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亞，活躍著這樣一群來自中國的年輕人。他們或在農場摘水果，或在咖啡館端盤子，或在酒店打掃房間。
他們不會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而是一路追逐工作機會，到處旅行。他們自稱WHVer(Working Holiday Visa-er)——打工度假簽證持有者。
澳大利亞自2015年起對中國內地開放打工度假簽證，期限一年，每年5000個名額。這類簽證的申請者須具有一定英語水平，年齡限制在18~30歲，這種機會一個人一生只給一次。
如今，這些打工度假者有的已經回國，新一批批已經開始登陸澳大利亞。這群年輕人在澳大利亞的生活是怎樣的呢?請聽他們自己講述。
Claire：在異鄉成長
我叫Claire，1989年生人。當時我工作3年了，工作單位也是人們眼中很不錯的。可我的運氣特別好，一下子就“中了籤”，感覺特別幸運，也更堅定了要出去體驗一下的決心。而我男朋友也拿到了簽證，所以我們一起，2015年12月1日登陸悉尼。
我在澳大利亞一年時間，總共打了5份工，大部分是以前在國內從來沒幹過的農活，包括摘櫻桃、裝藍莓、砍韭蔥、摘柿子椒，還在北部達爾文做過酒店的清潔。5份工作的地點都不在大城市，不過我一點也不覺得遺憾。
回想起來，在塔斯馬尼亞州韭蔥田裡工作的那半年是最快樂的。雖然工作挺苦的，但在那裡我感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那種信任和熱情。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小鎮超市買東西，結賬時銀行卡出了點麻煩，再加上網絡很慢，導致我後面排起了長隊，可是長長的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抱怨，沒有人催促，甚至有個阿姨說可以幫我付款，我堅持自己付，阿姨在旁邊看著，直到我的銀行卡終於刷成功了，她才默默地走了。
人生最大的一次磨難也發生在塔州。那是2016年6月，塔州下大雨。我們住的小木屋距離河流入海口不遠，地勢很低，水漲得很快，淹到了我們住的地方。
後來政府派軍隊營救，我走出木屋踏入水中，水一下子就淹到了大腿根，站都站不穩。當時心裡特別害怕，軍隊把我們營救到安全地帶後，我全身控制不住地發抖。
第二天回到住地，看到汽車、物品都還在，又高興又後怕，控制不住地哭起來，可又不想被別人看到，就把羽絨服的大帽子兜在頭上，戴上耳機，裝作在聽音樂的樣子。
一年的打工度假簽證於2016年12月到期，我現在已經回到國內。很多人認為我這一年純粹是浪費，而我覺得，這一年的經歷可能對找工作、豐富簡歷來說幫助不大，不過對於個人成長卻是幫助不小。
我和男朋友的感情在這一年裡變得更加牢固了。當我站在塔州齊腰深的水裡，他握著我的手說，“不要怕，我不會放手的。”
Amy：老年人和年輕人
我叫Amy，山東人。畢業後離家工作，奮鬥幾年做了個教育留學行業的小主管，生活質量努力著一點點提升，但變得日益心浮氣躁。
在一個朋友的帶動下，我對到澳大利亞打工度假開始產生興趣，想通過這一年的經歷，感受下西方文化，平靜下內心。
為了更好過渡，我選擇在布里斯班換宿，就是住在當地人家裡，以家務勞動換取食宿，從開始專職做家政、整理花園、偶爾做飯，到後來找到工作，一直住在房主家。
他們是3個好友，不婚主義者，最小的50多歲，最大的已經70多歲，還在帶博士生。每天晚飯時間，我跟他們換著話題地聊。他們經常鼓勵我多走多看，不要忘記來這邊的初衷。他們出門拜訪朋友、看電影、旅行都喜歡帶著我。
雖然時間不長，但我跟這幾位房東的感情已經像家人一樣。我多次提出分擔食物費用，但他們說什麼都不收，說我賺錢不易，攢下來好旅行。於是我就買些鮮花水果，盡力回饋。
最開始找工作的過程並不順利。雖然我語言還算過關，但也是花了很長時間、費了很大力氣才找到工作。澳大利亞人非常看重經驗，即使服務員也傾向於找有經驗的。
我從一開始就決定避開華人餐廳，所以選擇去市中心“掃街”，即打印一沓簡歷，一家店一家店地去問去投遞，還在各種招聘網站瀏覽投遞，前後找了兩週多，投遞了不下100份簡歷，收到的offer並不多。
這需要好的心態與承受能力。最終，我得到了斯沃琪手錶銷售助理的工作。同時，我又找了一家小餐廳，後廚、收銀、服務員都做。
房東讓我瞭解了澳大利亞的老年人，而手錶店的同事則讓我見識了澳大利亞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這些年輕人喜歡派對，幽默又開放，但他們對待工作卻一絲不苟，即使客人不買，也從來都是好言好語笑臉相對，從來不會煩躁或者輕慢。
按規定，2016年11月18日之後，到南迴歸線以北工作滿88天就可以申請第二年的打工度假簽證。我想去北部碰碰運氣。得知我有這個想法，手錶店的同事還主動聯繫朋友幫我找適合的工作。我希望一直能交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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