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人口紅利喪失、外部貿易環境惡化，快速追趕期結束，臺灣經濟亟待轉型
1980年代後，前期追趕效應進入尾端，臺灣經濟告別高速增長。1950年代以來，臺灣依託外部援助，快速實現工業化追趕，躋身“亞洲四小龍”。1980年代後，伴隨人均GDP達到中高收入水平，投資驅動減弱、工業經濟收縮，前期追趕效應進入尾端；臺灣結束了近30年的快速追趕期，逐步開啟經濟結構轉型。
內部人口結構老齡化、外部貿易環境持續承壓，經濟結構亟待轉型。1980年代後，臺灣老齡化問題凸顯，傳統人口紅利喪失，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部分中低端製造業持續收縮、拖累經濟。同時，1985年後，外部貿易環境明顯惡化，新臺幣升值超過50%、對臺灣出口導向型經濟造成衝擊，倒逼產業結構加速升級。
轉型初期，依託加工出口升級、外部技術引進，臺灣實現向技術驅動經濟轉型
依託加工出口模式升級，臺灣出口競爭優勢重新修復。經濟追趕階段，臺灣大力培育出口導向型經濟，進出口佔GDP比重雙雙超過50%。轉型開啟後，出口導向基調不變、但出口結構明顯升級，向附加值更高的技術密集型產品集中；2000年後，中高技術密集型商品出口佔比已高於85%，電子即是其中典型代表。
電子等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加速培育，主要得益於外部資金和技術的引進。通過解除投資管制、大幅降低進口關稅等經濟自由化政策，臺灣積極引入外部投資和先進技術，集中力量發展電子等技術密集型產業。2000年，電子元件、電子通信等新興主導產業，佔臺灣製造業產值比重已分別高達18.9%和11.6%。
自主創新不足、產業結構單一、新興培育不足，臺灣向創新驅動轉型遭遇瓶頸
長期依賴外部技術引進、自身創新研發不足，制約臺灣向創新驅動深化轉型。臺灣企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對於前期投入規模大、產出回報時間長的創新研發，中小企業投入嚴重不足；當前臺灣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僅達到3%水平，相比發展模式類似的韓國（4%以上），差距持續擴大。政府對公共教育和人才培養投入也偏弱，高技術人力資本缺失，難以支持臺灣向創新驅動進一步轉型。
產業結構高度單一、新興產業培育不足，臺灣亟待“二次轉型”。轉型以來，臺灣產業和出口結構均高度集中於電子產業，其餘產業培育嚴重不足。近年來，臺灣研發投入仍主要集中於電子產業，對生物醫療等未來新興產業投入明顯不足。轉型持續放緩，對經濟增長、產業競爭力培育均造成拖累，在半導體等多個傳統優勢領域，韓國已實現加速趕超；臺灣經濟不進則退、亟待“二次轉型”。
臺灣地區的經濟轉型背景與韓國相類似，但自身經濟稟賦、轉型路徑選擇、產業升級方向上的差異，使得臺灣進一步深化轉型遭遇瓶頸。本文主要討論臺灣轉型的經驗教訓，以期對當前中國轉型提供啟示。
內外因素影響下，競爭優勢弱化，倒逼經濟轉型
追趕效應進入尾端，1980年代臺灣面臨轉型壓力
1980年代，臺灣地區人均GDP達到中高收入水平，逐漸面臨經濟轉型壓力。海外轉型經濟體經驗顯示，當追趕指數（人均GDP/美國人均GDP）進入10%—20%區間時，將逐漸面臨結構轉型升級的壓力；一個顯著的特徵是，經濟增速將從高增長區間向中低增長區間自然回落。臺灣地區在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進入這一區間。根據世界銀行國家（地區）發展水平標準劃分，進入1980 年代後，臺灣地區人均GDP 突破2000美元、已達到中高收入水平；1980 年代中後期，臺灣地區逐步開啟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轉型背景下，臺灣地區經濟增長中樞回落，前期追趕效應進入尾端。1950年代以來，臺灣地區依託外部援助（資金+技術）、加速經濟追趕，用短短20多年時間，實現了從農業化經濟向工業化經濟的躍遷。在工業化率由15%以下持續提升至35%以上的同時，臺灣地區在近30年間保持了10%左右的GDP高增速，並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1980年代中後期，伴隨經濟轉型的啟動，臺灣地區工業化率由35%以上水平持續下降，GDP 增長中樞也逐漸回落到5%以下，前期追趕效應逐漸進入尾端。
