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可持續發展為主題，授給兩位不同領域的經濟學家。一位是斯坦福大學教授保羅ˑ羅默（Paul Romer），獎勵他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方面的突破性貢獻，為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來源和條件奠定了基礎。另一位是耶魯大學教授威廉ˑ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獎勵他在環境經濟學方面做出的突破性貢獻。尤其是為認識全球氣候變暖的環境經濟學問題和政策奠定了基礎。
羅默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羅默是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的繼承者和突破者。索洛是第一個因經濟增長理論獲得諾獎的經濟學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建立的索洛模型中，技術進步是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最大因素，而技術進步是外生的。當時被索洛稱為技術進步的因素或者變量，後來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簡稱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所謂TFP，指的是勞力、資本、土地這些投入要素之外的，所有影響效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其中包括技術、管理、商業模式、制度等因素。因此，技術進步只是TFP中的一個部分。在解釋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長期經濟增長的差別時，最大的因素是制度。
如果很狹窄地把TFP解釋成技術進步，那麼知道了技術進步，索洛模型就能確定長期經濟增長。但是什麼決定技術進步呢？這是長期困擾經濟學家的難題。在索洛模型提出30年之後，羅默第一個把技術進步從外生因素變成了內生因素。羅默模型解釋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為了自身利益，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如何推動技術進步和投資，進而決定了長期的經濟增長。羅默模型可以相當好地定量解釋英國、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自從產業革命以來的長期經濟增長，是經濟增長理論的重大突破。
羅默模型有三個非常基本的隱含假設，每個假設都對應著一層基本制度。這三個基本的隱含假設是：最終產品的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人的思想是充分交流的，知識產權是受到完全保護的。而這三個隱含假設背後的基本制度是對個人產權和自由的基本保護。在基本滿足這些隱含假設的經濟裡，應用羅默模型，會得到正確的分析和結果。但是，在制度與羅默模型的隱含假設不一致的經濟裡，應用羅默模型，由於實際機制和模型不一樣，生搬硬套就會出錯。如果一個經濟體的產品市場不是充分競爭，即違反了羅默模型的第一個隱含假設，或者在那個經濟體中思想交流有阻礙，即違反了羅默模型的第二個隱含假設，或者知識產權不能受到保護，即違背了第三個隱含假設，應用羅默模型就會出錯。
英美的制度早在十八世紀就大體滿足這三個隱含假設，併成為產業革命的發源地。因此，羅默模型能夠刻畫發生產業革命後，這些經濟會如此快速持續的增長。西北歐和日本韓國等相對後發國家，在其制度變化滿足了這些基本條件後，應用羅默模型也都能刻畫其長期經濟增長。但是對於違反了這些基本條件的經濟體，產權經濟增長就不會按照羅默模型刻畫的規律增長。對於這類經濟體，羅默模型更是一個理論基準，而不是直接可以應用的模型。理解這個理論基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許多國家沒能產生產業革命；為什麼沒能產生產業革命的國家，經濟不能快速持續地增長。
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方面做出突破性貢獻的另一個經濟學家是哈佛大學的菲利普·阿格因教授(Philippe Aghion)。他取得這項突破的1990年時，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執教。阿格因模型從熊彼得的“創造性破壞”的角度，解釋技術進步的經濟過程，由此解釋長期經濟增長。所謂創造性破壞，指的是革命性技術變化的過程，總是伴隨著對老技術和老經濟的破壞。在經濟學界，人們普遍預料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會作為一個領域被授予諾獎，而且預期羅默與阿格因共享。
