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山區郵科院路88號，郵科院家屬區的深處，藏著一棟外表斑駁的兩層樓房。花木扶疏、樹影斑駁，一隻黃白色的小花貓，陪伴著“中國光纖之父”趙梓森夫婦，享受平靜的晚年生活。
趙梓森講述我國光纖發展歷程
和藹之中帶點幽默，86歲的趙梓森像其他普通老人一樣，是一位讓人如沐春風的老者。如果不是家中掛滿牆面的榮譽證書，人們很難把他與中國工程院院士掛鉤。
趙梓森的家中，保留著許多記錄了中國光纖發展歷史的老照片。它們或預示著中國光纖通信研究進入快車道，或記載了第一條實用光纖線路的誕生，或標誌著中外合資公司長飛公司的誕生。
一個秋日的午後，趙梓森打開塵封多年的記憶，在老照片中回憶起中國光纖通信的“那些年”。
光纖研究“前無古人”
廁所旁搭建簡易實驗室
1940年，上小學四年級的趙梓森在家中做滑翔飛機模型
1932年出生在上海的趙梓森，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信系。從小愛玩的趙梓森並非是“學霸”。因青睞實用性學科，趙梓森先後從浙江大學農藝系、復旦大學生物系退學，兩次重新參加高考，最後於1950年入讀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電信專業。
畢業後，趙梓森被分配到武漢郵電學校（武漢郵科院前身）當老師。條件極其艱苦，基礎教學佔據了大量時間，趙梓森依然在動盪的年代堅持研究，無論是“可解三階微分方程的模擬計算機”，還是“0-∞法解網絡”解“梅森公式”都備受好評。尤其是1973年主導研究的大氣光通信難題，讓武漢郵科院為之歡欣鼓舞。
“同事們都很高興，但是我卻高興不起來。為什麼呢？因為大氣激光通信受到天氣和地形的影響太大了。”趙梓森表示。偶然機會聽說美國在研究光纖通訊，他為之振奮，“玻璃絲也能通信？中國都是用銅線通信，傳輸信號是模擬信號而非數字信號，這個研究可謂‘前無古人’”。
熔鍊出高純度玻璃絲
“八二工程”商業試驗圓滿落幕
“看起來簡單的玻璃絲，要製作起來卻很困難。當時光纖通信的三個基本要素，光纖、激光器和通信機等在國內都屬空白，僅實用型光纖一項，我們就走了不少技術彎路。”趙梓森表示。
為了煉出高純度的石英玻璃，趙梓森曾想到用酒精燈與石墨爐，但因溫度不夠而無法保證純度。在連續考察了沙市與上海石英廠後，技術彎路終於被走通。
“
我們是瞎摸，畢竟不是這一個行當的，不能用石墨爐，必須得是氫氧焰——它的溫度能達到1400℃—2000℃。
”
就這樣，在極其簡單的實驗設備和製作工藝條件下，趙梓森就用氧氣、四氯化硅等原料拉制出了我國第一根實用型光纖。
1977年在武漢郵科院趙梓森（左二）與同事討論石英玻璃熔鍊
1977年，在“郵電部工業學大慶展覽會”上，趙梓森展示了自行研製的光纖傳輸黑白電視信號，得到了當時郵電部長的賞識，光纖通信由此成為國家級重點項目。
1980年在武漢郵科院趙梓森（右三）講解光纜研製過程
主建中外合資長飛公司
聯袂發聲力推光谷落戶武漢
國家領導人視察長飛公司的老照片，以及光谷廣場早年的航拍圖，也都是趙梓森私人收藏裡的“珍品”。理工科出身的趙梓森做事嚴謹，把它們一一製作成電子版歸檔，每張照片的故事都能說上半個鐘頭。引進西方技術、推動光谷落戶武漢，都成為趙梓森職業生涯記憶中的高光時刻。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力引進西方先進技術。
1985年，中國與荷蘭達成合作協議，1988年合資公司長飛公司宣告成立，趙梓森一直給予技術指導。
趙梓森表示，與中外合資的好處顯而易見，“我們的光纖製造車床是普通車床改造的，不耐腐蝕，使用一兩年後就無法保證精度；借用飛利浦公司的技術後，我們一同研發了不鏽鋼車床，拉出的玻璃絲質量非常好。”
有趣的是，飛利浦這位“老師”在拉制玻璃絲的工藝上，還比不上長飛這位中國“徒弟”。趙梓森回憶，中國技術團隊前往荷蘭學習時，精密機床讓他們大開眼界，但在製作光纖的技術研發上，中國反倒走到了荷蘭的前面。
經過30年發展，如今的長飛公司已成長為中國最大的光纖光纜高科技生產企業，光纖光纜產品已遍及全球。
除了主建長飛公司外，趙梓森還曾和同仁聯袂發聲，力推武漢·中國光谷落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黃德修教授首提“美國有硅谷，中國有光谷”，得到了業界的關注，也為趙梓森所支持。
2000年，湖北省科協主持召開“中國光谷建設武漢地區院士和專家座談會”，趙梓森等26位院士與專家簽名，呼籲光谷落戶武漢。一年之後，緊鄰洪山區，武漢·中國光谷正式誕生。趙梓森所在的武漢郵科院也成為光谷最重要的創新源頭之一。
作為“中國光纖之父”，見證了光纖通信發展歷史的趙梓森已86歲高齡，不再進行研究工作，但桃李已遍天下：學生鄔賀銓是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信息產業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大唐電信集團副總裁；學生韋樂平則曾任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總工程師兼北京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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