轉型背景下，臺灣地區投資驅動減弱，工業經濟收縮，經濟動能亟待轉換。1950年代以來的經濟追趕階段，臺灣地區通過加快資本積累、培育加工出口工業，快速提升工業化水平，拉動經濟實現高速度增長。依託以鋼鐵為代表的傳統基礎性重工業，以及石化、化纖、塑膠等重化工業，臺灣地區快速發展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化地區，1980年代初期第二產業佔GDP比重一度提升至45%以上，投資佔GDP比重也高於30%。開啟轉型後，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臺灣地區工業化率持續回落、第二產業佔比趨於收縮，拖累經濟增速震盪回落。
人口結構老化、傳統產業拖累，競爭優勢逐漸喪失
臺灣地區人口增長趨緩、老齡化問題凸顯，傳統人口紅利逐漸喪失。1950年代以來，臺灣地區充分發揮廉價勞動力充足的優勢，通過加工出口，快速實現工業化積累。1970年代後，伴隨人口增長率持續回落、老齡化問題逐漸凸顯，臺灣地區傳統人口紅利逐漸喪失，勞動力供不應求情況開始出現。1980年代中後期，臺灣地區人口增長率已低於1%水平、且仍在持續回落；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比重由1970年代中期的3%左右，持續提升至1980年代末的6%左右。人口結構老齡化、傳統廉價勞動力比較競爭優勢的喪失，使得臺灣地區轉型的迫切性進一步提升。
伴隨人口結構變化，臺灣地區勞動力成本提升較快，製造業成本端壓力持續累積。追趕階段，由於勞動力供給相對充分，成本端壓力較小，對於臺灣地區製造業競爭優勢的影響相對有限。進入轉型期後，勞動力工資加速上漲、成本端壓力開始顯現，勞動者報酬佔總產出比重由1980年代初的20%以下，持續提升至1990年代初的23%以上、並長期保持相對高位。勞動力成本的抬升對企業盈利造成影響，並使得臺灣地區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不斷減弱。
勞動力成本抬升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影響較顯著，集中表現在紡服、傢俱等中低端製造業。分行業來看，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勞動力成本抬升影響較顯著，例如服飾紡織、橡膠品、傢俱製造等行業，勞動者報酬佔總產出比重分別為21.7%、18.7%和18.3%（1985年數據），在主要製造業分行業中佔比居前。1980年代，受勞動力成本抬升影響，代表性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報酬佔比均有明顯提升，服飾紡織、木製品、傢俱製造分別提升7.5、7.4和3.8個百分點，而企業盈餘佔比出現不同程度回落。
部分勞動密集型的中低端製造業持續收縮、拖累經濟，產業結構亟待轉型。勞動力成本持續抬升影響下，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佔製造業產出比重持續回落。以典型的服飾紡織為例，佔製造業產出比重由1980年代初的6%以上，持續回落至1990年代初的4%以下，當前佔比僅為0.5%左右。相關中低端製造業佔比收縮同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明顯減弱。轉型背景下，服飾紡織、木製品、傢俱製造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產出增速長期低於製造業總體增速，並對經濟增長形成持續拖累。
外部貿易環境持續性承壓，倒逼臺灣加速結構轉型
臺灣地區加速結構轉型，與外部貿易環境的惡化也有一定關聯。1960年代確立出口導向戰略以後，臺灣地區大量設立加工出口區，積極擴大對外貿易。1970—1980年代，臺灣地區貿易順差增長較快，貿易差額佔GDP比重由1974年的-10%左右，持續回升至1986年的20%以上。其中，臺灣地區長期對美國保持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對美順差佔臺灣地區全部貿易順差比重長期保持在75%以上，這就使得臺灣地區頻繁遭受美國貿易保護措施影響。
