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江西省南部的寧都縣，天色將暮，萬籟俱寂，縣城內外，和往常一樣的平靜。
當天傍晚，在當地駐紮的國民黨第26路軍的指揮所內，參謀長趙博生，正以領餉慶賀為名宴請官兵。20時許，酒宴正盛，趙博生突然站起，一翻慷慨陳詞後，在場的6名團長、2名旅長隨即遭到拘捕，他們的圖章被繳下，並以其名義下令調部隊在指定時間、地點集合待命;樓下衛士也一舉被奪下武器，甚至一名頑抗的師參謀長被當場擊斃，12月16日清晨，旭日東昇，26路軍排著整齊的隊伍向蘇區奔去，這就是87年前，轟動全國的寧都起義。
那麼，這究竟是一場怎樣的起義行動?在當時蔣介石向蘇區瘋狂圍剿、敵我力量懸殊的歷史背景下，共產黨人又是如何打入敵人內部，採取瞞天過海之計，成功促成一支完整的國民黨部隊加入紅軍?
1931年的一天下午，國民黨第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外出回來，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發現了一封寫有“趙博生親啟”的信件，他拆開一看，信的主要內容為“九·一八”事變後的中國局勢、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等內容。原來，這是由秘密潛伏在26路軍內部的共產黨組織寫給他的。
第26路軍原是馮玉祥的西北軍部隊，後被蔣介石收編，但他對這支非嫡系並不放心，調其剿共實際上是想借刀殺人，排除異己。
這時，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已連成一片，該軍在寧都已處於紅色區域的包圍中，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當時正值梅雨季節，該軍官兵大多是北方人，到南方後嚴重水土不服，加上瘟疫流行，因病死亡者達數千人之多;且蔣介石一直視其為“雜牌軍”，在生活待遇和軍事裝備上嚴重剋扣，連續數月不發軍餉。因此，廣大士兵長時間士氣低落，軍心浮動。
這種局面，讓中共中央敏銳地意識到“第26路軍存在著直接革命的因素”。1931年5月下旬，上海黨中央派王超、袁漢澄、李肅3名共產黨員通過各種關係打入該軍，開始有組織地開展地下工作。
這封意外的信件，雖然只有寥寥數語，卻道出了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官兵對被迫執行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不滿呼聲。此時，端坐在案頭前的軍參謀長趙博生，結合當下所部面臨的慘淡處境，起心動念，決定不再淪為蔣介石“剿共”的劊子手。
很快，包括趙博生在內的20餘名官兵被秘密吸收，成立了中共特別支部委員會和官長黨員、士兵黨員兩個支部，使黨的力量滲透到該軍各個角落，基本控制了全軍。地下黨員們利用談心、上課，甚至打牌、發牢騷等各種機會巧妙地向官兵宣傳抗日救亡和革命起義。
但當黨組織各項工作在26路軍內部，有條不紊地展開時，一次意外的事件卻打破了原有的平靜，併成為起義的直接導火索。
1931年11月底，26路軍中共產黨組織領導人的名單落入蔣介石手中。蔣介石立即發來“十萬火急”的電報，嚴令查拿緝捕軍中共產黨員。這封電報被趙博生截獲，特別支部決定發動起義，派組織委員袁血卒進入蘇區與紅軍接頭。袁血卒星夜趕赴蘇區，卻被赤衛隊員當作敵探逮住，雖百般解釋仍無效果。情急之下他唱起了《國際歌》，這才使赤衛隊員們相信他是自己人。袁血卒被送到紅都瑞金，見到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劉伯堅、葉劍英等紅軍領導人，得到了關於起義的寶貴指示，隨即馬不停蹄地趕回寧都。
另一方面，由趙博生出面，爭取26路軍兩位主力旅旅長的工作也進展順利。這兩位主力旅長是董振堂和季振同。他們倆雖是國民黨軍隊的高級軍官，卻與趙博生一樣，有著摯愛祖國、不戀高官厚祿的一腔熱血。再加上“九一八”事變後大片國土淪喪，有血性的董振堂和季振同早就對蔣介石的賣國政策不滿了。關鍵時刻，他們選擇了與紅軍一起反蔣抗日的道路。
12月14日黃昏，寧都全城更換崗哨，實行戒嚴，城內通往城外的電話全部被切斷，各有關人員按照計劃進入崗位。20時許，在這幢寧都城東耶穌堂內的二層小樓裡，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起義官兵拘捕了少數反動軍官，封閉了國民黨的縣政府。當晚，中央蘇區的廣播裡傳來了國民黨第26路軍令人振奮人心的消息：“我們現在堅決的暴動了，脫離了國民黨軍閥的壓迫，從今天起，我們加入中國工農紅軍，為工農的解放奮鬥到底。”宣言震驚了全國，12月16日，起義部隊集合在固厚河畔，改編為紅軍第5軍團，編入紅一方面軍，浩浩蕩蕩地開進了中央蘇區。
寧都起義“不僅給國民黨反動派以沉重的打擊，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更對壯大紅軍隊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據史料記載，這支部隊的加入使中央蘇區主力紅軍由3萬餘人猛增到約5萬人;2萬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紅軍裝備，整個蘇區都為之振奮。
閱讀更多 歷史1奧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