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裡詳細為看官們介紹了千古一相李斯，他以自己不凡的眼光、宏偉的志向和卓越的智慧協助嬴政一統天下，從此結束了春秋戰國長達五百多年的分裂戰亂，可以說李斯功不可沒，後又輔佐秦始皇建立了一套完備的統治體系，其影響達到了兩千多年，直至今天都在繼續發揮著作用，這樣的人可以說可遇而不可求，遠遠比那些什麼神機妙算來的實在；就是這樣一個卓絕之人，傳世的文章卻不多，耳熟能詳的莫過於流傳千古的《諫逐客書》了，直至今天細讀都很折服，關於這篇文章的寫作緣由背景與全文都記錄在《史記·李斯列傳》裡？：“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根據這裡的記載,李斯寫《諫逐客書》是因為鄭國來秦修渠的陰謀被發現，秦王聽取秦宗室的話，採取逐客的建議；也許真的是天意，就是這篇《諫逐客書》讓當時還是王的嬴政注意到了李斯，從此李斯開啟了他不可複製的人生之路；話不多說，現將《諫逐客書》送上，兩千多年後，我們再來尋找這位大賢的智慧。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採。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泰山 一作：太山)
譯文
我聽說官吏在商議驅逐客卿這件事，私下裡認為是錯誤的。
從前秦穆公尋求賢士，西邊從西戎取得由余，東邊從宛地得到百里奚，又從宋國迎來蹇叔，還從晉國招來丕豹、公孫支。這五位賢人，不生在秦國，而秦穆公重用他們，吞併國家二十多個，於是稱霸西戎。秦孝公採用商鞅的新法，移風易俗，人民因此殷實，國家因此富強，百姓樂意為國效力，諸侯親附歸服，戰勝楚國、魏國的軍隊，攻取土地上千裡，至今政治安定，國力強盛。秦惠王採納張儀的計策，攻下三川地區，西進兼併巴、蜀兩國，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漢中，席捲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東面佔據成皋天險，割取肥田沃土，於是拆散六國的合縱同盟，使他們朝西事奉秦國，功烈延續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廢黜穰侯，驅逐華陽君，加強·鞏固了王室的權力，堵塞了權貴壟斷政治的局面，蠶食諸侯領土，使秦國成就帝王大業。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勞。由此看來，客卿哪有什麼對不住秦國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絕遠客而不予接納，疏遠賢士而不加任用，這就會使國家沒有豐厚的實力，而讓秦國沒有強大的名聲了。
陛下羅致崑山的美玉，宮中有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飾上綴著光如明月的寶珠，身上佩帶著太阿寶劍，乘坐的是名貴的纖離馬，樹立的是以翠鳳羽毛為飾的旗子，陳設的是蒙著靈鼉之皮的好鼓。這些寶貴之物，沒有一種是秦國產的，而陛下卻很喜歡它們，這是為什麼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國出產的才許可採用，那麼這種夜光寶玉，決不會成為秦廷的裝飾；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會成為陛下的玩好之物；鄭、衛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會填滿陛下的後宮；北方的名驥良馬，決不會充實到陛下的馬房；江南的金錫不會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會作為彩飾。用以裝飾後宮、廣充侍妾、爽心快意、悅入耳目的所有這些都要是秦國生長、生產的然後才可用的話，那麼點綴有珠寶的簪子，耳上的玉墜，絲織的衣服，錦繡的裝飾，就都不會進獻到陛下面前；那些閒雅變化而能隨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麗，也不會立於陛下的身旁。那敲擊瓦器，拍髀彈箏，烏烏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確真是秦國的地道音樂了；那鄭、衛桑間的歌聲，《韶虞》《武象》等樂曲，可算是外國的音樂了。如今陛下卻拋棄了秦國地道的敲擊瓦器的音樂，而取用鄭、衛淫靡悅耳之音，不要秦箏而要《韶虞》，這是為什麼呢？難道不是因為外國音樂可以快意，可以滿足耳目官能的需要麼？可陛下對用人卻不是這樣，不問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國的就要離開，凡是客卿都要驅逐。這樣做就說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聲色方面；而所輕視的，卻是人民士眾。這不是能用來駕馭天下，制服諸侯的方法啊！
我聽說田地廣就糧食多，國家大就人口眾，武器精良將士就驍勇。因此，泰山不拒絕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捨棄細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業的人不嫌棄民眾，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東西南北，百姓不論異國它邦，那樣便會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賜福運，這就是五帝、三王無可匹敵的緣故。拋棄百姓使之去幫助敵國，拒絕賓客使之去事奉諸侯，使天下的賢士退卻而不敢西進，裹足止步不入秦國，這就叫做“借武器給敵寇，送糧食給盜賊”啊。物品中不出產在秦國，而寶貴的卻很多；賢士中不出生於秦，願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驅逐賓客來資助敵國，減損百姓來充實對手，內部自己造成空虛而外部在諸侯中構築怨恨，那要謀求國家沒有危難，是不可能的啊。
賞析
《諫逐客書》是李斯給秦王的一個奏章。這件事是在秦王贏政十年。秦國宗室貴族借韓國派水工修灌溉渠，陰謀消耗秦的國力，諫秦皇下令驅逐一切客卿。秦王讀了李斯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見本文說服力之強。