美國持續施壓下，1985年後新臺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對臺灣地區傳統出口導向型經濟產生明顯衝擊。歷史上看，為了縮減自身貿易逆差、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美國曾7次對臺灣地區實施“301”調查，主要針對農產品、家用電器等臺灣地區傳統出口競爭優勢商品。特別是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後，臺灣地區也受到貨幣升值壓力影響，美元兌新臺幣匯率由40左右大幅回落至1990年代初的26左右，新臺幣升值幅度超過50%，對臺灣出口導向型經濟產生了明顯的衝擊。
外部貿易環境影響下，臺灣地區出口佔比大幅回落，特別是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持續下降，倒逼產業加速轉型。外部貿易保護和匯率升值影響下，臺灣地區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明顯衝擊，出口佔GDP比重由1980年代中期的50%左右，持續回落至1990年代中期的35%左右。其中，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農產品、農產加工品和非重化工業品等，受貿易保護措施和勞動力成本抬升影響比較顯著，出口競爭優勢下降快、出口佔比持續回落，倒逼產業結構加速轉型。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勞動密集程度較低、而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較高的重化工業品，出口佔比已由35%左右持續提升至80%左右。
依託加工出口，電子等新興產業崛起、轉型加速
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臺灣快速實現工業經濟追趕
1950年代以來，臺灣地區經歷了“勞動驅動—資本驅動—技術驅動—創新驅動”的產業升級過程。1950年代，臺灣地區經濟以紡織、食品、家電等勞動驅動型產業為主，主要採取進口替代貿易政策。進入追趕階段後，經濟逐漸轉向資本驅動型，1970年代臺灣地區經濟以鋼鐵、石化、化纖、塑膠等重化工業產業為主，貿易政策轉向出口導向型。1980年代中後期，臺灣地區開始向技術驅動型轉型，電子、半導體等逐漸成為經濟主導產業。2000年後，臺灣地區試圖進一步轉向創新驅動型，但轉型進度相對緩慢。
追趕階段，臺灣地區產業、財稅等政策主要向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傾斜，引導經濟快速實現工業化。1950-1970年代的經濟追趕階段，臺灣地區產業、財稅、貿易等政策始終以加快工業發展為核心。1970年代，臺灣在輕工業基礎相對完備的基礎上，提出加快建立重化工業體系，於1973年提出“十大”和“十二大”建設項目，大範圍擴充交通和電力設施，大規模建設鍊鋼廠、造船廠等，並積極鼓勵民間參與對重化工業的投資。政策支持引導下，臺灣地區在1980年代初期已經建立起相對完備的重化工業體系，鋼鐵、石化等成為經濟主導產業，臺灣地區達到較高工業化水平。
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臺灣地區大力培育出口導向型經濟，進一步加強自身競爭優勢。1950年代，臺灣地區施行進口替代政策，通過提高進口關稅、管制進口商品、實行外匯分配等制度，抑制進口、呵護國內產業發展。1960年代後，臺灣地區開始大力支持商品加工出口，通過《改進外匯貿易方案》，簡併匯率、貶值新臺幣，放寬進口限制、取消進口配額、減少出口管制；還成立了高雄等3個出口加工區，並提供相應稅收減免。 政策引導下，臺灣地區進出口佔GDP比重持續提升，1970年代末雙雙超過50%，加工出口也逐漸成為臺灣地區的核心產業發展模式。
追趕階段，臺灣地區向資本驅動型經濟轉型，勞動密集型產業佔比持續回落、資本密集型產業佔比明顯提升。產業政策主動引導下，1950-1970經濟追趕階段，臺灣地區實現產業快速升級，由勞動驅動型經濟轉向資本驅動型。產業結構來看，製造業分行業中，以食品、紡織、菸草、木製品、印刷等為代表的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佔製造業增加值比重持續回落；而以化學制品、石油製品、金屬工業、機器、運輸工具等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行業，佔製造業比重明顯提升，逐漸成為臺灣地區經濟主導產業。
