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君——
高智商人群一直是一個讓人羨慕的存在。其實你大可以收起你的嫉妒，你完全可以在歷史中超越這群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人，比如一次義無反顧的見義勇為，一部扣人心絃的小說，或者提出一個驚為天人的設想。高智商並不等於高成就，關於成功的定義千千萬，但智商高絕對不是其中之一，相比於做一個高智商的公告牌，我勸你做一隻莊周夢中的蝴蝶。
我們所熟知的智商測試其實出現的歷史並不長，事實上，這種基於心理測量的測試方法其實只有一個世紀的歷史。1905年，阿爾弗雷德·比奈和西奧多·西蒙在法國創造出了智商測試的第一個版本，然而直到這個測試方法從巴黎的索邦大學傳到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學後，這些測試才真正開始應用到一些天才的身上。
1916年在斯坦福大學，劉易斯·m·特曼教授把這套測試翻譯成了英語，然後把其中的很多標準兒童化，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最初設計這些測試的動機是為了進行診斷並找出那些智力低於一般水平的孩子，也就是那些可能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們。但後來劉易斯·m·特曼想到了一個絕妙的主意:為什麼不去研究那批得分最高的孩子們呢?如果從青春期到成年期對這部分孩子一直進行跟蹤記錄，他們的人生軌跡會比其他普通智力的人們更好嗎?這些智力超群的孩子長大後會成為天才嗎?
劉易斯·m·特曼讓數百名學生參加了他新設計的智商測試。顯然，他不想要一個過於大的樣本，因為跟蹤那麼多人的智力發展過程是不切實際的。所以綜合到最後，他選擇將測試中成績前百分之二的孩子們挑選出來作為他的研究樣本。最後，一組平均年齡在11歲左右的1528名高智商的男孩和女孩脫穎而出。說他們“聰明”只是一種謙虛的說辭了，因為他們的平均智商是151,其中有77人的智商在177到200之間。這些孩子接受了各種附加的測試，反覆如此直到他們步入中年。研究最後的結果就在這本里程碑的書《天才的遺傳學研究》中，在1925年到1959年間出版了五卷《天才的遺傳學研究》，儘管劉易斯·m·特曼在最後一卷出版前就去世了，但這些智商超群的人至今仍在接受研究，雖然他們中還在世的只是一小部分了，這一部分人也被親切地稱為“Termites“（“白蟻”的縮寫）。
不過讓大家失望的是：他們中沒有人成為人們理想當中天才的模樣。他們非凡的智慧反而被用到了一些更普通的領域：比如教授、醫生、律師、科學家、工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其中兩位”白蟻“羅伯特·r·西爾斯和李·克朗巴克成為了斯坦福大學的傑出教授，他們最終接手了這項他們從小一直接受研究的項目。但很顯然他們的名氣沒有伊萬·巴甫洛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讓·皮亞傑這三位心理學史上的天才那麼大。
此外，許多”白蟻“在智力方面並沒有發揮出比其他的更多的優勢。這些相對比較平庸的人從大學畢業獲得專業或研究生學位的可能性反而比其他人要小一些，他們更多的進入了一些不需要高等教育的行業。但在這裡我們只討論其中的男性，因為在一個女性都被期望成為家庭主婦的時代，無論她們多麼聰明，考慮到她們是否獲得了工作上的非凡成就都是不公平的。(即使在智商超過180的女性中，也並不是所有人都會選擇找到屬於自己的事業。)引人注目的是，成功或失敗男人的智商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就說明，無論他們之間有著什麼樣的差異，
智力並不是成功或失敗的決定性因素。為什麼不挑選一群已經獲得成功的成年天才，然後從他們的傳記中回顧他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高智商的表現呢?
