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史之上，哪个时代最适合拍《大军师司马懿》，三国无疑是选项之一，堪比春秋，力压秦汉、隋唐。梁由之兄有言：“三国为期不长，但其头绪之纷繁，态势之复杂，人才之杰出，故事之精妙，却几乎空前绝后无与伦比。”若把三国比作一部影视剧的制作，谋士与军师的作用，至少是编剧，有时还得兼任导演，甚至直接升级为导演，譬如诸葛亮和司马懿。 把司马懿搁进三国谋士与军师群中，稍加对照，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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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来看魏国著名谋士的生卒年岁，以《三国志》列传排名为序： 荀彧（163-212年） 荀攸（157-214年） 贾诩（147-223年） 程昱（141-220年） 郭嘉（170-207年） 董昭（156-236年） 刘晔（？-234年）（有一说法，称刘晔生于179年，与司马懿同岁，据《三国志》，刘晔诛郑宝，投庐江太守刘勋，“时年二十馀”，此后刘勋不听刘晔之谏，而中孙策之计，穷途末路，投奔曹操，时值建安四年（199年），以此算来，刘晔应年长司马懿数岁） 蒋济（188-249年） 司马懿（179-251年） 参照： 曹操（155-220年） 曹丕（187-226年） 司马防（149-219年） 诸葛亮（181-234年） 倘为魏国谋士划分代际，司马懿应属第二代，这一代还包括刘晔、蒋济。荀氏叔侄、贾诩等，皆与他的父亲司马防同辈；郭嘉年长他九岁，属于同代，然而其人出道早，去世早，无形之中提高了辈分。确定了代际，则可知司马懿在曹操时代，戏份不会太足，一来基于年龄与资历，二来基于才略，他都无法与荀氏叔侄、贾诩、郭嘉等比肩，这些人若在，哪有他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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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晋书》记载，他初次从军献策，应在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张鲁。此时荀氏叔侄、郭嘉等尽数凋零，贾诩老奸巨猾，明哲保身，这才轮到他出场，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据《晋书》，司马懿向曹操献策，共计六次，曹操并非言听计从，而是采纳三次，拒绝三次，各占一半。所采纳的三次献策，最著名的应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水淹七军，曹操丧胆，计划迁都避其锋芒，司马懿与蒋济献策，联合孙权，共击关羽：“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於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这是《三国志》的说法，《晋书》当中，蒋济被除名，功劳由司马懿独揽。 被曹操拒绝的三次献策，前两次都有待探究。第一次在战胜张鲁、平定汉中之后，司马懿劝曹操一鼓作气，再征刘备：“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曹操答：“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不仅不听，反而出言嘲讽。 《三国志》中，这一策被归于刘晔名下，其说辞更为详实：“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当然结果一样。
《三国志》在前而《晋书》在后，《三国志》详尽而《晋书》粗略，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刘晔之策。不过这里不欲辨析真伪，而试图论定其策略短长。相形之下，刘晔或司马懿考量的是未来，曹操考量的则是现实。征张鲁一役，长达半年余，非常艰苦，按《三国志》，“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曹操竟有意退兵，还是刘晔加以阻拦，方才攻克张鲁，虽然取胜，损失亦大，加之蜀地易守难攻，劳师远征，能有几成胜算？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蜀国降兵告诉曹操：“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曹操问刘晔：“今尚可击不？”刘晔答：“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第二次更加不堪。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上表称臣，陈说天命，请曹操称帝。曹操道：“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而司马懿竟附和孙权之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 从时势上讲，此时曹操称帝，未尝不可，故而劝进的大臣，不止司马懿一人，《三国志》列举了陈群、桓阶之名。问题在于，既为谋士，则当深知主公的心志，曹操盖世英雄，志在一统天下，而非区区皇位，他若贪图皇帝的尊荣，早可篡汉自立，何必等到现在，后来他坦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称帝一事，索性留给了儿子曹丕。就此说来，司马懿之策，可谓马屁拍到马腿上，当然这也可理解为站队，以示对曹操的忠诚。