加工出口模式不斷升級，逐漸向技術密集型產業集中
自身資源稟賦限制下，進一步升級加工出口模式，成為臺灣地區轉型重要突破口。與日本等轉型經濟體不同，臺灣地區的產業轉型，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資源稟賦的侷限，例如勞動力市場和內需規模有限、全產業鏈培育空間不足等。在亞洲“四小龍”、“四小虎”國家（地區）中，臺灣地區人口總量不足韓國的50%，人口增長率也處於1%左右的較低水平，依賴內需增長拉動的消費規模非常有限，必須依託外部需求尋求增長動能。與此同時，臺灣地區擁有數量龐大、行業覆蓋面廣泛的中小企業，這使得種類多、規模小的加工生產需求能夠得到有效滿足，並逐漸建立起以加工出口升級為核心的轉型模式。
內需空間相對飽和，倒逼臺灣地區提高外銷比例、走上加工出口升級之路。早在1980年代，彩電、洗衣機、電話機等家用電器，在臺灣地區居民家庭中就已廣泛普及，設備普及率高於80%（1990年代初接近90%），相應產品在臺灣地區內部的消化空間已非常有限。內需增長空間相對有限，倒逼臺灣地區進一步提高產品對外出口比例、走上加工出口升級之路。這在臺灣地區進口結構中也有明顯體現，直接用於家庭消費的消費品，佔臺灣地區進口比重不足10%；而農工原料佔進口比重長期保持在65%以上，在臺灣地區加工成為製成品後，再對外出口。
伴隨轉型深化，臺灣地區加工出口產品逐漸向技術密集型產品集中。為了進一步提高加工出口企業集聚規模，臺灣地區相繼建立高雄、楠梓和臺中加工出口區，並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等制度建設，將加工出口模式打造為自身產業特色。1980年代初，臺灣地區企業營收結構中，外銷比例已超過75%。伴隨轉型深化，臺灣地區出口商品也由勞動和資本密集型，逐漸向技術密集型商品集中；1980年代後，中高技術密集型商品佔出口比重持續抬升，低技術密集型商品佔比在2000年後已低於15%。
電子產業是臺灣地區加工出口模式升級的典型代表。追趕階段，臺灣地區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紡織、輕工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產業附加值相對較低；進入轉型期後，臺灣地區生產結構開始向更高附加值產業轉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電子產業，1980年代以來，臺灣地區電子產品佔直接出口比重長期保持在60%以上，當前已超過70%水平。從臺灣地區核心主導產業之一的半導體制造業來看，通過加工出口模式培育起來的晶圓代工產業，近年來佔半導體制造業產值比重持續提升、當前已超過85%，而自有產品產值佔比則持續回落、當前已降至10%左右水平。
外部技術資金引進支持下，電子等新興產業加速培育
通過外部技術和資金引進，臺灣地區加快培育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1980年代中後期，臺灣地區開啟結構轉型，一方面，在產業層面加快推動轉型升級，頒佈“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積極發展通訊、電子、精密機械、航空航天等新興產業，並建設科技工業園區、加快相關產業孵化和聚集；另一方面，臺灣地區大力推動金融自由化進程，具體措施包括解除投資管制、放寬“僑外投資條例”、修正“外匯管理條例”、大幅降低進口關稅等，通過積極引入外部技術和投資，加快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核心的新興產業培育。政策支持下，臺灣地區外部技術和資金引入規模較前期均實現明顯增長。
