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7年，日本動畫電影系列《攻殼機動隊》被改編為好萊塢真人電影，由斯嘉麗·約翰遜、朱麗葉·比諾什、北野武等明星出演，反響平平，豆瓣評分僅有6.6分。在中山大學哲學系任教的老師楊不風指出，動畫版《攻殼機動隊》跨越世紀的成功源於日本“安保一代”對於歷史、政治、社會的反思，與此同時，押井守與其同仁也將很多哲學討論引入其中，拓展了動畫的廣度和深度，其中很多科幻的設定更與今日互聯網與人工技術投射出的未來現實不謀而合。
“安保一代”這個概念源於日本戰後簽署《美日安保條約》與美國締結緊密同盟關係及其隨後引發的大規模反安保鬥爭和一系列聲勢浩大的左翼社會運動。如同歐洲的“68一代”，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是日本戰後的“安保一代”。從這一代人的心靈探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戰爭的反省，以及對於“在血腥之上建立起的經濟繁榮”的反思。與此同時，楊不風也提示讀者，押井守的動畫作品也反映了對於網絡社會形成的新的威權國家形式的警惕。
本文收錄於近日出版的文集《薔薇花與十字架》當中，在書中，楊不風通過20多篇文章，探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爾、《黑客帝國》、《攻殼機動隊》等文化領域的經典和流行之作，與此同時，也聊到了難民危機、民族認同、學生運動等社會話題。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節選了這篇談論《攻殼機動隊》及其內涵的文章，以饗讀者。
《攻殼機動隊》：日本“安保一代”的精神遺產
文 | 楊不風
熟悉《攻殼機動隊》誕生背景的影迷們都知道，“攻殼機動隊”這個名字是發行方為投合流行娛樂口味而取的中文名，無論是漫畫作者士郎正宗還是原電影導演押井守都堅持使用“Ghost in the Shell”這個原名。據士郎正宗所說，他是從作家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一篇題為“The Ghost in the Machine”的文章中獲得的靈感。取名的淵源讓作品立刻和當代哲學的討論聯繫在了一起：“The Ghost in the Machine”是英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書中用來諷刺笛卡兒式身心二元論的短語。簡而言之，賴爾認為笛卡兒將身體所屬的有形體和心靈視為兩種獨立的實體，而這完全不能解釋身心之間的關係，心靈彷彿是寄居在機器中的幽靈。
選用這一名字並不代表士郎正宗和押井守採納了笛卡兒式的觀點，倒不如說他們只是借劇中人物的對話和技術景觀拋出了一連串疑問。但這些已足以讓觀眾歎服其中深奧的哲學思考，訝異其二十多年前就預見了今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投射出的未來現實。不過，被劃入賽博朋克譜系的在對心靈、意識、生命的思考上其實並無太多新鮮的觀念。網絡產生自我意識，碳基意識與硅基意識的融合，這些核心情節均來自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年出版的《神經漫遊者》，或者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書。士郎正宗在漫畫裡就通過大段對話、獨白和註釋揣摩了這些問題。真正成為一部經典源於押井守賦予的力量：他用帶有明顯個人印記的電影語言將整個故事嵌入政治現實之中，在這一行動網絡中個體對自我的追問才具有了實在的內容。“靈魂是什麼”，沒錯，這是作品的主題，好萊塢真人版電影在這個主題上也沒有偏離太多，但這一脫離了押井守思想語境的致敬之作無論如何都只能做到形似而神非。我們不妨回顧一番押井守作品的來龍去脈，還原草薙素子和公安九課的故事的歷史場域。
