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社會改革的需求最初多是產生於人們日趨意識到貧困者的困境並要求對此有所作為，英國新型自由主義也不例外。但由新型自由主義者們在20世紀初期推行的社會改革的最大特點在於，他們旨在讓改革政策超越弱勢群體的範疇，維護作為整體的人民而非某個特定階級——無論是傳統的中產階級還是社會主義政黨關注的工人階級——的利益。
可以說，這一理念是對當時現有的大部分“旨在保護工人階級當中的某些部分”的社會改革立法的一次超越。新型自由主義者意識到了後者存在的侷限性。自由主義理論家霍布森認為，儘管這些使某個部分獲益的社會政策也在同時意味著使整體獲益，但一些特定的個人或階級獲得了大部分特殊利益，併成為了拓展國家行動越來越重要的決定因素。他反對的不是這種立法本身，而是“以不明智的人道主義或公開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形式濫用這種立法”。
隨著工黨組織的興起，新的社會改革的意願在自由黨中變得更加強烈。在自由主義者看來，與其競爭的獨立工黨組織將混淆各種意見並分裂進步的力量，“即使一個民族的所有工會都聯合起來……也只能為解決工業生活的種種問題提供一種階級措施。工人運動即使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也顯然是一種階級運動……嚴格來說，它只能被視為最大化的個人主義。此外，勞工問題無法涵蓋社會問題的全部範圍，因此，工黨提供的解決辦法無法適用於全部社會問題。”霍布森如是說道。
他們開始探索一種包容性的視角，以求發展出一種無偏狹的社會改革方案。這裡頭不僅包括重新評估中產階級的價值，也包括髮現每一階級群體內部的複雜性——比如說，新型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就試圖讓那些曾受到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雙重壓迫的下層中產階級成為自由黨財政政策的受益者。
究其根本，新型自由主義轉向的是一種“共同體的觀念”，它並非以損害或“奪取”某個階級的利益和個人自由為代價，來達成對弱勢群體的援助，亦或是“儘可能迅速地把處於中產階級之下的那個飽受痛苦的階級中的所有最優者吸收到中產階級之中”。新型自由主義社會改革的本質在於，“通過利用共同體中關於社會秩序的最佳看法，並把這些看法轉化為政治或經濟制度，從而使整個共同體的生活變得更加完全、更加充滿希望”，不論個人是處於社會的哪個部分。
編者希望，讀畢邁克爾·弗裡登（Michael Freeden）在《英國進步主義思想》一書中關於“新型自由主義者們為非階層而努力的社會改革”的論述，讀者能夠對我們所謂的“社會改革”做出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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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階層而努力的社會改革
譯/曾一璇
原標題為《“人民VS階級”：為非階層而努力》
有標題為編者所加
有組織且獨立的工黨在愛德華時代的興起，顯然扭轉了許多新型自由主義者對工黨的看法，而且使人聯想到過去的一些困境和恐懼。這加劇了自由主義同工人階級還是中產階級的支持這一問題之間關係的模糊性。“社會主義”一詞的含義（在那之前常常等同於進步主義的社會關係概念）趨於窄化，並與不同的政治團體和政治目的相結合。這些變化在意識形態上的表達明顯影響了對社會改革的理解，而且突顯了社會改革的“自由主義性質”，這種性質相較於保守黨人或“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和政策來說是獨特的。
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對工黨組織感到厭惡，是因為他們想要支持的是作為整體的人民，而非分裂為各個階級的社會。這種支持無疑是正在浮現的自由主義共同體觀念的一個重要先導。 在此之前，它針對的一直是社會階梯頂端的特權，現在則變成了對獨立的工黨政策的徹底批判。因此，它成為自由主義藉以滿足新需求，同時又保留其延續性的另一個機制。旨在使資產階級從舊社會秩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口號，現在可能蘊含一個普適的新觀念，而選舉權的拓展使這種觀念成為必然。但是，過去的困惑仍然廣泛存在。在探索國家政策時，自由主義者無法就如下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工黨到底是維護階層利益，還是代表了全體人民（而他們的福祉就是自由主義者所關心的）？這個問題被工黨的雙重支持惡化了，即一方面支持工人階級，另一方面支持一種政治學說與組織。官方“自由主義”傾向於認為工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且反對工黨的獨立：
其中一個［指自由主義］可能意指一套原則；另一個［指工黨］（就該詞具有的任何含義而言）,則指對工業或職業的一些看法……根據一個人從事勞動這個事實，並不一定可以得出他擁護或反對“自由主義”的結論。
“人民VS階級”這個口號，意味著同時摒棄階層主義的中產階級政黨和階層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同時，如下理想在新型自由主義思想中變得越來越突出：