分行業來看，引入的外部技術和資金，主要集中在電子、化學等行業。比較外資對臺灣地區製造業直接投資的結構變化，在轉型階段，外資對電子、化學等行業投資較為集中，其中，1990年代電子行業投資佔全部製造業直接投資比重高達42.0%，較1950-1980年比重提升3.9個百分點，高出排名第二的化學行業近20個百分點。除了外部資金的引入外，轉型階段，臺灣地區自身的研發支出，也主要集中在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在的工程技術領域，2000年工程技術佔臺灣地區研發支出比重高達77.1%。外部技術和資金的集中投入，以及自身研發的高度聚焦，均有助於加快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培育。
轉型背景下，電子、通信類產品出口佔比抬升，出口結構進一步向技術密集型產品集中。在外部技術和投資的支持下，臺灣地區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實現快速發展。出口結構來看，1990年代末，臺灣地區高科技產品出口佔比達到49.4%，已經高於同時期的歐盟（47.7%），與技術先發優勢較強的美國（57.7%）和日本（69.5%）差距並不大。細分商品結構來看，2000年電子（22.2%）、通信（13.0%）佔臺灣地區出口比重最高，電子類產品合計佔出口比重接近50%，出口結構進一步向技術密集型產品集中。
轉型背景下，電子產業佔臺灣地區製造業比重大幅抬升，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加速培育、實現跨越式發展。政策有效引導、外部技術投資大力支持下，以電子元件、通信等為代表的電子產業，佔臺灣地區製造業比重大幅抬升。比較2000年與1990年製造業結構變化，24個子行業中，僅電子元件、電子通信、化學材料等7個行業產值佔比提升，其中，電子元件佔比大幅提升12.9個百分點至18.9%，電子通信佔比提升3.8個百分點至11.6%，成為臺灣地區製造業佔比最高的經濟主導行業，經濟結構已逐漸由資本驅動型轉向技術驅動型，臺灣地區出口競爭優勢也由此得到明顯修復。
自主創新不足、產業結構單一，深化轉型遇瓶頸
自主創新研發不足，向創新驅動型經濟轉型受制約
2000年後，由於長期依賴外部技術引進，臺灣地區自身研發投入不足，制約向創新驅動型經濟的深化轉型。產業轉型的過程，也是技術升級進步的過程。從全球價值鏈分工視角來看，發展第一階段在於以低廉的要素價格吸引外資；第二階段在於通過購買技術或產業鏈，快速實現產業規模與效率提升；第三階段在於通過自身技術進步、提高生產效率，最終實現領先的創新和研發式增長。由於臺灣地區長期依賴外部技術和投資引進，從技術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經濟的轉型，進展比較緩慢。當前臺灣地區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僅剛剛達到3%水平，相比發展模式類似的韓國（4%以上），差距仍在不斷擴大。
臺灣地區自主創新研發不足，與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有一定關聯。臺灣地區研發支出資金主要來自商業企業，近年來佔比保持在75%以上。不同於其他轉型經濟體，臺灣地區企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資產總額佔比約1/3的中小企業，貢獻了超過1/2的產值，在由資本驅動型經濟向技術驅動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數量龐大、行業覆蓋面廣泛的中小企業，使得以技術引進和加工出口為核心的生產模式得以實現。然而，在進一步向創新驅動型經濟轉型階段，對於前期投入規模大、產出回報時間長的創新研發活動，中小企業的投入力度明顯弱於大企業，進而使得企業部門的自主創新研發投入不足。
自主創新研發能力不足，也與政府對教育和人才培養投入偏弱有關。與發展模式相類似的韓國進行對比：韓國教育支出佔財政支出比重，由1990年代末的13%左右，持續大幅提升至2011年的25%左右；而臺灣地區教育支出佔比僅由17%左右小幅提升至20%左右，教育投入明顯偏弱。這在產出結構中也有明顯體現，2000年後臺灣地區教育佔GDP比重趨於回落，由3%左右下滑至2%左右，與韓國的差距持續拉大。此外，臺灣地區對人才戰略重視相對不足，近年來技術人員流失情況較為嚴重。教育和人才培養投入不足，使得高技術人力資本儲備缺失，難以支持臺灣地區實現進一步轉型升級。
產業結構單一、新興產業培育不足，拖累轉型深化
