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至1935年初，黨中央領導層圍繞中國革命軍事路線、戰略方針轉變先後召開了通道、猴場、黎平三次會議，確定了正確的戰略轉移方向和作戰方針，糾正了黨的“左”傾錯誤，改組了黨的領導成員，逐步確立了毛澤東對黨和軍隊的領導權，保證了中央正確軍事路線的執行，為即將召開的遵義會議做了準備。
實現“轉兵”的通道會議
1934年10月，中央機關與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革命根據地撤離，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湘西，然後再創建新的根據地。在此戰略轉移過程中，由於黨的主要負責人博古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等人不懂軍事，錯誤指揮，致使紅軍遭受了巨大損失，在連續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並渡過湘江後，紅軍人數從最初撤離時的8.6萬減少到3萬餘人。但危機並未解除，紅軍仍然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蔣介石調集了10倍於紅軍的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在這樣的局勢下，需要中央領導層作出究竟向何方轉移的重要決策。
12月12日，紅軍到達湖南通道後，中央軍委決定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和李德等人參加會議。失去紅軍實際領導權的毛澤東，受周恩來邀請，也列席了這次會議。大家意見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博古、李德仍堅持原來計劃，應該“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二是列席會議的毛澤東根據當時困境作出的調整計劃，建議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併力求說服博古等領導人。毛澤東的見解卓越非凡，他在中國革命的內外交困之際，再次展現出力挽狂瀾於既倒的能力。他的轉兵主張更是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與支持，但李德、博古等人仍堅持原定計劃與二、六軍團會合。
由於中央領導層意見不統一，通道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但未能對戰略轉移大方向作出決定。會議結束後的當日19時半，中革軍委發出“萬萬火急”電令，規定：“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命令部隊攻佔黎平，打開入黔通道，實現了從北上到西進的“轉兵”。
在戰略轉移的大方向問題上，通道會議雖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但為隨後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準備，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會議果斷地決定中央紅軍進入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從而避開強敵，既避免了紅軍遭到進一步的損失和消耗，又為紅軍贏得了相對喘息的時間，更為改變紅軍進軍戰略方向邁開了正確的第一步，是紅軍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起點。
轉變戰略的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佔領黎平，按照之前的軍事計劃，部隊還是要向湘西轉移。通道會議雖然在行軍路線上作了一些調整，決定進軍貴州，但未從軍事戰略、組織領導和政治策略上作根本性轉變，黎平會議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而召開。這也是中央長征以來召開的首次政治局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李德因病未參加會議。
與會者激烈爭論了紅軍進軍路線問題，首先發言的是博古，他始終認為共產國際同意的決定，不能打絲毫折扣，所以一定要進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力主紅軍應改向黔北進軍，在黔邊地區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新根據地，從而徹底放棄原來的行軍方向計劃。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和周恩來等人尖銳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非常贊同並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徹底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會議之後，李德看到周恩來送去的黎平會議決定譯文，非常生氣，與周恩來發生了激烈爭吵，兩人針鋒相對，周恩來更是拍案而起，把擱在桌上的馬燈都震起來熄滅了，工作人員趕緊再次點燈。
在轉變戰略決策上，黎平會議起了關鍵性作用。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被採納和執行。博古、李德等人頑固堅持的錯誤軍事路線被否定和停止。黎平會議之後，關於中央政治局的新決定，中革軍委立即轉發並要求各軍團首長將其傳達到師及梯隊首長，同時立即對部隊進行整編。12月19日，中革軍委做出《關於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定的決定》，將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向黔北地區中心遵義方向前進。
黎平會議作為長征以來首次黨內最高級別會議，誠如胡錦濤所言：“黎平會議在黨和軍隊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更為重要的是，黎平會議以中央政治局名義真正結束了自1931年贛南會議以來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層嚴重受排擠和被邊緣的狀況，一箇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支持、擁護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嶄新領導局面開始形成。
奠定基礎的猴場會議
1934年的最後一天，中央紅軍伴隨著漫天飛舞的大雪，到達貴州甕安猴場。這座繁榮的商鎮到處洋溢著歡樂氣氛。時任紅三軍團四師三營營長張震回憶，大家的情緒都很熱烈，每個單位都舉行會餐，還實行了團體拜年，殺了兩頭大豬，加上羊肉、雞肉，吃了六大盆菜。不難看出，絕大數基層官兵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悅之中。但對於中共中央高層領導毛澤東、周恩來、李德、博古、王稼祥、張聞天等人來說，他們並未有任何放鬆與歡喜。因為紅軍走向哪裡才能突破國民黨重兵包圍的問題，一直縈繞在他們心頭。
為確保黎平會議制定的軍事路線能正確實施，糾正博古、李德錯誤影響，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在貴州甕安猴場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和伍修權(翻譯)等人參加，博古在會議一開始，就提出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建議，毛澤東則堅持中央紅軍必須放棄這一念頭，並做了詳細說明，此時再回兵湘西已無可能，前面有烏江天險，後面有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左側有跟貴陽交界的清水江，實際上彼時的紅軍已經處於一個危險的三角形地帶。
會議通過深入討論，發展和完善了創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新根據地、轉兵貴州、進軍黔北的戰略方針，做出了北渡烏江向遵義方向前進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為遵義會議確定毛澤東的主要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
周恩來後來曾說，猴場會議是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前夜。在長征途中，軍事路線不僅關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還關係中國革命的前途與未來，制定正確的戰略作戰方針是中共領導層急需解決的主要問題。從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再到猴場會議，均緊緊圍繞這個重要問題進行討論，在思想上、軍事上和政治上做出的各項行動與決策，都為即將召開的遵義會議做了準備。這三次銜接轉折的重要會議，共同構成了那場偉大轉折——遵義會議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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