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字致齋，滿洲正紅旗人。初為“少貧無籍”的普通官生。乾隆三十七年(1772華)被挑選入鑾儀衛，充當皇帝轎旁的侍從。在其後的20年中，和坤逐漸由一個小侍從，一躍成為集軍、政、財、文大權下一身，“寵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在乾隆訓政時期,和珅更成為出納帝命，統率百僚，綜理朝政的“二皇帝”。和珅當政期間，明目張膽地貪瀆營私，婪素受賄，巧取豪布，成為乾降中後期官場貪汙婪索之風盛行的源頭之一。和珅當政時，恃寵威福，結黨營私，排斥異已。對不願阿附之人，必乘乾隆暴怒時構陷之，對納賄結交之人，倘有過失，或巧為周旋，或緩其事，待乾隆怒氣平息後為其解脫。和印私黨因此遍天下，內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門。和坤利用遍朝私黨把持朝政，攬權枉法，導致乾隆中後期，朝廷綱紀墮廢，內政疲敗。乾隆晚年，和神在乾隆“善忘比劇，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朗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卷一)之際， 飛揚跋扈， 恣行無忌。或以腿疾為藉口，乘椅轎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或藉口乾隆擬旨字跡未真，撕去前旨，另行擬旨。和珅甚至在蓋建私邸時，大肆僭侈通制;於直隸修造墳幕時，居然設立享殿，開置隧道，被附近居民呼之為“和陵”。嘉慶嗣位後，和珅“以擁戴自居，出人意頗狂傲”(昭棟:《嘯亭雜錄》卷八，《蘇相國》),大有“乘高宗昏老”，“快太上皇帝號今皇帝之勢”《嘉慶三年太上皇帝起居注》)。乾隆禪位前後，和珅種種“專擅犯悖”，“跋息不臣”的惡行劣跡，嚴重侵犯了皇權的尊嚴。
為了遏制瀰漫朝連的貪汙腐敗之風，整肅朝綱，整頓吏治:為了維護皇權的尊嚴，穩定王朝的統治，親政後的嘉慶皇帝，決定把清除和珅及其黨羽作為革新朝政的第一件大事。嘉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和珅及其黨羽採取了行動。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四日，嘉慶宣佈褫奪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街，命其與福長安守值殯殿、不得任意出入。
正月初五日，嘉慶頒發求言之語。詔求直言，是嘉慶親政後革新朝政的一個重要措施，實際也是一紙動員令，要求王公大臣，九卿科道參劾和珅，以期獲得和珅的更多罪證。
正片初八日，嘉慶以科道糾劾為由，褫奪和珅、福長安職，並將他們拘捕下獄。同時，令王公大臣臚列其罪狀。
正月十一日，公佈和珅罪狀。首次公佈的和珅罪狀主要包括:飛揚跋扈、目無君王;延擱軍報，貽誤軍國重務，貧瀆營私，僭侈逾制等。嘉慶在公佈和珅罪狀時，及時提醒王公大臣，要著重追究和坤“喪心昧良，目無君上，始誤軍國重務，弄權舞弊”的罪行，其“貪婪無厭，蠢國肥家，尤屬罪之小者”。
正月十二日，嘉慶將各科道紛紛密奏和珅、福長安罪狀時卻無一 言舉劾的和珅死黨吳省欽，交部嚴加議處。罪名是“身為臺長，不知政體，惑於邪言，妄行瀆奏”。吳省欽曾為和珅老師，只因後來吳在考進士時，和珅是殿試讀卷官，竟恬不知恥地反認和珅為師。為取媚於和珅，吳省欽甚至不惜賣友求榮。當陝西監察御史曹錫寶於乾隆末年糾劾和珅管家劉全時，曾將糾劾之疏拿給同鄉吳省飲看，意在徵求吳省欽的意見。吳省欽竟立即馳告正在熱河行在陪問乾隆巡幸的和珅，使和珅得以預先大作手腳。吳省欽被交部議處，是嘉慶懲處和珅死黨的重要舉措。
正月十三日，嘉慶又處分了山東巡撫伊江阿。乾隆死後，嘉慶在批閱伊江阿奏摺時，發現其中夾有寄和珅之信，諄勸和珅節哀辦事，充滿了關切慰問之情;而對嘉慶則僅照常具一請安折，節哀之類無一字提及。嘉慶忿忿不平，認定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月復不知有聯，惟知有和珅一人”。 嚴詞諧責伊江阿“負恩昧良，莫此為甚”!下令對伊江阿“傳旨嚴行申飭並交部嚴加議處”。
正月十四日，下令將吳省飲革職問籍。
