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國史之上，哪個時代最適合拍《大軍師司馬懿》，三國無疑是選項之一，堪比春秋，力壓秦漢、隋唐。梁由之兄有言：“三國為期不長，但其頭緒之紛繁，態勢之複雜，人才之傑出，故事之精妙，卻幾乎空前絕後無與倫比。”若把三國比作一部影視劇的製作，謀士與軍師的作用，至少是編劇，有時還得兼任導演，甚至直接升級為導演，譬如諸葛亮和司馬懿。 把司馬懿擱進三國謀士與軍師群中，稍加對照，一些問題便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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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來看魏國著名謀士的生卒年歲，以《三國志》列傳排名為序： 荀彧（163-212年） 荀攸（157-214年） 賈詡（147-223年） 程昱（141-220年） 郭嘉（170-207年） 董昭（156-236年） 劉曄（？-234年）（有一說法，稱劉曄生於179年，與司馬懿同歲，據《三國志》，劉曄誅鄭寶，投廬江太守劉勳，“時年二十餘”，此後劉勳不聽劉曄之諫，而中孫策之計，窮途末路，投奔曹操，時值建安四年（199年），以此算來，劉曄應年長司馬懿數歲） 蔣濟（188-249年） 司馬懿（179-251年） 參照： 曹操（155-220年） 曹丕（187-226年） 司馬防（149-219年） 諸葛亮（181-234年） 倘為魏國謀士劃分代際，司馬懿應屬第二代，這一代還包括劉曄、蔣濟。荀氏叔侄、賈詡等，皆與他的父親司馬防同輩；郭嘉年長他九歲，屬於同代，然而其人出道早，去世早，無形之中提高了輩分。確定了代際，則可知司馬懿在曹操時代，戲份不會太足，一來基於年齡與資歷，二來基於才略，他都無法與荀氏叔侄、賈詡、郭嘉等比肩，這些人若在，哪有他的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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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晉書》記載，他初次從軍獻策，應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徵張魯。此時荀氏叔侄、郭嘉等盡數凋零，賈詡老奸巨猾，明哲保身，這才輪到他出場，這一年他三十七歲。 據《晉書》，司馬懿向曹操獻策，共計六次，曹操並非言聽計從，而是採納三次，拒絕三次，各佔一半。所採納的三次獻策，最著名的應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關羽水淹七軍，曹操喪膽，計劃遷都避其鋒芒，司馬懿與蔣濟獻策，聯合孫權，共擊關羽：“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這是《三國志》的說法，《晉書》當中，蔣濟被除名，功勞由司馬懿獨攬。 被曹操拒絕的三次獻策，前兩次都有待探究。第一次在戰勝張魯、平定漢中之後，司馬懿勸曹操一鼓作氣，再徵劉備：“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曹操答：“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不僅不聽，反而出言嘲諷。 《三國志》中，這一策被歸於劉曄名下，其說辭更為詳實：“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並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當然結果一樣。
《三國志》在前而《晉書》在後，《三國志》詳盡而《晉書》粗略，所以我傾向於認為這是劉曄之策。不過這裡不欲辨析真偽，而試圖論定其策略短長。相形之下，劉曄或司馬懿考量的是未來，曹操考量的則是現實。徵張魯一役，長達半年餘，非常艱苦，按《三國志》，“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曹操竟有意退兵，還是劉曄加以阻攔，方才攻克張魯，雖然取勝，損失亦大，加之蜀地易守難攻，勞師遠征，能有幾成勝算？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提供了另一種說法，蜀國降兵告訴曹操：“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曹操問劉曄：“今尚可擊不？”劉曄答：“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第二次更加不堪。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孫權上表稱臣，陳說天命，請曹操稱帝。曹操道：“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而司馬懿竟附和孫權之說：“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從時勢上講，此時曹操稱帝，未嘗不可，故而勸進的大臣，不止司馬懿一人，《三國志》列舉了陳群、桓階之名。問題在於，既為謀士，則當深知主公的心志，曹操蓋世英雄，志在一統天下，而非區區皇位，他若貪圖皇帝的尊榮，早可篡漢自立，何必等到現在，後來他坦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稱帝一事，索性留給了兒子曹丕。就此說來，司馬懿之策，可謂馬屁拍到馬腿上，當然這也可理解為站隊，以示對曹操的忠誠。