將這個國家中的所有進步主義力量組織起來，以便依靠說服和數量上的優勢來推動國家政策。1903年，《獨立評論》認為：“一個獨立於自由黨並與之競爭的進步組織的形成，將混淆各種意見並分裂進步的力量……”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更加危險的是，“它會宣稱並且固化如下可怕的觀點：不持續關心人民福祉的自由主義還會有前景”。阿瑟利-瓊斯聲稱：自由黨拓展到不僅包括輝格黨成員和富裕的中產階級，而且包括“追逐夢想的年輕人”，這使工黨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目標之間的對立不復存在。關於這種看待獨立的工黨的方式，最有活力的理論陳述來自霍布森，而這受到他對特殊主義的厭惡的推動。對他來說，即使一個民族的所有工會都聯合起來，展現出工黨最強有力的團結，也只能為解決工業生活的種種問題提供一種階級措施。正如他於1899年寫的：“作為當前的一個因素，工人運動即使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也顯然是一種階級運動……嚴格來說，它只能被視為最大化的個人主義。”此外，勞工問題無法涵蓋社會問題的全部範圍，因此，工黨提供的解決辦法無法適用於全部社會問題。
工黨首任領袖：凱爾·哈第
面對工黨組織的興起，新型自由主義者當中的一個新趨勢是退回他們那些本質上說是自由主義的看法。這絕不意味著拋棄工人階級；毋寧說，這意味著恢復對傳統自由主義的堡壘——中產階級——的興趣，後者曾經被新型自由主義者放棄，被認為與他們的事業無關了。對中產階級關注的衰減當然是與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同時發生的。1888年，霍爾丹仍在提倡一項旨在吸引中產階級當中“較為激進的成員”的政策，而自由黨可以依靠他們成為永久多數。其他人則放棄了中產階級，堅持認為“如今……在英國政治史上，我們第一次發現，自由主義幾乎只等同於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這無疑是一種誇張，但對於許多觀察家來說，它似乎是一個發展趨勢，無論他們是否贊同這個趨勢。同時，新型自由主義者批判了教育、禁酒和廢除國教這些典型的中產階級議題，所有這些議題對於普通大眾都沒有任何吸引力。當時顯然正在向左傾的霍爾丹（韋伯夫婦驕傲地認為這應該歸功於他們）於1896年寫道：選舉權的拓展已經引領新型自由主義者進入一個新階段，此時中產階級的不滿已經不再重要。對於霍爾丹以及許多其他自由主義者來說，採納社會政策是對工人階級的新依賴—或用霍爾丹的話說，“對全體人民而非階層的依賴感”——的必然結果。不過，
新型自由主義者明確拒絕把社會改革政策等同於工人階級政策，因為這樣做意味著如下兩種不恰當預設之一：要麼預設工人階級等同於全體人民，而這是一種多數主義的社會觀；要麼預設為工人階級利益服務的社會政策是特殊主義的。工黨組織的黨派性，以及對包容性視角的探索，改變了自由主義的發展趨勢。人們此時明白，在新型自由主義的方向調整中，中產階級可以扮演雙重角色：首先，作為與自由主義相關的傳統群體，它可以充當自由主義內在價值的保護者；其次，它可以與工人階級一起，證明自由主義的整全性和普遍主義傾向。霍爾丹於1888年所做的關於中產階級的論述獲得了一種新的意義：“中產階級的重要性比他們的人數更有意義；他們的作用在於幫助我們擺脫階級政黨的汙名。” 新型自由主義者對中產階級的幻滅，此時轉變為對其價值和重要性的重新評價。新的社會自由主義精神，被認為符合中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與這個趨勢並行的是社會改革思想的範圍得到了拓展，而馬斯特曼對這個拓展過程做出了貢獻。值得受到公眾關注的不只是極其貧困的人和極其富裕的人。“市鎮生活不僅影響這兩種極端類型，也影響絕大部分居民—體力勞動者、手工藝人和小職員，他們都是下個世紀的‘普通人’。” 城鎮居民的悲慘境遇，是全體人民為工業化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福利思想正向處理現代人的困境邁出最初的步伐。然而，情況事實上更為複雜。中產階級畢竟包括兩個相當不同的成分。其中一個成分是資本家、實業家和富人，他們在財富生產和資助社會改革、以及支付自由黨的開支（這一點並非無足輕重）方面是一個關鍵因素。另一個成分是下層中產階級，作為“英國的脊樑”，他們正大聲要求分享國家的蛋糕，而這個蛋糕現在卻以犧牲他們的利益為代價而被切分給工人階級。二者常常被簡單合併成“中產階級”，而這種做法實際上是錯誤的。舉例說來，正如當馬斯特曼談到“中產階級的極端富足和滿意”時所顯示的那樣，他有時所思考的仍然是中產階級的舊形象。他認為，這就是他們對社會改革漠不關心的原因。但其他一些人認為，中產階級對社會改革的態度，與其說是自我滿足，不如說有強烈的敵意。1906年，G. R.西姆斯（G. R. Sims）在《論壇報》的系列文章中提到“中產階級的痛聲疾呼”，認為他們飽受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雙重壓迫。這個系列文章激起了長達幾個星期的討論。《演講者》在評論時承認，中產階級“對社會改革的新觀念只給予極少的支持”，而且“他們正是從他們最鄙視的那個階級爬上來的……”他們一貫的願望是為自己獲取更多，而這使他們對自己承擔社會改革的主要負擔感到憤怒。