臺灣地區產業結構過分單一、高度集中於電子產業，影響產業結構的全面深化轉型。轉型以來，臺灣地區集中發展電子產業，依託加工出口模式，順利轉型成為技術驅動型經濟，這也使得臺灣地區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均高度集中於電子產業。例如，2017年商品出口結構中，電氣機械佔比高達36.8%，除化學品（佔比11.3%）和通信錄音器材（佔比5.6%）外，其餘商品佔比均不足4%。製造業結構中也有類似特徵。事實上，臺灣也曾試圖發展其他支柱產業，例如1980年代的汽車、1990年代的航空航天、醫療保健等，但均告失敗，只有電子產業實現了大規模發展，而其他產業培育均明顯不足。
近年來，臺灣地區產業發展重心仍然集中於電子產業，對生物醫療等新興產業培育嚴重不足。從製造業研發支出結構來看，2015年相較2001年，26個子行業中僅5個行業研發支出佔比提升，其中電子零部件、計算機分別提升8.7和2.1個百分點，醫療產品等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新興產業，研發佔比提升速度明顯偏慢。在全部研發支出結構中，也可以觀察到工程技術與醫療科學佔比的顯著結構性分化。對生物醫療等新興產業培育不足，對臺灣地區產業結構的進一步深化轉型形成拖累。
與發展模式相類似的韓國進行對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臺灣地區轉型放緩背後的結構性問題。相較臺灣地區，韓國出口結構分佈更加均勻，儘管同樣是電氣機械佔比最高（23.4%），但化學品（12.3%）、道路車輛（10.7%）、其他運輸設備（7.6%）等多個行業佔比高於5%，出口結構更加多元、產業培育更加全面。類似地，韓國製造業結構分佈也較臺灣地區更加均勻，這不僅有助於實現產業結構更為全面的轉型升級，也有利於提高經濟體防範外部風險衝擊的能力。
產業轉型的持續放緩，對臺灣地區經濟增長和產業競爭力也形成明顯拖累。 轉型以來，臺灣地區經濟增長中樞逐漸回落至5%以下的中低速區間；近年來，向創新驅動型經濟升級始終未實現突破，臺灣地區產業轉型節奏放緩，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速。2003年後，韓國人均GDP一舉超越臺灣地區，且近年來差距不斷趨於擴大。與此同時，轉型放緩也使得產業競爭力也到一定影響，近年來在半導體等多個傳統優勢領域，臺灣地區正在逐漸喪失全球領先競爭力，韓國已實現加速趕超，臺灣地區經濟亟待開啟“二次轉型”。
經過研究，我們發現，臺灣地區的轉型歷程中，以下特徵經驗值得重視：
①轉型初期，依託加工出口模式升級，臺灣快速轉型為技術驅動型經濟。轉型開啟後，臺灣出口導向基調不變、但出口結構明顯升級，向附加值更高的技術密集型產品集中；2000年後，中高技術密集型商品出口佔比已高於85%，電子即是其中典型代表。
②電子等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加速培育，主要得益於外部資金和技術的引進。通過解除投資管制、大幅降低進口關稅等經濟自由化政策，臺灣積極引入外部投資和先進技術，集中力量發展電子等技術密集型產業，電子元件、電子通信等成為新興主導產業。
③長期依賴外部技術引進、自身創新研發不足，制約臺灣向創新驅動深化轉型。臺灣企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對於前期投入規模大、產出回報時間長的創新研發，中小企業投入嚴重不足；當前臺灣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僅達到3%水平，明顯低於韓國。
④產業結構高度單一、新興產業培育不足，影響臺灣進一步深化轉型。1980年代轉型以來，臺灣產業和出口結構均高度集中於電子產業，其餘產業培育嚴重不足。近年來，臺灣研發投入仍主要集中於電子產業，對生物醫療等未來的新興產業投入明顯不足。
⑤轉型持續放緩，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競爭力培育均造成拖累。近年來，臺灣向創新驅動型經濟升級始終未實現突破，轉型節奏持續放緩，拖累經濟增長；同時，在半導體等多個臺灣傳統優勢領域，韓國已實現加速趕超，臺灣經濟不進則退、亟待開啟“二次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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