊時，前前後後我當了四年生產隊會計。
那時，公社社員對生產隊長和會計多掙公分是不滿意的。他們編了個順口溜：“隊長會計，大衣披披，開開會議，街上起起（起起，常州土話，意思是去去），工分照記”。不過，平心而論，我們隊長是個非常負責的隊長，全隊的生產都由他操心。每天派工，他先得隔夜把全村所有田塊轉遍，以便心中有數，第二天，再安排幹哪些活，哪樣活幾個人幹，派誰幹。同時，全年種什麼，水稻小麥紅花草各種多少畝，什麼時候種，推微（相差的意思）一點都不行，這也都是生產隊長的事。此外，哪家有了矛盾，他還得當“擘柴斧頭”（意思是調解）。除了正常出工，生產隊長全年也就30個補貼工。多嗎？我認為不多。當然，大隊對生產隊長另外有照顧—派他的家屬外出務工。
當會計呢？全年補貼38個工，比隊長還多。不過這樣比較，並不科學。會計是生產隊的“內當家”，還管著公章。他的主要職責一是管全隊的經濟賬。隊裡一切經濟上的進出，哪怕買個蚤都要記賬。每個月把發票裝訂成冊，少時有一公分厚，多時厚達三四公分。二是管糧食，平均糧，基本糧，工分糧，少了1斤社員都會找來。三是編制年終分配方案。這是每一個社員最大的“核心利益”，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造方案時，要把全隊年收入減去總支出，再提取公積金公益金，這樣得到的就是當年全隊的盡收入。用盡收入除以總工分，得出的就是每一個工的單價；同時用糧管所核定的全隊當年總口糧數減去基本口糧、平均口糧，再除以總工分得出的就是每一個工分的工分糧數；最後計算出每一個社員收入多少現金、獲得多少工分糧。
會計一年到頭跑的地方也比隊長多。第一跑信用社，生產隊的現金、轉賬都歸信用社管。第二跑公社糧管所，全隊的糧食都歸它管，隊裡每分一斤糧食都要它批准。第三跑大隊部，除了和隊長商量外，一些重要開支，如買一條水泥船，都要大隊簽字蓋章。
總之，會計的工作可以概括成兩個字：一是“煩”，因為事多。二是“苦”，由於沒有計算機，就靠一把算盤，百分之百手工操作。
我們隊田多人少，我這個會計幾乎每一天都要出工，基本只能用工餘時間做賬，連春節都得搭進去。工作中，我基本做到了三條：一是頂真，丁是丁卯是卯，不含糊；二是不講情面，都是爺爺奶奶叔叔伯伯，我誰都不偏不欺；三是清廉，除非自己雙手做出來的，額外之財一分不貪。那時會計制度相當嚴格。每個月都要用一個晚上時間，由隊長、兩個貧下中農代表逐筆審查我的賬目，這樣既規範了隊長“一支筆”，又能使會計賬目不出差錯，真正做到了財務民主和財務公開。每個月，大隊還要用一天時間集中全部十九個生產隊會計進行會審，發現問題當場解決。公社總會計也會不定期深入生產隊檢查會計賬目，平均每年1-2次。
當會計的那幾年，我掙的工分還是比較多的，原因是我出勤率高，基本上全年不缺勤，加上會計補貼工，還有額外工，總數自然可觀。那會文革風潮波及農村，“抓革命，促生產”，各種學習班、批判會等五花八門的活動都少不了我這個高中生，領導總是指名道姓讓我寫什麼批判稿、發言稿，然後讓生產隊給我記工分。這樣一來無形中自然加重了群眾的負擔，難怪社員有意見。
當了四年生產隊會計，我最大的體會是：臉朝黃土背朝天，從土裡刨食的農民實在不容易。我們隊位於郊區，不管怎麼說比偏遠的縣區要強一點，但是，即便如此，每年工分單價也就六毛幾、七毛幾、八毛幾，就是每一天掙一個工，也就七八毛錢。當時，糧食不夠吃，買一斤議價米就得二毛九。一天，我用板車拉一千多斤小麥交到十幾裡遠的常州第一糧庫，回頭吃飯，一斤米飯才一海碗，捨不得點菜，買了碗豆腐湯，三下五除二，幾分鐘就吃完了，而這一天記多少工呢？一個工！至多八毛多錢吧。不幹就是了，不行！不幹就沒有工分，沒有工分就沒有工分糧，就要餓肚子。況且，你不幹，其他社員還搶著幹呢。
農民苦，農村窮，路漫漫其修遠兮，農民農村農業的出路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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