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浙商》全媒體資深記者 陳抗
“金融危機的原因非常簡單——雙方都貪婪，投資人的貪婪和銀行家的貪婪。在華爾街，貪婪是應該的——幾乎可以算是一種義務。”這是電影《大空頭》裡的一句臺詞。十年前，2008年，一場金融危機肇始美國席捲全球，從機構到個人、從金融到實業，一時間哀鴻遍野。如今十年過去，世界經濟整體走上了復甦通道，但經濟前景又有太多的不確定性，貿易摩擦升溫、地方保護主義日益高漲，全球金融危機的後遺症，依然存在著。
我們似乎從金融危機中學到了很多教訓，但華爾街的某位金融大佬毫不留情地指出：引發金融危機的問題，如今一個都沒得到解決。“因為我們只是把問題掩藏到地毯底下，金融危機歸根到底是道德危機，整個經濟和金融的基礎結構仍然沒有修復。”
按照朱格拉週期理論，經濟波動以十年為週期，我們即將迎來新的金融危機的說法不絕於耳，是舊傷未愈，還是新危機要到來？
”
決定經濟表現的分界標：金融亟需支持創新
“如果以2008年為界，中國經濟的表現在此前後發生了極大的逆轉。2008年之前經濟增速持續高漲，之後卻連年下跌，看不太清楚近期的底部在什麼位置；2008年之前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別是投資率過高、經常項目順差太大等矛盾非常突出，現在經濟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再平衡，投資率和出口依存度下降，而消費已經成為支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2008年之前雖然隱性的金融風險不小，但金融體系一直比較穩定，最近幾年金融風險頻發，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已經成為重要課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說。
究竟什麼改變了？黃益平認為變化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可以觀察到的變化是個人收入水平或者經濟發展水平。2007年，中國的人均GDP是2695美元。2017年，人均GDP已經上升到8836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從中等偏下收入水平提高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要想進入高收入經濟行列，就需要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所有陷在“陷阱”裡的經濟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無法通過創新和技術進步實現產業更新換代。這也正是中國的金融體系所面臨的新挑戰。“目前，中國經濟正快速地從要素與投資驅動走向創新驅動，其金融體系是否還行之有效，就要看它支持創新的能力。”
後遺症還在繼續：實業請堅持主業
“加入WTO後的十年是中國製造業的黃金十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製造業開始受到雙向擠壓，勞動密集型產業往東南亞遷移，高新技術引領的高端製造業迴流。”天堂硅谷金融研究院院長郭豐回憶，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GDP增長率一度由2008年第三季度的9.5%跌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4%。
“四萬億投資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了房地產市場，也造成了影子銀行的興起和資管規模的爆發，金融業總資產急劇擴張，實體經濟下降。金融資產規模的急劇擴張，必然伴隨著不斷攀升的金融風險。外部環境中，美聯儲不斷加息意味著全球貨幣迎來流動性拐點。”郭豐說。
IMF數據的顯示，2009年到2012年間，總計有4.5萬億美元資金從發達經濟體流入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佔同期全球資金流動規模的一半。如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發生了週期性逆轉。外匯儲備的快速流失無疑不利於新興經濟體應對新的金融動盪，2016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開始加強外匯管制，意圖遏制人民幣下行壓力和減少資本外流。2017年，中國更提出了去槓桿，要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到現在，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依舊被屢屢提起。
“中國監管部門需要謹慎把握金融去槓桿的力度和節奏，既保證不因槓桿的快速去除而影響金融市場穩定，又能夠擠壓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的空間並迫使其進入實體部門帶動產業的轉型升級。浙江的經濟轉型早，政府意識比較超前，提出要重點發展數字經濟和信息產業，以及提出‘鳳凰計劃’，讓企業通過上市來轉型升級。”郭豐表示，目前資金流動性緊張，建議企業還是要堅持主業，不要涉足自己不懂的領域。
危機十年中的重塑：金融科技方興未艾
當傳統大陸沒落時，新大陸崛起。2008年萌生了新物種：共享經濟，還有數字貨幣。
“金融危機縱然給世界金融體系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這也不失為一次‘重生’的機遇，尤其是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支持下，金融創新不斷湧現。”在浙江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黃文禮看來，這十年間，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是值得關注的“危機財富”。
在金融危機風波正盛之際，中本聰發表了對比特幣的構想，並於2009年1月將比特幣概念落地，以去中心化為核心特點的區塊鏈正式面世。區塊鏈的誕生，在公眾對政府和銀行的管理能力提出質疑的時候，為信任的重塑提供了一條嶄新的思路。這個構想也是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刻反思。
大數據技術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風控能力，豐富了傳統徵信模型的數據來源，有助於完整地展現企業或個人的信用特徵，形成更為精準的用戶畫像。而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在智能投顧、金融預測與反欺詐、融資授信等方面得到運用。
這些技術與傳統銀行信貸、保險、資產管理、證券交易等行業的結合，均可以列入金融科技（FinTech）的範疇。金融科技這一概念於2011年首次被正式提出，旨在用技術提升金融產品質量，拓寬金融服務範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國都進行了監管改革，對金融行業的監管日益趨嚴，而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更是暴露了當前監管體系不夠完善的問題。”黃文禮認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監管科技（RegTech）才應運而生，利用技術對金融產品與服務進行更為全面的風險評估，幫助金融機構更精準、更高效地解決監管合規問題。這是對傳統金融監管體系的補充，比如由英國率先提出的“監管沙盒”概念就是如此。去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也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員會，目的在於強化監管科技應用實踐，積極利用科學技術豐富金融監管的手段，提高監管效率。