作者先談歷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國君召士納賢為例，強調重用客卿之重要。接著再談現實，作者列舉秦王的愛好，諸如崑山之玉，隨和之寶，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劍，所乘之纖離之馬等等，都是來自諸侯各國。
實效性
首先是《諫逐客書》具有明顯的實效性。實效，就是要講求實用，注重效果，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藝文那樣，優遊浸漬，潛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務”，它的目的是為了完成特定的公務，它的功能是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從本質上說公文是一種實用性程式性的文書，以此區別於一般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公文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衡量公文實用性大小的一個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時必須事先預計效果，辦理時講究效率，客觀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牘通論》指出：“事前體察周詳，令出務求實效。”這說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於上聞，謀事惟期其必達”。一篇公文，如果實用性不大，效果不顯著，就很難說是上乘之作。因此，實效性顯著，應是好公文的重要條件。以此看來《，諫逐客書》正是具有實效性顯著的特點。這篇公文最成功之處就在於，該文一上秦王，就達到預期的目的，收到滿意的效果。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曾這樣敘述過李斯上書的前因後果：“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當時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憑此上書,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變為留客、用客、重客，這就不能不承認《諫逐客書》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實效性在這裡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論斷典範
其次，《諫逐客書》在“對事的論斷”方面堪稱典範。筆者以為“對事的論斷”應視為公文的一個重要特徵。事是公文的內容，論斷是對公文內容的表達方式。“對事的論斷”體現了公文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顯然，公文須有事，劉勰所說“言事於主”、“指事造實”，徐望之所說“謀事惟期其必達”、“尚實事不尚虛文”，都指出公文的內容就是事，因為公文就是辦實事的。但是公文在表達事時，不必對其來龍去脈進行具體的敘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點到為止。公文對於事，主要是用“論斷”的方法。正如《公牘通論》所述，“陳言論事”、“公文本質，重論斷”。論斷是個合成詞，包含論和斷兩個方面。斷，判斷、決斷之謂，對事的是非、得失、功過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對事的實施提出一定的辦法。論是論事理，要受文者承辦事務，必須把事理論說明白。簡言之，斷就是要辦什麼事，論就是辦這事的理由。論是斷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論清說透，斷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乏說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於文種不同，對事論斷的情況也有差別，如下行的君命文種，比較偏重於斷,凡戒敕、廢立、告諭、政令等，都顯示獨斷的至高權威，而上行文種的章、奏、表、議等則較側重於論（當然也應有斷），凡諫說、勸請、陳乞、彈劾、執異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論說何以達其目的。況且上奏文種面對的是國君這個特殊對象，更要情至理足。《諫逐客書》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全文的斷就是開頭一句話：“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希望通過這一判斷成立，使秦王接受，並收回成命，不要逐。為此在下文展開了有力的論說。開頭這一斷語的
特點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緊急情勢下（《史記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辭開宗明義，起句發意振聾發聵。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論的部分，對事理的論說充分深刻，令人信服。這裡有必要指出兩點，其一是用重筆濃墨，鋪張排比，列舉事例。如文中鋪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實，鋪陳了秦王所喜愛的大量生活享用，由於事例充實，鋪墊充足，加強了與下文的對比，因而得出的結論極其有力。而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經過精心選擇，因而顯得可靠典型。從鋪排的技巧來說，排比句接踵聯翩，文意飽滿，文氣流暢，文勢充沛,極有感染力。其二，在論證上的特點是正反並反覆對比，層層深化。如在論證的首層，四君用客（實筆） 與“卻客不內”（虛筆） 的對比，首層四君用客與次層秦王輕客的對比，次層重物與輕人的對比，處處在對比之中顯示逐客之謬誤。全文在邏輯關係上是步步推進，層層深化。時間上由遠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論現實，再次言及未來。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時，程度上由輕到重，步步升級：先說如果沒有客卿，秦國就不會“富利”和“強大”；接著說“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直接落到統一天下這個關鍵問題，比上層更切近要害；再說棄