故事變的越來越糟了。在眾多測試過的智商不足以進入特曼樣本的孩子——至少有兩個獲得了比那些在測試中獲得高分而成為”白蟻“的孩子更高的評價，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故事:
路易斯·沃爾特(路易)·阿爾瓦雷斯出生在舊金山，他剛從斯坦福大學畢業來到佛羅里達州。他在10歲的時候參加了特曼測試，但因為分數太低而無法進入樣本。然而，這種落選並沒有阻礙他在25歲時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甚至在研究生時期，他就開始對物理學做出重要貢獻，最終成為“20世紀最傑出、最多產的實驗物理學家之一”。他在研究基本粒子的氫氣泡室方面的工作，就是對他才華的一個體現。在1968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那個時候還沒有任何一個”白蟻“獲得過諾貝爾獎，無論是在物理學還是其他學科，這個結果是不是讓大家感到十分驚訝呢？
威廉·肖克利是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白蟻“落選者。他比阿爾瓦雷斯大一歲，威廉·肖克利在帕洛阿爾託長大，這地方離他母親畢業的斯坦福大學並不遠。儘管他在特曼的智商測試中獲得了僅次於天才的分數，但他還是從加州理工學院獲得了學士學位，並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了博士學位。在這之後他加入貝爾實驗室，開始在固態物理學領域廣泛發表論文，並在28歲時獲得了自己的第一個專利。和路易斯·沃爾特(路易)·阿爾瓦雷斯一樣，比爾也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在雷達方面有著重大的貢獻(他也參與設計了炸彈瞄準器)。戰後，他回到貝爾實驗室，在這段時期他的目標是找到一種固態替代品，取代當時主導電子產品的舊玻璃真空管，最後他發明了晶體管這種東西。
現在我們知道：小路易和比爾本可以不參加斯坦福德-比奈智商測試，並宣稱自己的成就超越了特曼的智商認證“天才”。但他們並非是諾貝爾獎得主中唯一有過這種經歷的人，DNA結構的共同發現者詹姆斯·沃森和研究量子力學路徑積分的理查德·費曼都在當時因為得分過低而無法成為門薩的會員。
在劉易斯·m·特曼開始對1528名高智商男孩和女孩進行研究的幾年後，他找到了一名新的研究生合作者名叫凱瑟琳·考克斯。她嘗試了一個大膽的選擇：如果特曼想知道高智商的孩子長大後是否會成為成人天才，為什麼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呢?也就是說為什麼不挑選一群已經獲得成功的成年天才，然後從他們的傳記中回顧他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高智商的表現呢?
列出天才的名單是很容易的，就好像現在我們都能說出“著名科學家”XXX或者“著名藝術家”XXX。但在凱瑟琳·考克斯的前互聯網時代，做這件事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從傳記詞典和其他紙質參考著作中整理出一個列表。幸運的是，她發現了一個已經發表的名單，從中她提取出了那些最響亮的名字。最終有301位歷史創造者和領袖(分別是192位和109位)被挑選出來，毫無疑問，她的樣本中包括了現代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些頂尖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這幾個人，其中還有一些大名鼎鼎的創世紀者，比如艾薩克·牛頓、讓-雅克·盧梭、米格爾·德·塞萬提斯、路德維希·範·貝多芬和米開朗基羅(以及拿破崙·波拿巴、霍雷肖·納爾遜、亞伯拉罕·林肯和馬丁·路德等領導人)——如果條件允許，以上所有這些人都可以在維基百科上炫耀自己的傳記。