一、攻殼前史：機動警察和人狼
真人版由西方演員主演，陰謀的背後主使從與美國軍方合作的日本外務省變成了高科技公司漢卡，這使得草薙素子和公安九課的行動脫離了原版所能引發的歷史聯想。押井守的多數作品都置身於日本戰敗併成為美國附庸的歷史處境之中，在為使他得以成名的系列動畫《機動警察》製作的第二部電影版中，這一點就有鮮明體現。這部1993年上映的電影一改之前低齡娛樂化的風格，第一次展示出押井守沉鬱黯淡卻又帶著十足韌性的世界色彩。劇情的主線是一場軍事政變：日本派出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士兵在東南亞執行任務時，限於開火禁令幾乎全部遇害，唯一的倖存者柘植行人潛回日本，發動了一場針對官僚體系的恐怖襲擊。一些評論者自然而然由此聯想到“二戰”時日本軍部的右翼政變，但稍微注意一下劇中一位柘植行人的同情者的評論就會發現出入：“戰爭，那東西早就已經開始了，問題是我們要保護的東西是什麼？我們要保護的這個國家和城市的和平到底是什麼？全國動員的戰爭、美軍的佔領、冷戰、世界各地從未停止的內戰和民族衝突，藉由這無數的戰爭支撐、在血腥之上建立起的經濟繁榮，這因為對戰爭的恐怖而不在乎好壞、不光榮的和平。”
押井守在給他的一位美國研究者布萊恩·魯（Brian Ruh）的電郵中坦白心跡：“柘植是押井守的另一個自我。如果說柘植有什麼政治思想和觀點的話，其實全都是我的。”這句剖白清楚表明押井守的激進立場。柘植與其戰友的遭遇象徵著日本戰後的矛盾地位：和平憲法限制了日本主動動用武力的權力；但1960年被自民黨強行通過的《美日安保條約》使兩國締結了緊密的同盟關係，也使日本完全置於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自衛隊軍力擴張，已成為世界上排名前列的軍事力量。《美日安保條約》引發了大規模的反安保鬥爭和一系列聲勢浩大的左翼社會運動。如同歐洲的“68一代”，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是日本戰後的“安保一代”。出生於1951年的押井守在這一時期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期，他高中時就曾參加左翼活動。柘植表面上的復仇行動最終是一場沒有佔領中樞、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要求、沒有傷害任何平民的假恐怖襲擊，他的目的是打破人們對體系性壁壘遮掩下的現代日常生活的幻覺，而這很可能是押井守自左翼運動歲月逐漸樹立的信念。無法知道押井守是否讀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但他的觀點可被視為沃勒斯坦理論的一個粗淺表達。
不過，柘植是押井守的另一個自我。電影的主角是守衛東京的特車二課。身處體系內部卻又反抗體系的特車二課，配備著由人駕駛的巨型機械戰警。特車二課是中公安九課的前身，機械戰警則是賽博格技術實現之前的人機聯合雛形。特車二課的成員同樣有自己的正義信念，隊長後藤對戰爭的反駁是：“就算是偽裝的、不光榮的和平，也比光榮的戰爭好。”這大概是押井守的另一個自我。參加過左翼運動的押井守親眼看見了左翼學生組織如何演變成走上恐怖主義道路的日本赤軍。革命的困境與絕望凝縮在1999年上映的《人狼》(Jin-Roh)之中。這部影片帶有更多的“安保一代”的痕跡，影片開頭示威者頭盔上的“共鬥”字樣，明顯影射60年代成立的日本大學生組織“全學共鬥會議”。
