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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0月25日至27日正式訪問中國，中日關係逐漸重回正軌。怎麼看待日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曾多次赴日，撰寫多篇日本問題的評論。本文刊於2016年4月8日《環球時報》，現再讀，意猶新。
1
中國離日本的社會文明層面上的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
在東京羽田機場直上三樓出發層的滾梯中段，我回頭驚然發現司機還站立在送機口，仍在向我鞠著躬道別。他是大連人，到日本快20年了。第一次受同胞長鞠禮，除了有點受不起外，還對日本優質服務與文明教化驚歎不已。
5分鐘後，在換登機牌處，遇到一群“暴買日貨”的中國人，他們一句外語不會，詢問我在哪打包，如何過關。當他們從我這裡知道所有信息後，連聲“謝謝”都沒有，扭頭就走了。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中日兩國個別人群間的教養差異，更是兩個社會群體在同樣經歷過多年快速發展後所呈現出來的文明水平差距。
在日本幾天，有數十個親歷事例證明，除了經濟總量的超越之外，中國對日本的社會發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
承認這一點，在中國輿論界一定會捱罵，甚至會犯政治正確性的錯誤。但是，在過去五年，中國GDP總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超過日本，併成為後者的兩倍有餘，且還會不可阻擋地呈現三倍、四倍甚至更多的趨勢時，如何冷靜地察覺到中國本身的不足，發現“對手”日本的某些優點與長處，相當考驗智庫學者的智慧與責任。
我不願像一般遊記那樣贅述東京城市街頭多麼乾淨，街道設施多麼便民，垃圾分類多麼精緻，城市佈局多麼合理，商業服務多麼可親，廁所衛生多麼無味，素質教育多麼有效……只要講一個例子就夠了：2014年中國赴日本旅行達220萬人次，比前一年增加了82%；2015年更達到500萬，再翻一番。去年訪問日本的外國遊客，中國人數佔了25%，但消費額卻佔近一半，且將近1/3中國人都兩次以上去日本，俗稱“回頭客”。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國遊客回國後，都在講同一個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錯，東西也不貴……
中國遊客用腳投票，警示著中國發展的諸多不足。儘管從2007年以來，對日本厭惡的中國人（主要在政治方面）比例從不到4成增長到接近9成；儘管中國國內無數網絡輿論在抨擊中國遊客的“沒有骨氣”或“賤”；儘管我們有無數理由相信未來中國會更好，
但至少目前看來，中國急需一份研究報告，全面剖析中國遊客為何一無返顧地衝向日本，並消費了相比他國的最高平均額度？2
日本：中小國家的“命”，卻懷大國的“心”？
答案會很複雜。但有一點要自我提醒：千萬別因為內心存在對日本不正視歷史的憎惡，而迷住了發現“對手”優點的眼睛。真實地看日本，是讓近年來狂熱地痴迷於國力上漲的中國人冷靜、保持憂患意識與自我批判精神的重要途徑。
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們恍然發現，日本其實只有中小國家的“命”（如它的國土面積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卻曾經幹出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且現在仍然長期保持著全球經濟、技術均很靠前位置的能力，甚至還揚言要“領導亞洲”時，中國人更應該擁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這種敬重恐怕應該與對日本扭曲歷史觀的憎惡、對其外交“兩面人”方式的批判並行不悖。
日本國土約37.8萬平方公里，中國的1/25左右。日本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土地適合農業和居住，更多的是山，但日本卻有1億多人口。類似人口密度恐怕只有讓現在的臺灣、海南再增加4-5倍的人口才能體會。或者，設想一下如果上海再多3倍人口，會是怎麼樣的？
奇怪的是，在東京、大阪、京都許多街頭，並沒有那種像香港那樣的擁擠感。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日本城市的地下幾乎已被掏空了，有的地下還有好幾層，民眾只需要在地鐵、地下商場、各個樓宇間穿梭，就能完成日常生活與工作的衣食住行。”相比於國內無數人吐槽北京地鐵有時先出站到地面、再穿行到城鐵的笨拙設計，日本人細緻合理利用城市空間佈局的高明之處顯露無疑。
這些精緻到極點的狀態，甚至讓許多中國人產生憐愛感。國內某著名雜誌近期做了一個專題，叫“日本風物記”，裡面用幾十頁的篇幅講述：中國以大為美，大山大水，大開大合，大團圓，日本卻以小為美，小山，小花，小臉，小雀兒，還有小確幸。
“這些’小’有時會讓中國人變得憐愛爆棚，自己似乎被日本無窮盡地吸引住了。”一位迷上東野圭吾的朋友告訴我。她說，看著日本作家那些細膩到血液與骨髓裡的文字，讓人的確有種“小確幸”。而在日本城市與村落，我與同行師友們都不至一次感嘆，日本人是如此執迷於各個角落、每個空間的捯飭！
從這個角度，我們恐怕要從另一個新角度去觀察日本，比如，看看日本人心理為何那麼形成，以及伴隨著扭曲而產生的國運延承，等等。
3
兩個並未受中國重視的日本優點
日本這種專注細節、堅忍性格的民族悲情，使本國社會呈現出了超級穩定的結構。而這恰恰是除了技術創新、社會文明外，中國還有兩點本應重點研究，卻很少在輿論中得到重視的地方。
一是“保守服從”的日本大眾心理是如何塑造出來的？日本大眾普遍具有明顯的秩序意識和從眾傾向。一般日本人比較尊重權威，尤其是在這種大眾心理下形成較為均質的社會結構。在1970年代，日本認為自己屬於中流階層的家庭高達90%，這就是所謂“一億總中流”的說法。當然，20年後，這個比例變成了40%，有一本書叫《下流社會》日本暢銷書描述了日本的衰敗。
但上世紀日本長期民權化的經濟政策與社會發展進程，對目前中國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轉型時期具有很強的借鑑意義。更有借鑑意義的是，中國人需要準確琢磨出“一黨優位”的日本政治體制的秘密。二戰後，日本自民黨單獨執政和聯合執政算起來，已經有六七十年了，這也算得上當代世界各國的政治史上的一個傳奇。畢竟，這是在權力開放和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通過一次次“選戰”，才得以蟬聯執政、一黨獨大的。
無論這種長期保持執政地位的背後，是多麼令人詬病的政、官和財“鐵三角”，或是金權政治、派系鬥爭。但中國人不得不承認，這種特殊體制一度讓日本獲取國際資源和強大治國理政的能力。尤其是19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啟了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期”。當時日本連續創造了19年國民經濟超過兩位數增長的奇蹟，1960年更是創紀錄地實現了21.4%的增長奇效，還實現了社會政策的託底，維護了社會和諧與長期穩定。
這份成績單遠比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要更優異。中國人需要思考，到底是什麼力量，令日本人能夠設計出靈活與精巧，讓日本作為一個後起國家快速崛起，並在二戰後實現民族的二次復興？
無論從政治意義上的理論創新，還是從金融方法論上的資源配置，中國繼續學習與鑽研日本，與對日鬥爭博弈顯得一樣重要。在上一本專著《大國的幻像》中，我曾專門講述過“日本是中國崛起的試金石”，其中一層意思是中國崛起，如果日本都沒有研究透，沒有強大到徹底令對方心服口服，那麼，中國崛起總感覺差那麼一點意思。而在近新出版的專著《美國的焦慮》中，我反覆強調，美國模式不是中國能學的，那麼，日本的發展模式是否能夠借鑑更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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