如前所述，技術進步是TFP中的重大因素之一。但是，對於發展中國家，TFP中更重要的因素是制度，甚至技術進步本身也深受制度制約。從制度層面探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尚處於初期階段。菲利普·阿格因教授和MIT的達龍·阿西莫格魯教授(Daron Acemoglu)（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得主）在這方面有重要的貢獻。但制度複雜多樣，與經濟技術交互影響，而且是內生的。因此，如何在內生增長模型中抓住內生的制度，不僅羅默模型尚未涉及，整個經濟學文獻都仍然在初步探討中，是對經濟學的重大挑戰。有待今人甚至後人解決。
諾德豪斯與環境經濟學及可持續性發展理論
諾德豪斯是最早建立經濟-環境模型的經濟學家，也是最早建立全球變暖模型的經濟學家。他建立的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動態整合的氣候經濟)模型，是今天世界上用來討論全球變暖的模型的基礎。國際上最重要的氣候政策，例如巴黎氣候協定，其認識框架，理論基礎，定量依據，都是在DICE模型上發展出來的。這個模型定量地分析了經濟發展影響環境，環境反過來影響經濟發展。最終，經濟增長和環境一起影響人的生存。如今國際上，限制排碳，爭取把溫度提高限制在1.5度（後改為2度）之內的政策目標，就是基於DICE模型的計算結果。即便面對環境問題，諾德豪斯的核心觀點也是政府要以市場為基礎，為汙染定價，通過稅收等市場機制解決。
在環境經濟學方面，與諾德豪斯並駕齊驅的是哈佛大學的馬丁·魏茨曼教授（Martin Weitzman）。魏茨曼和諾德豪斯都有物理學背景，是MIT經濟學博士的同學，同年畢業到耶魯大學教書。諾德豪斯在環境經濟學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定量分析，而魏茨曼則對環境經濟學有更廣的貢獻。其中包括氣候變化導致的重大災難模型、物種保護模型等等。他們也都在可持續發展的其他領域有重大貢獻。諾德豪斯與魏茨曼曾經有過一個有名的辯論，關於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重大災難。學術界很多學者長期以來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定會授獎給環境經濟學，而諾德豪斯和魏茨曼應該是共同獲獎者。
除了氣候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諾德豪斯另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是關於如何度量經濟增長。如今度量經濟增長的指標是GDP增長（GDP是已故哈佛大學庫茲涅茲教授提出的度量方法，因此在1971年獲諾獎）。在人們長期普遍把GDP作為天經地義的指標時，諾德豪斯提出，GDP不是一個合適的度量指標。用GDP這個指標來度量經濟增長，會低估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成果。GDP 計算的是市場價值，即市場價格和市場數量的乘積。但是當技術快速進步時，市場價格不能反應市場上物品的質量。
諾德豪斯為舉例說明GDP指標的問題，設計了一個非常直觀的度量方法，就是用照明量做指標。他分析了生產一單位的亮度，在馬克思的時代燒天然氣（或煤氣）的成本，愛迪生時代的燈泡的成本，熒光燈的成本，如今LED燈的成本。由此會看到，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產同樣亮度的照明成本下降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更令人震動的是關於醫藥的定價。醫藥界技術變化非常快。幾年前，甚至幾個月前無法治癒的疾病，今天已經完全可以治癒。對於有能力支付醫藥救命的人，都樂於接受非常高的價格。但實際上，醫藥的市場定價，遠低於需求方的受益。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等等也反映出相似的問題。
諾德豪斯的基本結論是，由於沒有適當的度量，越是技術發展特別快的國家，現有的度量方法就越低估了實際的增長。當技術發展非常快，市場價格快速下降時，用GDP的方法度量經濟增長，得到的增長速度就會過低。比如美國，從GDP來看，隨著技術發達，經濟增長反而逐漸衰落，這也正是諾德豪斯的老同學戈登（Robert Gordon）的影響巨大的著作《美國增長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中的基本結論。在這類問題上，魏茨曼則從另外的角度提供了理論，證明任何一個革命性的新成就，會以排列組合的方式，與已經存在的技術結合，產生指數級增長的巨量新技術，使得技術革命越來越快，推動經濟增長。
今年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50個年頭，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40個年頭。這個獎項一直備受國人矚目，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渴望，一方面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何在，另一方面，自然資源的破壞令我們對自身的生存環境憂心忡忡。今天的中國，比以往更加關心研究與開發，更加註重科學與技術，但試圖超出市場或控制市場去推動研究與開發，去左右經濟增長，則往往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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