最難的部分是估算301位天才的智商分數，為什麼會這樣呢？
令人高興的是，在設計出斯坦福-比奈測試(Stanford-Binet test)一年後，劉易斯·m·特曼已經向世人展示瞭如何從傳記中估算一個人的智商。在那個時候，IQ被定義為字面上的“智商”，即一個孩子的智力年齡除以他或她的實際年齡，即算術結果乘以100。
智力年齡是由他們完成智力任務的表現決定的，而智力任務是由年齡分級決定的。如果一個5歲孩子能做10歲孩子的任務,那他的智商就是200(= 10/5×100)。
劉易斯·m·特曼將這種方法應用於他心目中的天才之一弗朗西斯·高爾頓的早期智力測試，他是第一個接受研究天才的科學家。有一次，弗朗西斯給他的姐姐寫了這樣一封信:“我現在4歲了，我能讀懂所有的英文書，除了52行拉丁詩歌外，我可以說出所有的拉丁系詞、形容詞和主動動詞。我可以做任何的加法，可以用簡單的數字相乘。我懂一點點法語，能認出時間。"
4歲的弗朗西斯·高爾頓顯然知道的東西太多了——這種行為本身就可以被認為是心理年齡更高的證據。然而現在正常的4歲孩子能做到的無非就是能說出自己的性別;說出放在他們面前的鑰匙、刀子和便士的名字;重複剛剛聽到的三個數字，或者比較他們眼前的兩排東西。總而言之，利用像這樣的傳記證據，劉易斯·m·特曼推斷弗朗西斯·高爾頓的智商接近200，他的心理年齡幾乎是實際年齡的兩倍。
凱瑟琳·考克斯決定將同樣的方法應用於301位天才上，但她不僅使用了導師的方法，還在這個方法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改進，比如
用多個傳記來源來編製成智力成長的詳細年表，並讓專業評價者根據這些年表估算他們的智商。
無論他們有什麼不同，智力並不是決定成就者和失敗者的決定性因素。
她還在測算智商的過程中加入了一些額外的步驟。並非所有被研究的天才都取得了同樣的成就，相反，許多人都碌碌無為，除了一些行業中的知名人士，他們很可能在生活中不為人所知，例如法國哲學家安託萬•阿爾諾德、瑞典化學家喬恩•雅各布•貝採利烏斯和蘇格蘭作家威廉·羅伯遜。
與此同時，她研究的天才們有時表現出僅次於天才的IQ——但有時卻低得連門薩會員的標準都達不到。在這些不那麼知名的知識分子中就有我們熟知的西班牙作家米格爾·德·塞萬提斯、波蘭天文學家尼古拉·哥白尼和法國畫家尼古拉·普桑。她在研究的過程中獲得了統計學上顯著的相關性，即使在校正數據可靠性之後，這種相關性仍然顯著。
此外，自1926年以來，這種智商與取得成功的的關係已經被多次印證，這不僅證明了成就卓越與絕頂聰明有關，還證明了她的導師劉易斯·m·特曼的理論是正確的!到目前為止，一切研究都很順利。高智商似乎會增加這些人獲得業界稱讚的幾率。話雖如此，下面有四個問題對這一結論提出了質疑。
問題1:智商和成功的相關性
智商和成功之間的關係其實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巨大。大多數統計學家將其歸類為“適度”關係，這意味著在任何一件事上都有足夠的空間允許例外的出現。有卓越成就的人智商可能低於平均水平，而智商超高的人也可能會默默無聞。我已經給出了前者的三個例子，那麼誰來舉例說明後者呢?威尼斯歷史學家保羅·薩皮(Paolo Sarpi)這個例子或許可以，雖然他的智商估計高達195，使他成為301人中最聰明的人之一，但他的成就排名卻是倒數20%，也就是第242位!