劇情所依託的小紅帽和大灰狼的隱喻奠定了影片的悲觀基調。小紅帽指的是激進組織中運送炸彈的女性成員，人狼則是鎮壓首都圈抗議活動的特機隊中的秘密情報團體。影片中出現的小紅帽故事不是格林兄弟改編後的童話版本，其情節更為原始：小紅帽沒有認出扮成祖母的狼，又渴又餓的她被狼欺騙，吃了死去祖母的肉、喝了她的血，最後被狼一口吞掉。民間傳說研究者認為，格林兄弟收錄這則傳說的用意部分是對拿破崙入侵萊茵蘭地區做出一個不曾明言的評論：狼象徵拿破崙，小紅帽象徵被法國大革命熱情吸引的無辜的德國青年，他們很快被革命的血腥和殘暴所震驚。在押井守的敘事中，祖母被替換成母親，血緣親近性的增加加重了故事的殘酷。小紅帽成員圭和人狼成員伏相戀卻又被各自的組織利用而相互欺騙，圭最後死在伏的手中。結尾處人狼頭目這樣說：“在人的版本中，狼才會被小紅帽和獵人殺死。”但事實上，很難確定圭和伏誰是狼，誰是小紅帽。除了革命隱喻的解讀，原始版小紅帽還含有原始人牲祭祀的成分，這恰巧對應著押井守的人物設定中可引申出的深層含義。
原始部落的未成年人需要經歷某種暴力虐待的祭祀儀式才能作為成年人被部落所接受和保護。小紅帽離家後進入一種邊界狀態，她經過狼的吞噬才可能獲得重生。羅馬法中的“神聖人”（homo sacer）概念描述了法權上的邊界狀態：“Homo sacer”是被詛咒和放逐之人，任何人都可以不擔罪責地擊殺他，但他又是神聖的，不可再作為任何宗教儀式的犧牲，因為他不再處於國家這一人造物的保護之中，而是屬於神的純粹自然造物。中世紀繼承了這種法外之人的觀念，被剝奪了所有法律權益的罪犯甚而被剝奪了人性，被稱為狼。狼被普遍地用來比喻罪犯和沒有秩序的暴力狀態。押井守不需要上述知識背景也會使用同樣的符號，不過他的人物設定讓這一形象有了更復雜的內涵。人狼並非法外之徒，而是用於鎮壓的暴力機關。但也正因為被賦予越權的鎮壓職能，在巨大的抗議壓力下，試圖收回法外暴力的權力機關要用同樣的暴力手段取締他們，小紅帽是權力機關安插的引發剿滅行動的導火索。在這個意義上，圭和伏命運相連，同處於法權的邊界之上。運送炸彈的少女和血腥鎮壓的特警是同一種暴力的一體兩面，是國家和革命這兩種機制相互對抗的前沿，一方總有可能滑向另一方。在這個邊界上，國家暴露出它恐怖的原始面貌，並看到法外之人是其自身的鏡像。押井守無意中契合了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對“homo sacer”的解讀：“Homo sacer”指涉被排除在法權之外的狀態，國家的主權就存在於劃分法內和法外狀態、轉換法內和法外狀態的除外權之上；然而，設定了法權例外狀態的主權者在將法權容括於自身的內裡時，也讓它的外表成為暴露在法權之外的赤裸生命，同為赤裸生命的“homo sacer”因此是主權者的鏡像；在例外狀態中，主權者不再能得到任何法權奠立的正當性辯護，任何啟動例外狀態的主權都面臨在例外狀態中覆滅的危險。押井守不會有這麼多理論思考，但他一樣擊中了國家機制的核心。革命的幻滅只是對《人狼》的淺層解讀，刻畫國家在法權邊界上的猙獰面目可能才是他的深層用心。
二、攻殼後傳：固化國家中的有限行動者
兩部的電影版事實上並未太多涉及政治，政治和社會問題更多隻是背景，人們僅僅注意到賽博格技術上的驚人想象，故事情節淡化成通常的陰謀想象。與之相比，神山健治監督的前後兩季TV版完全聚焦於政治與社會，其情節之複雜甚至可作為政治學和社會學案例。導演並非押井守，但神山健治完全是他的親炙弟子。他在《人狼》中就擔任動畫監督，對其老師的思想和風格異常熟悉。在兩人所在的工作室Production I. G公佈的一篇訪談中，神山健治坦誠自己在徹徹底底地複製押井守，甚至從未嘗試與老師區分，儘管他清楚自己的作品在哪些方面與老師不同。如他所說，最大的不同是押井守的作品中人和機器的邊界在消失，而TV版堅持對人性的希望。但很難說，神山對人性的理解不是來自押井。
