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馨提示：閱讀前，請點擊右上角“關注”，每天第一時間免費獲取本頭條號分享的股權投資、股權激勵、私募股權、投融資、企業管理方面的乾貨，歡迎關注！
現代金融市場是一個以銀行為核心的信用貨幣體系。從近現代史的發展來看，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銀行，從民主國家到威權國家，概莫能例外。最有趣的例子當屬哥斯達黎加和科威特——前者沒有軍隊，後者不徵收所得稅，財產稅，和消費稅，但是他們都有自己的特許銀行。
為什麼銀行會對國家如此重要，甚至比軍隊和稅收的存在更普遍呢？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從全球範圍來看，作為一種組織形式，銀行和歐洲大規模的民族國家是在16-17世紀左右共同演進的。著名學者哈伯和凱羅米里斯所說的“國家創造了銀行，銀行創造了國家”[1]。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歐洲的“民族國家”和“銀行”是怎麼相互影響，共同演進的。
一、銀行與歐洲“國家”的同步演化
如果有個月光寶盒，讓我們回500年前的歐洲，我們看到的會是《權力的遊戲》裡面的場景：
16世紀之前的歐洲其實是去中心化的“封建制度”。中世紀的歐洲散落著和成千上萬和臨冬城的史塔克家族一樣的貴族領主，他們統治著小塊土地，以城堡來保衛領土，領土的產出盈餘維持城堡的臣民和軍隊。慢慢的，隨著實力的變化，一些大的，有能力的統治者產生了向外擴張的慾望，但是要在對手林立的環境中建立一個強大的帝國，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要有一個可以持續擴張的貿易網絡；第二，要有強大的軍事動員能力。
在實力相對均衡的歐洲，滿足要上面這兩個條件都需要金融家進行撮合：遠洋貿易商人需要一個強大的的實體(e.g.,國家）來捍衛他們日益擴大的貿易航線，執行日益複雜的合同；統治者則急於擴大版圖，也需要商人們建立商業網絡，來加強自己和各國之間的聯繫，以及維持海外帝國的運行。不管是貿易還是版圖擴張，都需要大量的金錢支持——金融家充當了這個角色，他們創造了匯票，本票，清算，融資這些金融工具，為商人提供了一個高效的管理遠程貿易的金融體系。另一方面，他們利用各種金融工具為統治者提供源源不斷戰爭資金，也從統治者手中取得特許權力，獲取壟斷收益。這樣一來，商人，統治者，和金融家這三個群體的目標通過銀行被結合在了一起。尤其到了１６世紀之後，指南針，火炮，大帆船，望遠鏡等技術，還有天文地理知識都取得重大突破，人類的航海能力和戰鬥力有了巨大提高，全球範圍的征服和貿易都成為可能。在各種金融創新（e.g. 國債，股份制公司，特許銀行等等）的支持下，遠洋貿易，國家征服，和銀行業開始互相交錯影響地共同演進，沒有銀行的巨大助力，當時並不算強大的歐洲統治者們很難完成在以民族國家的身分，進行全球征服的事業。
有兩個例子可以形象地說明這三者中間的關係：荷蘭的威瑟爾銀行成立於１６０９年，它吸取了威尼斯國有特許銀行的經驗，儘量連接全歐洲的銀行帳戶所有者，為全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提供專門的票據清算，實際上相當於一個全球票據結算中心。這個銀行推動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為荷蘭在17世紀建立的海上帝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另外一個例子是成立於１６９４年的
英格蘭銀行。它是世界上第一個政府特許的股份制銀行，英國政府賦予了這家銀行壟斷髮行銀行券的權力和各種稅收優惠，使得它能獲得長期得，低成本的資金，作為交換，英格蘭銀行要為政府提供源源不斷的戰爭融資。這一設計使得英國政府擁有了穩定的可靠的戰爭資金來源，後世很多學者認為，英格蘭銀行是英國１８世紀後在海陸兩地戰勝各種對手，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武器。在貿易與戰爭的硝煙中，銀行和民族國家相互影響，共同演進成了“現代歐洲”的模樣。這個模式隨著“五月花”傳到美洲大陸，又開啟了另外一個金融的美利堅世紀。二、國家塑造現代銀行職能
隨著封建制度的消亡和民族國家的日益強大，國家內部出現了經濟增長和維持政治秩序的需求，借鑑了英格蘭銀行和威爾瑟銀行等先驅的經驗，各個國家統治者發掘了特許銀行更多的職能，比如支持戰略重要行業的發展，通過貨幣發行控制經濟增長，穩定就業，對居民施行後住房和其他福利補貼等等。從１９世紀開始，國家學會了通過銀行調動大規模的資金，用來服務於新興的國內政治利益，這一能力的提升是“國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和關鍵。
可以說，特許銀行的創立是起源於現代歐洲國家的一項基本制度安排。它催生了很多根本性的金融和政治創新，包括法定貨幣（紙幣），民主政治，和社會福利等等。
比如說銀行券的發明，不但解決了金屬貨幣流通不便的問題，更創造了一種新的價值標準——這個價值標準依靠的是運營者的信用。政府特許的銀行券（e.g.,法定貨幣，美元，人民幣，英鎊），則使得這個價值標準與國家信用被綁定在一起，催生了國家信用膨脹的新時代。（“銀行貨幣”是構造現代信用社會的基礎，一切經濟活動，金融行為都是基於這一創新）
除了銀行券以外，在民族國家逐漸形成的過程中，統治者發現，對國家概念的接受程度是社會動員的最佳利器，而在歐洲這麼一個分崩離析了上千年的地方，“國家”的概念非常淡漠，要塑造民族國家概念，需要給“人民”以政治權利和經濟地位進行刺激，這個時候，“公民”就開始有了和“國家”議價的能力，從１９世紀中葉到２０世紀初，公民參與選舉的權利大為拓展，自然也就迫使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充分就業，提供社會保障，為個人提供信貸流動性——從１９世紀開始，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就一直想辦法為商人，農民，購房者提供信貸；德國總理俾斯麥則要求銀行體系為德國的鋼鐵，化工，電力等產業提供大量融資，同時要求證券市場在養老金，公共醫療，失業救助等方面提供大量支持——“國家”的宏大目標需要龐大的穩定的資金支持，而銀行體系，毋庸置疑，提供了最優的途徑。在歷史的演化中，商業銀行體系和國家能力藤蔓交織，銀行體系成為了國家和政府保持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的途徑。國家特許經營下的銀行與政府政策相融合，它不僅是經濟工具，也是政府控制社會秩序的機制。
所以在現代世界裡，銀行是比軍隊和稅收更普遍的存在。 因為（歐洲）民族國家的演化是依賴於統治者，商人，和銀行家之間的夥伴關係。統治者需要商人構建商業網絡，從而將整個國家黏合在一起。商人需要統治者提升實力，捍衛遠洋貿易路線，保證合同強制執行。商人和統治者都需要銀行家，統治者需要為戰爭進行長期穩定的低成本融資，商人需要銀行家創新金融工具，提供遠洋貿易的金融服務。這三者之間通過特許銀行及其衍生的一系列金融，政治工具得到了整合。
在分權制衡的歐洲， 銀行創造了國家，國家也塑造了銀行。[1] 查爾斯·凱羅米里斯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金融制度學和金融史是其專長，史蒂芬·哈伯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教授，對產權有長期的研究。這句話本來是查爾斯－蒂利的名言“戰爭創造了國家，國家發動了戰爭”，他們倆在其合著的《人為製造的脆弱性》一書中，改成了“國家創造了銀行，銀行創造了國家”。
閱讀更多 股權投資學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