距離更近一些的例子是瑪麗蓮·沃斯·莎凡特，她曾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被其評為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據報道，她在10歲的時候就參加了斯坦福-比奈測試，並取得了滿分的成績!儘管對於如何最好地將這種表現轉化為精確的智商評估存在一些爭議。
那麼，她的主要成就到底是什麼?難道僅僅就是一個超高智商的稱號？利用這種獨特的位置，她為《遊行》雜誌撰寫了週日專欄“有請瑪麗蓮”。這個專欄的文章與《堂吉訶德》或《天體革命》中的文章並不是一個檔次的，而那兩位智力不如她的作者：塞萬提斯和哥白尼，他們有著比她更高的評價和成就!額外的60分或更高的智商並沒有給她帶來任何創造性的優勢。
問題2:創意領域
智商與成就的關係似乎取決於高智商人群成就的領域。實際上有些領域似乎並不以智力為核心。例如，著名的領導者大多並沒有天才科學家的智商高，指揮官(將軍和海軍上將)的智商也不需要那麼高，特曼樣本中最傑出的軍事領袖當然是拿破崙，但他的智商估計最高也只有145，這意味著他可能屬於智商較低的”白蟻“。
有時候，過高的智商會對有效的領導力產生不利的影響:做一個“人民的領袖”往往意味著要有一個更接近他們的水平的智力。理解力比能力有時更有說服力。因此，美國總統有時沒有比指揮官做得更好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結果幫助我們理解了為什麼“天才”這個綽號更可能用來形容偉大的創造者，而不是偉大的領導者。領導者也許會表現出超凡的魅力，但創造者更有可能表現出超高的智商。
問題3:個性和堅持很重要
因為智商卓越的相關性如此之低，所以即使這種關聯是積極的，其他與智力無關的心理因素也必須考慮在內。凱瑟琳·考克斯自己也透露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信息，除了評估她挑選出的301位天才的智商，她還從這群人中挑選了一批履歷資料特別好的人，然後對他們其中的67個人的性格特徵進行了評估。其中激勵特質作為一種特別關鍵的特質脫穎而出，正如她所言:“高智商再加上最大程度的堅持不懈，會比更高智商的人獲得更大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說，傑出的人都是成就非凡的人，而這些成可能僅僅憑他們的智商就可以得到。但天生的能力不僅需要智力，還需要激情和毅力——或者一些當代心理學家所說的“勇氣”。
問題4:欺騙性評估
在某種意義上凱瑟琳·考克斯欺騙了大家！儘管她不是故意的，但她還是構成了欺騙的行為。她的智商研究結果並不能和劉易斯·m·特曼的研究相提並論。這不僅僅是因為一個集合相對於另一個集合的準確度過高或過低，而是因為這兩個集合並不能真正測量相同的東西，至少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相提並論。
一方面，斯坦福-比奈能夠測試一個人對基本認知技能的獲得和發展，如記憶和推理，以及基本的學術技能，如“閱讀、閱讀和算術”。幾乎每個人在成年後都能夠具備這些基本技能，讓一個人比另一個人表現的更聰明的主要原因是獲得這些技能的速度。一個智商為200的5歲孩子，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掌握了一般人在10歲之前都無法掌握的東西，但除此之外他們沒有什麼區別。
另一方面，凱瑟琳·考克斯的智商評估通常是基於一些技能的評估，即使是成年人也非常難以掌握。因為這些技能對創造力的特定領域有很特殊的要求，所以最終的分數會形成蘋果和橘子，芹菜和洋蔥那樣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大多數字典中對“genius”的定義有很多版本。在智商測試中獲得140分並不是唯一的一個定義標準，《美國傳統詞典》還收錄了另一篇文章，其中這些寫道:“一種崇高的掌握知識力量，比如那些在藝術、思考或實踐領域被認為是最偉大的人;天生的具有想象力的創造、原創思想、發明或發現的本能和非凡的能力 ”。
這一定義絕對符合考克斯研究對象中小說的頂級創作者，但卻不適用於特曼研究的1500多隻白蟻。如果你足夠聰明，能在智商測試中獲得140分或更高的分數，那麼無論如何都請走這條關於創造和發明的路。一個2歲的孩子做3歲孩子能做的事情並不難，但能進行發現和創造卻並不容易，不要讓天才的餘生都沐浴在”高智商“的無限榮光之中。
但是如果您在多次重新測試之後仍沒有成功，你也沒有必要絕望。為自己選一個“藝術系、思考系或實踐系”的發展道路，然後用“富於想象力的創造、原創思想、發明或發現”獲得卓越的成就。不可否認，這其中的第二門課程似乎更需要時間和精力，甚至可能要花上一輩子的時間才能完成，但至少你可以避免做任何多餘智商測試!另外，你的天才地位可能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真正的天才所留下的影響要比測試時間長得多，他們留給世人的印象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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