正是這種團結感的缺失，使他們的目標與自由主義的新發展產生衝突。該刊物聲稱，這在他們對民主、平等和集體制度的拒絕中表現得很明顯。在《演講者》看來，有兩種重要的處理辦法是必要的。第一種是承認下層中產階級——“共同體中那個最值得幫助、最飽受磨難的階層”——的不滿是正當的。如果認為社會改革關心的是國民的社會需求，社會改革意味著共同體對公民本身的責任，那麼下一步就應該使下層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一樣，成為自由黨財政政策的受益者。 第二種處理方式是在社會改革工作中，儘可能地在中產階級當中積極宣傳，以便實現社會觀的變革，這對於社會改革的倫理特徵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本書作者邁克爾·弗裡登
自1906年以後，自由主義者更加努力尋求中產階級的幫助，這一點在自由主義思想中也有所體現。及至1908年，甚至連《國家》也把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視為社會政治變革的唯一科學手段。但與此同時，馬斯特曼準確界定了自由黨的兩難處境：
（自由黨）能夠留住（例如）它的少數富人，而又不失去那些為了社會改革而要求對富人的財富直接徵稅的支持者嗎？它能繼續彌合如今存在於下層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巨大利益分歧嗎？這個分歧使前者往往與在其之上的階級的利益結合起來，而且反過來懼怕和鄙視在其之下的階級；它在下層中產階級中引發了當前對過分嬌慣工人階級的強烈厭惡，以及對社會革命的推進的模糊恐懼。
就富人而言，解決辦法有賴於成功地使他們懂得，除了道德考量之外，他們的真正利益在於擁有高效能的英國工人。他們也不太可能因為高稅收而導致個人生活拮据。如果這看來可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那麼我們必須記住，在自由主義的隊伍中也存在著像布倫納（J. Brunner）、蒙德（A. Mond）和卡德伯裡（G. Cadbury）這樣的人物。就下層中產階級而言，依靠國家機器來消除根深蒂固的焦慮是無法起到多少作用的。
但是，一種無偏私的社會改革方法被認為可能起作用。因此，自由主義理論家貫徹如下兩條路線。第一是反對使工業負擔過重。其要點在於，自由主義需要的不僅僅是資金，正如馬辛厄姆於1912年承認的那樣：“自由主義不是一支革命力量，它離不開中產階級的頭腦和管理。”這與自由主義對激勵因素的看法緊密聯繫，而這種看法歸根結底根植於個人意志是社會進步的源泉這一信念。在這裡，霍布森的闡述也非常恰當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1907年至1908年發表於《國家》的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文章之一中，霍布森提醒“社會主義者”，個人在財富生產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雖然生產和消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合作，而且並不是所有生產者都富於創造性，但霍布森仍然相信，務實的社會改革家在設計社會改良方案時，不能忽視個人激勵和報酬的問題。於是，他做了如下界定：“無論是否通過政治來推行，社會改革都在於仔細發現和運用最小的激勵來實現個人效率最大化。”這可能需要根據報酬與服務的恰當關係，對其進行上下調整。從更大的語境來看，這是對社會改革的一種新穎的、非正統的理解。
它意味著，社會和經濟的重組必須與個人的心理特徵協調一致。它是對“有用的”社會的完美表達。它是以建設性的方法來處理社會問題，這種方法不是基於消極地消除弊病，而是基於從必須得到糾正的事物轉移到最終可欲的事物。而且，並非不重要的是，它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社會改革，即社會改革並不是援助弱勢群體，而是變革社會工業生活的本質；它強調一個普遍的目標，即改革人的社會行為本身，無論個人處於社會的哪個部分。
霍布森
自由主義思想家的第二條路線是，試圖緩解那些納稅的小零售商階級的狀況。在自由黨政府通過自由主義社會政策的主要法案後，自由主義者就轉向了上述群體。在這方面非常有趣的是一份於1912年編成的關於勞工世界的動亂的備忘錄，題為“勞工動亂與自由主義的社會政策”，是提交給內閣委員會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內容，而且在於其簽署人；這些簽署人似乎是直接來自《國家》的一次著名晚宴的名單，包括了我們探討的許多重要自由主義者：馬辛厄姆、約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霍布森、霍布豪斯、P.奧爾登、B.西博姆·朗特里（B. Seebohm Rowntree）、E. R.克羅斯（E. R. Cross）和A.S.朗特里（A. S. Rowntree）。該文件的觀點之一是，不能再給中產階級——尤其是零售業——增加任何負擔了。該團體把這個問題提升到自由主義原則的層面上：“我們確實認為，進步自由主義必須為這些階級找到某種救濟措施。”他們建議的解決措施打擊了自由主義珍視的一些準則。備忘錄要求政府重新調整國稅和地稅，並且要求使資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免於承擔那些確實可以被視為全國性的社會服務——例如教育、健康、《濟貧法》和交通要道——的成本。很長時間以來，自由主義者一直反對補助金（Grants in Aid）制度，原因之一是這些補助金妨礙了地方政府對地方納稅人的直接責任和可控性。