大体而言，作为谋士，以及后来作为统帅，司马懿的才略，在三国时代，应属第二档，在他前面，大概能排出五到十人。对其才略，李世民有一段评语： “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 李世民笔下，司马懿的表现，判若两人。然而这不是分裂，恰恰揭破了司马懿的行事风格：对于才略不如他的对手，杀伐果断，近乎碾压；对于才略超过他的对手，谨小慎微，步步为营，甚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譬如空城计一出戏，诸葛亮的大胆与他的审慎，形成了鲜明对比，倘缺其一，这出戏便唱不下去。说到谨慎，李庆西先生有一妙论，他认为应该把“诸葛一生唯谨慎”改作“司马一生唯谨慎”，这二人相比，诸葛亮的谨慎远不及司马懿，前者屡有用人不当的失着，“如将荆州托付关羽，街亭交给马谡，粮草委以李严，都是很要命的纰漏”。
谨慎之外，司马懿还有一大特长：隐忍。他出身士族，少年便有令名，崔琰称其“聪亮明允，刚断英特”，建安六年（201年），曹操征他出来做官，《晋书》云：“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关于这一节，《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诠释与吴秀波的表演简直出神入化：司马懿为了避免入仕，竟硬生生用马车轧断了双腿，不仅忍，而且狠。 装病这张牌，司马懿从早年打到了晚年。正始九年（248年），七十岁的司马懿与曹爽内斗，犹以装病为王牌，麻痹对方。不必引用《三国演义》等小说，哪怕是《晋书》这样的史书，写到这一段，依然惟妙惟肖： ……（曹）爽之徒属亦颇疑帝（司马懿）。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帝。帝诈疾笃，使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帝不持杯饮，粥皆流出霑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帝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 说及隐忍，不由想起司马懿的招牌：鹰视狼顾。剧中有一节，曹操单独召见司马懿，考验其鹰视狼顾之态，二人斗智斗勇，精彩纷呈。不过我以为，所谓鹰视狼顾，虽然载于《晋书》，却属后世演义，史家批评《晋书》“所采多小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正适用于此。就司马懿隐忍的性格而言，他的气质，不该是鹰视狼顾，锋芒毕露，而是剧中荀彧所云的静水流深，不可测度。 由此来说司马懿这个人。如果说《三国演义》对其妖魔化过度，《大军师司马懿》则对其美化过度，所表现的才略、风骨与忠诚，竟给我一种错觉：这哪里是司马懿，分明是诸葛亮。 就我读史书的感受而论，真实的司马懿，应在小说与电视剧之间，《晋书》说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大抵可信；“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
所谓忧天下心，仅仅指一种忧患意识，如果他像曹操那样胸怀大志，史家大抵可以落笔云“登车搅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说白了，他不是天生的野心家，他的野心，随手中权力的扩大而滋长，然而，他从不曾像曹操那样明言欲改朝换代，《三国演义》有意把他塑造为奸雄与野心家，待其临终，却留下这样的遗言：“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常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常怀恐惧”“慎之”云云，未尝不是他的心声；与此相应，他的气质，以谨慎与隐忍为主，这是拜时代与政治所赐：他所置身的世道，绝对乱世，他所侍奉的君主，曹操是雄猜之主，曹丕是阴刻之君，伴君如伴虎，加之他所代表的士族与曹氏宗亲的残酷斗争，其仕途，只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司马懿能笑到最后，除了其才略，以及谨慎、隐忍的作风，还有一大法宝：长寿。他活了七十三岁，相当于曹丕、曹叡这两代皇帝寿命相加。他的时代，比他厉害的人物，几乎都早早死在了他前面。他的对手，曹真比他早死二十年，诸葛亮比他早死十七年，最终与他斗法的只剩下曹爽这样的小儿辈，不知他在晚年，算无遗策、战无不胜之际，会不会不胜寂寞呢？
无论如何，从司马懿身上，我们觅得了一点事理：生命的长度，有时会超过硬度，构成政治斗争的最大本钱，甚至是决胜因素，也许敌人过于强悍，单凭一己（群）之力，无法击败，然而我们可以活过它、熬死它，在祈祷与诅咒之中见证它的崩盘。在科雷马劳改营，乌曼斯基教授便如是告诫安德列耶夫：“关键是，是要活过斯大林。活过斯大林的人，全会活下来。您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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