黔首、卻賓客，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資助了敵人削弱了自己，對秦國的不利更嚴重些；最後指出“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不僅不能統一天下，而且有亡國的危險，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極點。這種由輕到重、步步推進的說理過程，避免一開始就突兀衝撞，造成相反結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規律。
針對性
再者《，諫逐客書》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公文的針對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針對某一具體的事務而發，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較具體的的受文對象，受文者具有確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讀者面較寬,但也有一定的範圍；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對說要窄一些，在現代的公文中有的還規定了閱讀傳達範圍；上行文一般是給一個上級機關，受文對象很具體。古代的上奏文種是專門給君主的，對象最明確。公文寫作時都視受文者的不同情況進行斟酌，有的放矢。《諫逐客書》的針對性，從內容上來說，是對著逐客這事而發，全文緊緊扣住逐客以論說其錯誤。文章這樣處理很高明，因這逐客的起因是韓國人鄭國勸秦王修築一條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圖以浩大的工程耗費秦國的財力，使之不能對外用兵，如果就此事進行辯解，顯然是沒有道理的。李斯避開這個起因不談，只抓住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完全從秦國的利益著眼，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當時也無辜受牽連，但他在上書中片言不涉及自己，這樣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質要求，徐望之說：“公文本質之可貴，貴在一字一句皆從民生國計上著想。”針對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正是從國計民生著想的體現。
《諫逐客書》的針對性，還表現在針對特定的受文者來採取諫說的策略。李斯上書是給秦王政這個具體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這個人，不揣摩這個人的願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對這個問題，劉勰有中肯的評價：“煩（順） 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出之喜說者也。”順著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統一六國的關鍵問題，符合主要任務的需要。當時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併天下,凡是違反這一慾望，就難以立足，凡是利於達到這一慾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緊緊抓住秦王的這一心理，把秦國的霸業作為整篇諫書的靈魂，貫串始終。在論說的首層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強”、“散六國之從”、“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等成就去聳動秦王；在論說的次層則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的高度；再接著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卻眾庶”無敵天下去打動秦王。總之，每個層次都反覆論述這樣一個根本的利害關係：納客就能統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國危險。以利勸之，以害怵之，這就緊緊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擊中其要害，使秦王順理成章地接納其意見，並收回逐客令，達到了上書的目的。
以上論述了《諫逐客書》是如何有針對性地、成功地對逐客之事加以論斷，使該公文收到了顯著的實效。實效性、針對性、對事加以論斷，這三個特徵在文中體現最為突出。當然，該文還有個別其他的公文特徵，像當時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寫這篇上書必須十分注意時效，除了“道上上諫書”急就此文之外，在寫法上開頭單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錯，使秦王為之震動。可見首句發意、開門見山，既為當時緊急情勢決定，也是公文時效性的要求。▲
兩千多年過去了，黯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爭鳴，當年的人事早已化為塵世的一粒塵埃，唯有這超絕的智慧依然在熠熠生輝，留給後人無盡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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