給未來的啟示：市場化與監管兩足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從金融監管的角度給全球決策者以深刻的教訓，危機後各國金融監管政策框架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曾經說過，每一次危機都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在2013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的報告中，他提到：“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中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中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槓桿化的漫長過程，中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中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後穩步加以實施。”
金融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西方制度也遭遇了“沒有節制、疏於監管的資本主義”的強烈譴責。但黃益平提到，不能因為美國、歐洲發生了重大金融危機就否定中國金融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歐美金融體系確實一度出現自由化過度的現象，這個傾向值得警惕，但更重要的教訓是在金融創新的同時沒有及時構建有效的監管體系。“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今天中國金融體系的主要矛盾都不是市場化過度，而是市場化嚴重不足。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必須與有效金融監管框架的構建相密切配合。”
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學院院長賁聖林認為，金融科技化、跨界化、智能化給中國帶來三大挑戰：一是金融監管可能會滯後於市場的發展；二是中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的一些監管可能會相對滯後於國際一些先進的做法；三是如何監管我國的金融巨頭，使之能兼顧服務國家利益與消費者利益。“目前，中國金融科技發展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合規意識、國際管控能力、自我約束能力、危機管理能力都不足。”
在反思的同時，對於新物種所產生的新泡沫，監管需要時刻不停的更新。
延伸閱讀
中國應對：監管的軌跡
在十年前的危機之中，中國所受的影響相對較小。但在危機籠罩的陰影之下，中國在不斷地調整著相關的政策加以應對。十年間，中國金融改革的步伐也從未停止，面對著瞬息萬變的波動和風險，金融逐漸走向了更為專業和嚴責的強監管之路。
2008年，四萬億投資政策
回到2008年，為了應對來勢洶洶的全球金融危機，政府推出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施。經過匡算實施這十大措施約需投資四萬億元。
四萬億投資政策的功過，到現在也是爭論不休的話題，但在當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加上貨幣、信用政策都相對寬鬆，使房地產行業進一步擴張，由此激發了龐大的實體融資需求體系。金融行業由此得到迅速發展，在GDP中所佔比重直線上升，中國金融體系日益複雜，監管政策相對不完備，跟不上所謂“創新”的速度，引發金融逐漸遠離實體經濟的風險，因此監管政策不斷出臺。
2008年底，銀監會發文規範銀信合作
四萬億政策刺激下，信貸總量受到管控，房地產和政府投資急需資金支持，銀行依靠理財產品變相放貸，繞開存貸比、資本充足率、撥貸比和貸款額度等監管指標，形成影子銀行。
監管層注意到銀信理財合作業務潛藏的風險，從2009年到2012年針對銀信理財合作，共發佈了十條監管政策包括2008年12月發佈的《銀行與信託公司業務合作指引》（83號文）、2009年12月發佈的《關於進一步規範銀信合作有關事項的通知》、2010年8月發佈的《關於規範銀信理財合作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72號文）等。
2012年，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
2012年，房地產和製造業投資增速回落，海外歐債危機持續惡化導致出口負增長，中國經濟出現“類滯脹”特徵，經濟增速下行，通脹波動中上行。為了維持經濟增長，中國再度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
2012 年10月，證監會出臺資產管理業務“一法兩則”，即《證券公司客戶資產管理辦法》《證券公司集合資產管理業務實施細則》《證券公司定向 資產管理業務實施細則》，券商基金正式進入金融創新的洪流之中，銀行理財、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等逐步崛起，推動大資管時代的到來。
2013年，規範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業務
2013年上半年，監管層開始規範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業務，下發《中國銀監會關於規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旨在加強規範銀行理財資金，規定理財資金投資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的餘額在任何時點均以理財產品餘額的35%與商業銀行上一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總資產的4%之間孰低者為上限。
2014-2015年，同業業務監管框架基本建立
2014年5月，一行三會和外匯局五部門聯合發佈《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127號文），限制銀行表內資金對於非標資產的持有，對同業業務作出進一步規範。至此，針對國內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監管框架基本建立。
2015年，經國務院批准，財政部下達1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額度，允許地方把一部分到期高成本債務轉換成利率較低的地方政府債券。
與此同時，銀行主動擴表並開始收縮貸款，很多企業不能從銀行獲得貸款了。與之對應的是，互聯網金融開始無序膨脹，國內網貸平臺從240家增加，在2015年11月達到3476家。
2016年至今，進一步整治金融亂象
2016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把防範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2017年3-5月，以銀監會“三三四十”檢查為代表的監管政策落地，之後一行三會發布《關於規範債券市場參與者債券交易業務的通知》《商業銀行大額風險暴露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商業銀行委託貸款管理辦法》。
2017年年中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迴歸本源、加強監管協調、補足短板。同時，著力強實抑虛，健全金融風險責任擔當機制，有效處置金融風險點，增強金融監管協調的權威性有效性，強化金融監管的專業性統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業務都要納入監管，加強金融監管問責。
2017年7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宣佈成立。
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
2018年3月，銀監會和保監會合並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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