大體而言，作為謀士，以及後來作為統帥，司馬懿的才略，在三國時代，應屬第二檔，在他前面，大概能排出五到十人。對其才略，李世民有一段評語： “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眾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鬥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 李世民筆下，司馬懿的表現，判若兩人。然而這不是分裂，恰恰揭破了司馬懿的行事風格：對於才略不如他的對手，殺伐果斷，近乎碾壓；對於才略超過他的對手，謹小慎微，步步為營，甚至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譬如空城計一齣戲，諸葛亮的大膽與他的審慎，形成了鮮明對比，倘缺其一，這出戏便唱不下去。說到謹慎，李慶西先生有一妙論，他認為應該把“諸葛一生唯謹慎”改作“司馬一生唯謹慎”，這二人相比，諸葛亮的謹慎遠不及司馬懿，前者屢有用人不當的失著，“如將荊州託付關羽，街亭交給馬謖，糧草委以李嚴，都是很要命的紕漏”。
謹慎之外，司馬懿還有一大特長：隱忍。他出身士族，少年便有令名，崔琰稱其“聰亮明允，剛斷英特”，建安六年（201年），曹操徵他出來做官，《晉書》雲：“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關於這一節，《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的詮釋與吳秀波的表演簡直出神入化：司馬懿為了避免入仕，竟硬生生用馬車軋斷了雙腿，不僅忍，而且狠。 裝病這張牌，司馬懿從早年打到了晚年。正始九年（248年），七十歲的司馬懿與曹爽內鬥，猶以裝病為王牌，麻痺對方。不必引用《三國演義》等小說，哪怕是《晉書》這樣的史書，寫到這一段，依然惟妙惟肖： ……（曹）爽之徒屬亦頗疑帝（司馬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眾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才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說及隱忍，不由想起司馬懿的招牌：鷹視狼顧。劇中有一節，曹操單獨召見司馬懿，考驗其鷹視狼顧之態，二人鬥智鬥勇，精彩紛呈。不過我以為，所謂鷹視狼顧，雖然載於《晉書》，卻屬後世演義，史家批評《晉書》“所採多小書”“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正適用於此。就司馬懿隱忍的性格而言，他的氣質，不該是鷹視狼顧，鋒芒畢露，而是劇中荀彧所云的靜水流深，不可測度。 由此來說司馬懿這個人。如果說《三國演義》對其妖魔化過度，《大軍師司馬懿》則對其美化過度，所表現的才略、風骨與忠誠，竟給我一種錯覺：這哪裡是司馬懿，分明是諸葛亮。 就我讀史書的感受而論，真實的司馬懿，應在小說與電視劇之間，《晉書》說他“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大抵可信；“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
所謂憂天下心，僅僅指一種憂患意識，如果他像曹操那樣胸懷大志，史家大抵可以落筆雲“登車攪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說白了，他不是天生的野心家，他的野心，隨手中權力的擴大而滋長，然而，他從不曾像曹操那樣明言欲改朝換代，《三國演義》有意把他塑造為奸雄與野心家，待其臨終，卻留下這樣的遺言：“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常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常懷恐懼”“慎之”云云，未嘗不是他的心聲；與此相應，他的氣質，以謹慎與隱忍為主，這是拜時代與政治所賜：他所置身的世道，絕對亂世，他所侍奉的君主，曹操是雄猜之主，曹丕是陰刻之君，伴君如伴虎，加之他所代表的士族與曹氏宗親的殘酷鬥爭，其仕途，只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司馬懿能笑到最後，除了其才略，以及謹慎、隱忍的作風，還有一大法寶：長壽。他活了七十三歲，相當於曹丕、曹叡這兩代皇帝壽命相加。他的時代，比他厲害的人物，幾乎都早早死在了他前面。他的對手，曹真比他早死二十年，諸葛亮比他早死十七年，最終與他鬥法的只剩下曹爽這樣的小兒輩，不知他在晚年，算無遺策、戰無不勝之際，會不會不勝寂寞呢？
無論如何，從司馬懿身上，我們覓得了一點事理：生命的長度，有時會超過硬度，構成政治鬥爭的最大本錢，甚至是決勝因素，也許敵人過於強悍，單憑一己（群）之力，無法擊敗，然而我們可以活過它、熬死它，在祈禱與詛咒之中見證它的崩盤。在科雷馬勞改營，烏曼斯基教授便如是告誡安德列耶夫：“關鍵是，是要活過斯大林。活過斯大林的人，全會活下來。您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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