但是，這不僅是對民主信條的顛覆，而且是對如下事實的默認：一些自由主義者高度稱讚市政社會主義是“實踐的”社會主義的唯一可接受形式，但它並不總是取得極大成功，其原因主要在於它的運作脫離了共同體的其餘部分。該團體寫道，相反，地方的稅收負擔幾乎使地方政府的效能陷入癱瘓。《國家》堅持認為，這不再是社會正義的問題，而是社會進步的條件問題。 關於自由民主的基本要素，備忘錄表明直接的民主和責任正讓位於一個間接的責任體系，在其中每個單元都依賴於中心，而這個中心則將單元放在全國需求的框架內進行考慮。難道這不是有機社會觀的勝利嗎？對中產階級看法的改變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者正復歸其原初的社會基礎，以至於排斥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在自由主義思想中，向一種普遍主義的和整全的社會觀的轉變正日益明確。《國家》於1910年認為，至關重要的是，現代英國自由主義並不是一種階級運動，因此，它的目標屬於“一種高級的治國方略”。對國民利益的追求體現於“主要通過國家的管理和說服行動來為全體人民實現更高的生活標準的觀念”，也體現於“對共同知識和公共資金的調整，以服務於更加美好、更加人道以及更恰當引導的目的”。堅持認為各個部分以及整體都有價值的有機觀念正在產生影響。即使從G. F.米林的相對先進的觀點來看，這也是很大的進步；1892年，米林仍然認為社會改革問題的解決辦法在於，“儘可能迅速地把處於中產階級之下的那個飽受痛苦的階層中的所有最優者吸收到中產階級之中，從而使那個繁榮的、舒適的中產階級群體儘可能地壯大”。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超越瞭如下信念：舒適、繁榮和特定生活方式是祛除一切時弊的萬靈藥。
注：題圖為1956年，針對民族資本家和私營個體勞動者的一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即“公私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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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進步主義思想》
三輝書系·傾向與可能
副標題：社會改革的興起
[英] 邁克爾·弗裡登 著
曾一璇 譯
張新剛 校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ISBN : 9787100159746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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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顛覆了關於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普遍觀點，重新解釋了許多影響了當代政治的思潮之起源。弗裡登認為，新型自由主義建立在具有進步主義和人文主義特徵的19世紀中期自由主義的強大觀念遺產之上，但又對那份遺產進行了拓展，創造了一個社會改革和意識形態革新的規劃，為現代英國福利政治的成型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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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輝書系·傾向與可能·第一輯
《解放的悖論》邁克爾·沃爾澤（已出）
《全球化時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待出）
《諸眾的語法》保羅·維爾諾（已出）
《解魅民主》約翰·鄧恩（待出）
《多元文化主義》查爾斯·泰勒（待出）
《競爭民主》揚-維爾納·米勒（待出）
《英國進步主義思想》（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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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傾向的傑出頭腦
探尋當今世界的新可能
這套“傾向與可能”叢書彙集了邁克爾·沃爾澤、本尼德克特·安德森、約翰·鄧恩、查爾斯·泰勒等當今世界的一流頭腦，他們試圖用歷史的經驗和政治的知識，為今天的困難提供部分開放的討論，這些討論並沒有最終的結果，然而其中所蘊含的視角和線索，每一個都充滿深刻的洞見和麵對真相的勇氣。我們將這些洞見和勇氣集合在這裡，奉獻給所有願意為當下和未來努力的漢語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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