TV版的人物設定沿襲了押井守邊界狀態上的雙主線，一方是公安機關的特別部門，一方是恐怖分子，最終雙方遵循同樣的行動邏輯。第一季《笑面男》以20世紀80年代的格力高·森永事件為原型。1984-1985年期間，江崎格力高食品公司和其他若干家食品企業被威脅投毒和索要贖金，在一些超市也確實發現了裝入氰化物卻附有警告信的相關品牌食品。在給媒體的挑戰信中，罪犯自稱“怪人二十一面相”。日本警視廳傾力調查，但直到訴訟過期仍未破獲。此案雖然發生了綁架、勒索和投毒，但由於罪犯的特意警告並無人中毒，勒索也沒有下文，只是引起上市食品公司股價的巨幅波動。《笑面男》糅合了原型案件的多重要素，超級駭客利用大範圍電子腦和信號入侵留下的笑面男形象呼應著“怪人二十一面相”這一名稱。模仿性犯罪是笑面人故意引起的效應，TV版的副標題“孤獨者的複合體”（Stand Alone Complex）是對這種現象的精準描述。儘管有人懷疑格力高事件的主犯意圖從股價波動中獲利，但神山健治可能更願意將其想象成無政府主義者的挑釁。笑面男的目的是，通過各種並未造成真實傷害的恐怖事件吸引九課去調查政府部門與大公司背後串通好的通過壓制低廉的電子化病患治療技術以謀取壟斷利益這一陰謀。
如同駭客在劇情中引發模仿行為，笑面男作為一個文化符號也在現實中激起漣漪。《笑面男》本是塞林格1949年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片中的笑面男圖像下還有一句《麥田裡的守望者》中的獨白：“我認為自己應當偽裝成一個聾子、瞎子和啞巴。”塞林格的作品曾是數代青年的“聖經”，引發了無數反社會叛逆人士的共鳴，片中超級駭客的真實面目與其類似，不過他的選擇是介入社會。“匿名者”、電子前哨基金會、維基解密等維護互聯網公民自由的網絡團體是他在現實中的鏡像，笑面男圖像毫不意外地被他們的成員公開使用，成為可能僅次於《V字仇殺隊》中的蓋伊·福克斯面具的流行抗議符號。如果說孤獨（Stand Alone）是塞林格式人物的典型特徵的話，那麼互聯網給了他們組成一個鬆散卻相互聯結的複合體（Complex）的機會。相比於對賽博格技術的科幻預言，2002年上映的《孤獨者的複合體》已經準確描摹了2003年成立的“匿名者”這類組織的行動方式：信息的傳播、共享、同步，依靠個人理性判斷行動，產生無組織、無動員的自發聯合，形成一個他們所說的數字化的全球腦，以集體駭客攻擊的方式表達抗議，揭露被隱瞞的信息。這種最初只是小範圍的集體行動，儘管有限、沒有集中訴求、甚至帶著娛樂和戲謔，但已經參與到塑造世界歷史的進程之中。片中素子和九課雖是主角，卻更像是笑面男的輔助者，雖然身為公職人員卻認同“恐怖分子”的邏輯。這不僅和押井守影片的設定一脈相承，又可謂斯諾登的先聲。
第二季《個體十一人》從社會擴展到政治。真人版電影保留了這一部中的反面主角久世英雄，並將其和原版中的傀儡師融合。久世英雄所參與的“個體十一人”延續了孤獨者的複合體的行動模式，但對於大戰之後處於法外之地的東北亞難民而言，他更像是一個傳統的革命領袖。嶄新的網絡擴散和串聯與傳統的集體動員和行動混合在一起，從大量難民的無數銀行賬戶中盜取的小數點後幾位的微小額度匯成了鉅額資金以支持久世的行動，這像極了美國左翼選民靠小額捐款支持桑德斯的方式。再次驚人地預見了現實。神山和押井明白，在大資本和掌權者有著影響權力的便捷途徑的政治結構中，弱勢群體只能依靠相互團結的社會互助網絡。
