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风起惊涛
翻开中国工业史册，不能说是一部屈辱史，至少也是一把辛酸泪。
1963-1965年之间，为发展中国的工业，新中国绕过美国的阻拦，与西方国家（含日本）签订31个技术引进全同，主要是石油化工、制钢设备、化纤、船舶等。
到了1972-1974年之间，基干产业共签订170个技术引进合同，其范围从卫星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到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门类广泛。
这次技术引进的水准、门类广泛程度远超前两次技术引进，各种工业生产也很快从引进到仿制，再到改进提高。实际上，中国工业的“第一”几乎都诞生在这个年代，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卫星……
那时候，中国工业的技术走的是“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自力更生之路。刚起步虽然是那么艰难，充满了坎坷和失败，经济效益微乎其微，比较优势根本谈不上，但这一过程的本身，也积累了工业知识和技术，培养了大量的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前进也正是如此。
急骤的变化
1979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时中国工业是什么样景况？所有人都知道行动就在眼前，但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一年，和全国的所有三线企业一样，是个永远都难忘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全球冷战的逐渐结束，特别是我国周边地区趋于安宁，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国民经济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国国防工业也在调整之列。
资料显示，1979年，国家停止部分军品生产；1980年，军品生产全部退出，转为民品生产。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为战争而准备的三线建设，将慢慢将失去它原本的作用。
于是，也有人猜是撤消，有人猜是扩大，有人认为是合并，还有人认为是顺其自然。除了最高层，没人知道究竟。当时有些流言，有的被证实是传闻，也有的被验证了。
秋日荏苒，工友们之间在谈话交流中也开始不再那么遮遮掩掩。对于知道如何从字里行间揣摩意思的有心人来说，从出版物上也可以见到一些有关工业未来动向的端倪。在等国家政策时，大家碰头的时候也都会心照不宣地打招呼：“快改了吧”。
有时候他们会问：“你走不走？”
答案是不同的。
有的说：“走。”
有的说：“不知道。”一般来讲，不知道就意味着留下来。
时间到了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回顾历史，梳理事件，让我们更加敬畏时间——
从现在看到的许多官方权威性的报道中，对这次大会，都给予了很重的评价。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又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会。尤其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是一份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规定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也标志着改革由农村向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全面铺开。中国工业这条大船，告别它航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航道，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作为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高度集中的产业，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大市场呢？在经济转型的巨大变革中，将经受一种什么样剧烈的震荡？这的确是一个新的课题。
据《张爱萍在改革大潮中》一文显示，这一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国防工业纳入整个国家规划，由国务院统一组织和管理。这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它意味着延续了30年的我国独立的国防军事工业体系，从此将不复存在。
文中指出，建国30年来，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军工体系。在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上，军工自成系统，国防工业口根据军队的要求和军费的安排，给所属各机部下达军工生产任务。
这次改革，就是要拆掉这个口子，打破民用和军用在管理体系上的分离，下属的各个机部和其他民用部门一样，直接归国务院领导，除保留必要的军品生产线外，一律纳入民用系统。
消息的传来，就像从高空中往湖水里投进了一块大石头，引起了很大的不安。是走是留、下一步究竟怎么办的消息，众说纷纭。
夜深人静之时，四周一片寂静。彭念顺坐在书桌前，点燃一根香烟，捧着一杯热腾腾的浓茶，抬起头望向窗外，静美的夜色中，明月高挂。他早已习惯了一个人静静的体会孤独，习惯了与黑暗融为一体，在黑夜中默默地等待黎明的降临。
宁静，迷漫了整个房间，唯有窗外的风声相伴。或许是想远离众人的喧闹，也或许是为了躲避俗世的气味吧，他经常独坐在孤灯下，带着一颗疲惫的心，在寂静里找寻那一片内心渴望的梦想？
在那一刻，感性的他，被那静溢的夜色牵动，挑起阵阵的愁绪？他的眼角，也会因为想起某个人，某件事，而闪着泪光？此时，他心里很清楚，管理体制既然是向市场化转型，这就必然会导致国防工业的企业化改革。
过去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虽然也被称之为军工企业，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既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经营风险和享有收益分配权。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活动的组织和产品的调拨等都是通过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的。
这次改革，就是要把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的主体。通俗地说，就是转变为公司。
军工部门企业化改革后，各机部一律改为公司，国家只是出资人，企业享有经营的独立权。传统的行政上下级管理模式和隶属关系将被资本联结纽带关系所替代；集团公司真正以效益为中心，并按照市场导向进行开发经营，逐步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这个前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那么新鲜。
当然也有人说，这行吗？是不是有些太邪乎了？
国防工业要不要改革？主管国防工业建设的张爱萍将军认为：当然要！但怎么个改法要从国情出发。
上世纪80年代初，国防科技工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是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是国家无力支持军工这个庞然大物的问题；是军事科技优势和生产能力没有及时转化为民用的问题。企业转制和市场化是个慢功，市场经济要的是规范、健康的市场，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从1979年到1983年，国务院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调整：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将军工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对选址不当，难以维持，或者重复建设的，实行关、停、并、转。
1983年底，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调整改造，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三是技术改造。调整、整顿使国防工业逐步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再造，许多企业通过转型已经成为驰名中外的民用集团。
如，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转制为主要生产系列民用车辆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不少三线基地还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拓展业务，如西昌导弹基地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并成为世界知名的卫星城。通过军民结合的产品改造，到1990年，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经达到155亿，占当年军工企业产值的75％，比1985年增长了1.93倍。
经过调整和改造，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已初显规模。在一些具有相对优势领域初步构建起高技术产业群，如光电子产业、软件产业、新型电子元器件，智能仪器仪表、航空产业、卫星应用产业、生物医药等，形成了一批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高技术产业。改革开放后的国防工业的调整和改革，使国防工业成为催生西部开发、实现西部崛起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军工管理体制调整的进行，军工企业陆续进入了市场。地处豫西南的前进化工厂、工农机械厂和诸多军工企业一样，他们也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也许生命就是这样演进的，该来的迟早是要来的，国家的政策一出，如春雷乍响。
企业改制，这一天真的来了——
1984年２月，河南省一份公开的《河南军工技术转民用报告》，在中原大地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份报告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国防工业指导方针，即在保障军品生产的前提下，允许企业生产民品。
也就是说，军工企业由传统的单一的军品生产，转向军品与民品生产两条腿走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企业。
1984年3月20日，此报告在发布后不到一个月，河南正式成立了三线调整改革规划领导小组。提出经过4个五年计划，先后对39个项目进行了调整，一大批三线企业成为“军转民”的先行。
在当时的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纵横交错在一起，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形态，在这所“新学校”里，所有的军工企业都是初学者。
这期间国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一批效益不好的国企被抛出去，一些盈利的继续保留国企身份，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军退民进”。前进、工农被名列其中。
当然，代价总是要有的。随着进入从军品退出转入民品的“转型”期，长达数年的冬眠期到来了。特别是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力量不断涌入，国有企业环境恶化，产能下降、技术落后，愁肠百结的下岗潮也开始波及三线老厂，一批效益不高的三线工业如同苍老的大树，走向萧条的迟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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