正月十五日，嘉慶再次公佈經朝臣不斷糾劾得到的和珅罪狀，共20款之多。
正月十八日，嘉慶宣佈了對和珅及其親屬和黨羽的處理決定。嘉慶認為和珅罪大惡極，於法實無可貸，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並不為過。即使不照大逆律凌遲處死、按照和珅貽軍國重務之重情，亦應參照乾隆因訥親始誤軍機而將其于軍前正法的成例，將和珅處斬。考慮到當時正是為乾隆服喪期間，將其鋪政重臣拋屍街頭，總不夠妥當。又念其曾任首輔大臣，嘉慶決定於萬無可貸之中，對和珅網開一面，“免其肆市”，“加恩賜令自盡”。同時還宣佈個對福長安的處理決定。福長安系滿洲鑲黃旗人，親貴名臣之後。福長安在乾隆朝積官至正紅旗滿洲副都統，武備院卿，領內務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又命其在軍機處學習行走，嘉慶三年(1798年)被封為侯爵。福長安在與利珅長期共事中,意氣相投，聯成一黨，在朝延裡排斥異已，貪贓營私。當福長安被革職拿問後，在對其家產進行查抄時，發現福長安的家產雖不及和珅，但也有許多不該擁有之物。嘉慶因此以福長安與和珅“扶同徇隱”，“肆意貪婪”之罪，決定照大學士等所請，按明黨律擬斬。然而，福長安之罪究竟不及和坤之罪，既然和珅已被加恩賜其自盡，再將福長安問斬則有些過分。最後決定改為斬監候，秋後再行處決。福長安雖然逃脫了眼前的死運，一個使他走魂失魄的場面卻正等待著他。嘉慶令將福長安押往和珅監所，跪視和珅自盡。其後，又被押回原獄監禁。
對和珅親屬，嘉慶作了以下處分:革去和珅之弟和琳公爵街，將和家所立專祠一併拆毀;和珅子豐紳殷德之妻為乾隆最愛之女和孝公主,特曲加體恤，準豐紳股德襲和珅伯爵銜，但也設定了種種限制，如只准在家閒住，不準外出滋事等:革除和琳子豐紳伊綿公爵銜，並斥退侍衛，不準在乾清門行走，僅加恩賞給雲騎尉，回本旗當閒散差使。
在和珅黨羽中，其姻親大學士蘇凌阿被令以原品退休。和珅親信李雲光被以原品休致;吳省蘭，李潢被降為編修。撤銷吳省蘭學政，令他不必在南書房行走。
嘉慶在乾隆死後的十餘天裡，使狂傲不可一世的和珅命歸地府,使仗勢作威作福的和珅親信黨羽被囚被黜。和珅柄政近20年，所管衙門眾多，由其保舉升擢者亦眾;外省官員，在和珅權勢薰天時，奔走和珅門下，逢迎行賄輸忱者，更不可勝數。和珅被誅後，那些過去或多或少與之有關的人，這時不免惴惴不安起來。為了穩定政局，妥善了結和珅一案，三月十九日,嘉慶鄭重宜布; 和珅一案“業經辦結”，除重治和珅而外，“不肯別有株連。惟在敬戒將來，不復追究既往”。他要與和珅有牽連的官員“無庸心存疑....若能遷善改過，皆可為國家出力之人。既有從前熱中躁進，一經失足，但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仍可勉為端士”。嘉慶同時告誠那些企圖借和珅一案大興政海風波的官員:不要“過事搜求，尚復攻擊陰私，摘發細故，或一二人，一二事以實其言，則舉之不勝其舉”。對於那些與和珅關係密切又不思悔改的官員，嘉慶則對他們提出嚴厲警告“經此番訓飭之後，尚不知改悔，勉立脩名，則是自甘暴棄，不齒上類，必當嚴加懲治，亦謂教誡之不豫也“(《清仁宗實錄》卷三八)。此諭一下，平日趨附和珅者，始無疑懼之心，人心乃大安。事實證明，嘉慶的這道上諭，在辦理和坤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嘉慶所宜示的“不肯別有株連”的明智政策，才做到了在嘉慶以極端手段處理和珅時，“皇城之內，晏如平日，少無驚動之意《陰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12冊)。
嘉慶誅和珅，從鞏固，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來說是必要的:從整飭內政、整肅綱紀來說也不失為行之有效的辦法。然而，在封建社會走問沒落，清王朝的統治已走向衰敗時，誅滅一個和珅，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整個社會和清王朝的統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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