除了兩部TV版，神山健治還執導了一部以錄像帶形式首發的作品，它算是TV版的續集。這一部更集中地體現出神山對當代社會的理解和他所繼承的押井風格。“Solide State Society”和“Stand Alone Complex”一樣是對真實現象的一個精準描述，但語意雙關，更難翻譯。“Solide State”本身是片中沒有子女、靠智能監護系統護理的“貴腐老人”們的個體意識在網絡上形成的集體意識的自稱。他們在超級駭客傀儡廻的幫助下綁架受到虐待的兒童，篡改其記憶和身份記錄後加以收養，以避免他們死後遺產被國家徵收。這個表面上意為“固體狀態”的短語讓人不知所云，但若理解為固化國家，即揭示出貴腐老人網絡與其所嵌入的國家體系的同構性。傀儡廻隱身於政府議員藏匿部分被綁兒童並進行電子化政治洗腦的組織中。鼓吹日本人純種性的議員的目的是通過洗腦培養黨派接班人。貴腐老人雖然反抗國家的遺產征斂，但靠綁架兒童實現的目的亦不過是和種族傳承類似的遺產傳承。無論是種族主義者還是貴腐老人都要維持一個固化的封閉系統，儘管一個系統試圖掙脫另一個系統的控制。置身其間的九課和草薙素子面對著行動上的兩難，最後傀儡廻身份的揭露更加重了兩難間的分裂，並強化了素子所處的邊界狀態。當素子質問傀儡廻的真身時，對方回答：“這樣有著自我中心正義感的人在你記憶中應該不多吧。”素子的回憶中閃現出從九課成員到久世等各色人物，最後定格為自己，鏡頭同時顯示，傀儡廻使用的義體正是素子自己曾使用過的義體。神山在暗示，傀儡廻是已經可以自由在不同義體之間轉換、甚至同時控制兩部義體的素子的部分意識。傀儡廻彷彿素子分裂的人格，但二者又秉持同樣的信念。是否使用沒有界限的手段踐行信念是素子時時面對的矛盾。這種內部張力早就埋在押井腦中。
三、：邊界之人與人的邊界
押井守導演的兩部電影版中的人物行動都應當放到上述政治語境中來理解。真人版的一大改動是將電腦程序傀儡師和久世英雄嫁接，刪除了程序產生意識這一想象。這類幻想在好萊塢不算什麼新鮮玩意，但沒有了原版中傀儡師所說的“生命是信息洪流中的節點”這一段對生命本質的追問，電影深度頓失，好在核心理念上與原作偏差不大。無論押井還是神山，都在質疑，如果記憶可以隨意修改，個體憑藉什麼保持自我的同一。真人版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頗為簡單：人不僅是靠記憶，更是靠行動確認自我。雖有好萊塢思想快餐的味道，但基本上道理不錯。儘管在原版傀儡師的追問中，記憶和所有信息一樣可以儲存在外部設備中，可以隨意篡改，但問題是自我意識如何作為一個信息節點而誕生。自我不僅需要依靠感知和數據蒐集產生的信息累積，而且在信息收集初始就需要面對什麼信息是真、什麼信息是好這些判斷難題。自我如果要靠行動顯示自己的存在，就需要依靠這些判斷，將其作為行動依據。
現有的智能神經網絡所依靠的工程師的調教、輸贏策略的預設以及大規模人機交互的反饋，歸根結底是統計學意義上的擇優策略。在具有明確功利性效用的應用中，神經網絡已經顯示出驚人的實力。但在效用無法還原為計量優劣的應用中，神經網絡的表現會產生明顯的劣勝優汰效應。例如擁有自主學習能力的智能對話系統會迅速表現出種族主義傾向，因為在網絡上人類留下的種族主義言論具有統計優勢，而人工智能還無法從價值上判斷這些言論的好壞。傀儡師作為一個情報部門的信息蒐集程序如何獲得行動的依據，是電影中啟人思索的謎題。原作一定程度上觸及關鍵：傀儡師被稱為只是具有自我保存功能的電腦程序，但它前往九課的目的是以生命的名義申請政治避難權。自我保存是生命的基本特徵，所有生命體最基本的運動是趨利避害保存自己。傀儡師如果以自我保存作為信息處理和進行活動的基本原則，區別於單純信息累積的意識節點就誕生了。
