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暗擺他了一道，叫囂：這再搞不定，我沒法混了！
早在蔣介石下野的前三天，蔣介石就下了一道手令，對下以後的重大事項作了安排，中心內容是撤銷衢州綏靖公署，成立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湯恩伯為總司令，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餘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陳誠為臺灣警備司令，此舉最重要的一招在於即使下以後也能在幕後較為自如的遙控指揮局勢，而新設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這一機構，實際上就是讓湯恩伯在東南地區統一軍事指揮權，積極佈置長江的防務。
果然不假，蔣介石一到溪口，京杭國道上的權勢人物就不絕於途，國民黨黨政軍要人個個是心知肚明，真正的權力中心不是在南京而是在溪口，一時間，哪個不往溪口跑，一時間溪口成了輿論的中心，全國矚目的地方。
蔣介石離開南京後，總統府軍務局長俞濟時就根據蔣介石的旨意，在南京和西口之間架設了一條軍用電話專線，下令任何人不得佔用，併為蔣介石的通話專門成立了一個軍花臺，為蔣介石到溪口後遙控局勢所用，更為重要的是俞濟時根據蔣介石的密令，向南京電信局佈置了一項極為機密的任務，竊聽三名重要人物的電話，他向電信局的人佈置這一任務時，神秘莫測的說監聽三位要人的電話，是溪口方面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三個人有的在南京，有的在外地，你們每天將這三人之間的所有通話，其他人與這三人之間的通話全部記錄在案，至於稱呼嘛就帶成為甲乙丙先生，監聽員著急問：哪三位先生，是什麼要人，俞濟時諱莫如深的。：這就不要再追問了，這甲乙丙三先生就是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號稱桂系三巨頭，在南京解放前夕，這三人的位置是李宗仁在南京當副總統，白崇禧在武漢任華中剿總司令長官，黃紹竑在北平隨國民黨首席談判代表張治中與中共進行和談。
蔣介石每天都要打電話向南京下達指令，通電話最多的就是湯恩伯總司令，其他的人當屬參謀長顧祝同，次長林蔚、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但從來沒有與裡李宗仁通過一次電話。李代總統上臺後，並不能單獨的行使總統的權力，事事都要按蔣介石的旨意辦事，長江的防線上千公里，急需大量糧草，軍火不繼，這就需要一筆數額巨大的資金作為後援，李宗仁上臺後的頭一件事兒就是籌措資金，蔣介石又要李宗仁守長江，又不給他鈔票，就在李宗仁為籌錢之事一籌莫展時，蔣介石卻給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裁發了一條手令：所有庫存黃金全部運往臺灣，不得擅自動用。
當李宗仁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就做出了極為強烈的反應，首先向美國方面透露了這一消息，試圖取得友邦的同情，2月下旬美國合眾國際社率先發布了一條電訊稿：暫時引退的蔣介石仍在發佈命令，他仍保有足夠的總統權力，能在未來與中共的和談中使用否定權，蔣總統並經常向國防部和中央銀行總裁發出各種指示，阻撓李代總統對中國內戰的和平努力。
國內報紙隨之也相繼披露了蔣介石向在上海的中央銀行總裁發手令的消息，國內外輿論紛紛指責蔣介石抓住權力不放，破壞和平談判，蔣介石一時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為此而十分震怒，他特派總統新聞秘書曹聖芬專程赴上海進行活動，蔣指明在上海一支國內影響最大的《申報》上發文進行攻擊。
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首先要安排自己的班底，而當務之急的就是首都警察廳廳長的人選，這一個位置對於南京地區的主管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首先要保證自己的安全，才能發號施令，蔣介石時代的首都警察廳廳長是黃珍吾，黃珍吾是黃埔一期生是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但他在京滬暴動案前攜款私奔之事被新聞界曝光，地位搖搖欲墜，李宗仁抓住這一機會想來個警察系統大換馬。
對這個位子，李宗仁早有了一個合適的人選，那就是桂系的干將劉誠之，而蔣介石內定的人選是軍統的一名親信。蔣李而人在首都警察廳廳長的人選上視同水火，互不相讓，因在此之前李宗仁在組閣和行政院院長的任用上與蔣介石發生過一次衝突，李宗仁打算請國民黨元老居正出來組閣並任行政院院長，但蔣介石堅決不同意，千方百計的加以阻撓，結果李宗仁不得不作出讓步，被迫同意蔣介石行政院院長非何敬之莫屬的指令，這一次蔣介石還要李宗仁讓步。
李宗仁深知警察廳廳長的重要性，這次他鐵了心訣，不像蔣介石屈服：陸軍、空軍我這個代總統不能指揮，警察再叫不動，那這個代總統還怎麼幹。於是李宗仁來了個先斬後奏，撇開軍務局長俞濟時，以代總統的名義立即宣佈劉誠之為首都警察廳廳長，而劉誠之早就做好了掌管警察廳的準備，李代總統的委任下達的當天，劉就帶了一班人馬進駐了首都警察廳。當天蔣介石就得知了李宗仁的舉動，但到底是鞭長莫及，又不好在這件事上與李代總統抓破了臉，畢竟還得靠這位代總統支撐局面啊，所以只得作罷，這一次李宗仁總算是勝了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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