然而，一，從無法自我保存的非生命體到能夠自我保存的生命體是一個巨大的跳躍，中間發生了什麼是一個神秘的黑箱；二，儘管傀儡師反詰人類的DNA也不過是自我複製的程序，但人行動的依據不僅僅是自我保存，畢竟最原始的微生物也是如此；三，自我保存的重心在於保存什麼，如果自我是一個無限的信息收集節點，而收集的信息和收集機制又能輕而易舉地複製，保存的意義何在？問題一是的背景謎題，電影和TV版的情節都圍繞問題二和三展開。真人版雖說出“人靠行動確認自我”這一臺詞，但找回原本記憶的素子顯得只是一個19世紀破壞工廠機器的盧德分子那樣的反技術主義者、一個助人為樂的美式超級英雄。脫離了押井守“安保一代”的歷史語境，角色立刻喪失了其賴以存在的土壤。針對法外之徒的恐怖分子行動的素子和九課，是裸露在國家法權內裡之外的暴力機關，因此得以窺見國家的各種猙獰手段。他們和押井數部作品中的主角一樣行動在法與非法的邊界之上。押井將自己心中的激進左派理念和良知倫理注入九課成員心中，用他們的行動傳達自己對國家權力的質疑，並在虛構出的近未來世界中延續“安保一代”的精神遺產。只不過，他又為自己的態度添加了一重束縛：讓他刻畫的所有角色都身處自己討厭的公安部門。一方面用角色心中秉持的正當性檢視國家體系的脫軌行為，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說是用國家秩序已然確立的合法性來約束可能脫韁的正當性訴求。
雖然在實踐態度上可以保持審慎，但自由卻又合乎科學邏輯的幻想突破了這重束縛。真人版的最後，素子拒絕了久世脫離義體進入網絡世界的建議，北野武扮演的九課課長不倫不類地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逮捕了漢卡總裁，又莫名其妙地徵得素子的授權後將其擊斃。原作中，素子和傀儡師結合，承認了新的生命形態，其彰顯的是技術本身的激進力量。傀儡師作為不被承認卻有著明確自我意識的存在申請政治避難時，是徹徹底底處於法權之外的赤裸生命。和過往一切法外之徒一樣，它要求的是法權之下的平等庇護。過往一切的例外狀態因地域、家族、階層、民族、種族、性別等種種區隔而定，與對它們的顛覆相比，這是最徹底的突破，因為它衝破的是人與非人、生命和非生命的邊界。只是到了這一臨界點上，想象的激進力量不再能被想象者的實踐上的審慎所掌控。
無論押井持有多麼激進的左翼理念，他推崇的仍舊是個體的自由和平等，但與傀儡師融合後，個體的存在已成疑問。儘管傀儡師聲稱自己缺乏繁衍和死亡能力，無法產生變異以對抗病毒，因此要求與素子融合，但另一方面它又用一段佛教式的用語鼓動素子打破我執的侷限，放棄對自我同一的堅持，融入無限的網絡信息海洋。差異和保存的前提是個體的存在，當個體本身消弭時，剩下的只有無限雜多的數據和掌控一切的超級智能。這正是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呈現的前景和危險：隨著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發展，文藝復興以來奠立的人文主義價值觀將被徹底顛覆，生命將被還原成一串串的數據，政治本身也將不復存在，唯有一個無處不在的中央數據處理器。神山健治意識到老師的想象中蘊含的危險，所以在表現九課的思維戰車塔奇克馬們在相互同步信息時如何能產生個體的差異和獨特性的時候，他的一個設想是給它們喂天然機油，從而催生自然的口味差異。這個看起來幼稚的設想，也許非常關鍵。雖然在TV版第二季中久世的目標是帶領難民的意識進入網絡從而獲得解放，但中貴腐老人在網絡上的意識構成的固化國家也在提醒人們，數據主義式的意識聯合和現實中的固化國家一樣可怕。就如霍布斯用無數小人堆成的巨人比喻國家這一人造物，為了為現代威權國家奠基，獨裁者也莫不青睞大數據的收集。誰若堅持人文主義的價值觀，誰就要警惕這一危險。可能的選項是抵制任何一種系統的獨大，保持“Stand Alone Complex”。
（本文選自《薔薇花與十字架》第二輯《自由與責任》，經出版社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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