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權勢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結黨結派，也會自然成黨成派，這是中國政治的無奈之處。恭親王和醇親王作為離最高權力最為接近的老二，雖然都十分“憂讒畏譏”，但還是不能不成為遮天的大樹。 1884年4月，世界似乎被北京的“政變”弄懵了。52歲的大清“總理”、恭親王奕，在執掌權柄23年後，被突然“雙開”，整個軍機處下崗。新的軍機處迅速組建，並且“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恭親王的弟弟、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實際接替了他的領導職務。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樞”。
鮮為人知的Prince Chun(醇親王)突然與曾經如雷貫耳的Prince Kung(恭親王)一樣，成為西方媒體的主題詞，各色人等睜大雙眼，試圖從來自北京的蛛絲馬跡中，尋找中國的未來發展動向。美國《芝加哥每日論壇報》(Chicago Daily Tribune)大擺烏龍，報道說“中國前總理恭親王自殺身亡”，用大篇幅回顧恭親王偉大的改革一生。而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則說：“這是一場突然的政變，但政權的易手，只在中國首都產生影響，其後果卻還很難預料”。這家世界第一大報，發表了一系列的報道，並且自信地宣稱：“這一事件，標誌著中國歷史、中外關係史的新時代的開始。”
老七“老氣” 醇親王剛剛取代恭親王的地位，御史們就上書說，作為皇帝本生父，醇親王應該避嫌，不可“與聞機務”，參與軍國大事。在中國的傳統政治遊戲中，“避嫌”不僅是“顯規則”和“淺規則”的主要組成部分，更是一門精深的政治藝術。當年，醇親王得知自己的兒子載湉(即光緒)被選為接班人後，焦慮萬分，乃至暈倒在工作崗位上，最後以健康為理由在30多歲的盛年提前退居二線。這種及時而適度的“暈厥”，體現了這位王爺講政治、顧大局、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一面。相比較而言，執政20多年的恭親王，“暈厥”總是來得不夠及時、不夠徹底。
對於御史們的反對，慈禧太后批示說：“自垂簾以來， 揣度時勢， 不能不用親藩進參機務。諭令奕譞與軍機大臣會商事件，本專指軍國重事， 非概令與聞。奕譞再四懇辭， 諭以俟皇帝親政再降諭旨， 始暫時奉命。此中委曲，諸臣不能盡知也。” 御史們本來也是做做分內的應景文章而已，自然適可而止，皆大歡喜。
與聰明外露、果決剛毅的六哥恭親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親王似乎多了些“老氣”，表現得更為低調、更為綿裡藏針，也更為大智若愚。時人就曾以“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的尖刻評價，認為這位新任總理的才具，比起恭親王來實在只是“駑馬”、“柴胡”而已，這種評價一直延續至今。
在打倒肅順等顧命大臣“八人幫”的“祺祥政變”中，醇親王奕譞的功績往往被掩蓋在慈禧和恭親王的光環背後：正是他帶兵將肅順和端華從熱被窩中抓住，完成了政變中最艱難、最有風險、也是最為關鍵的任務。在之後的“叔嫂共和”體制中，他執掌首都衛戍部隊的主力“神機營”長達30多年，實際上形成了恭親王掌握外交、醇親王掌握軍事的基本格局。在醇親王的主持下，“神機營”成為大清國軍事改革的“特區”，“添習火器技藝”、“改弓箭為洋炮”，甚至配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虜伯(Krupp)鋼炮、哈乞開思(Hotchkiss)步槍、毛瑟(Mauser)後膛槍等。在裝備和訓練方面，遠超過李鴻章那更為著名的淮軍。 “叔嫂共和”的特徵是“垂簾聽政”和“親王輔政”兩制並存，“親王輔政”是滿清親貴們能接受“垂簾聽政”的條件和前提。而醇親王不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數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這無疑也是對恭親王的一種制衡，儘管他在恭親王早期兩次被慈禧修理的時候，都義憤填膺地站出來為六哥說話，卻在第三次成為實施打擊的主力和實際的替代者。
醇親王在取代恭親王前，給世人的感覺相當地“左”，比較保守、排外。對恭親王的改革，尤其“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他總是嗤之以鼻，建議太后“擯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兩次秘密上書，建議削弱恭親王的權力。野史中說他“疾其兄之專權，久有眈眈之意”。毫無疑問，這樣的互相監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同治死後，光緒即位，醇親王雖然為避嫌退居二線，但作為影子“太上皇”，還是吸引了各種人物紛紛投靠到他的門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權勢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結黨結派，也會自然成黨成派，這是中國政治的無奈之處。恭親王和醇親王作為離最高權力最為接近的老二，雖然都十分“憂讒畏譏”，但還是不能不成為遮天的大樹。法國侵入越南，局勢告急，慈禧太后要求閒居的醇親王多挑擔子，並最終用他取代了恭親王。
之前以高調的“極左”面貌出現的醇親王，一旦主政，便令人驚愕地實現了大轉身。在對法戰略上，他幾乎完全繼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親王的“投降路線”，甚至走得更遠，令海內外觀察家們跌破眼鏡。當“極左派”們指責李鴻章對法屈膝時，老李氣定神閒地說：那都是恭親王和醇親王兩位王爺確定的方針，我老李無非是個執行者而已。
對於自己當看客時的“極左”言論，挑上擔子的醇親王承認自己“嘗持偏論”，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但事實上，從醇親王變臉之迅速和徹底來看，其之前的“極左”面貌，極有可能只是為了贏取“基本教義派”支持的一種手腕。在野的時候，站著說話不腰疼，可以指點江山、揮斥方遒，而一旦親自執政，為了兒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為、或者還原為一個現實主義者。
作為他的親密戰友，大清國首席洋幹部、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在4月27日寫給倫敦的信中，談及中法戰爭時說：“或者恭親王表面上雖然和平， 而暗地裡卻在反對進步， 排斥外國人， 並且主張戰爭。而七爺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張和平和進步的----我有一半傾向於相信這是正確的解釋。在中國有時須應用顛倒的法則。我想七爺如果控制這政府，很可能中國真正地能夠進步。”
大清國第一輪改革開放，歷時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樞為界，醇親王主政的後十年，與恭親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幾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沒有被中止，而且在海軍、鐵路、電信等基礎建設方面，得到了更為長足的進步，尤其在新疆和臺灣先後建省，大大加強了對邊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醇親王也展現了與恭親王一般的靈活身段，以至於後世的主流史學家們批判這位“愛國王爺”一挑起管理國家的重擔，怎麼就和乃兄一般軟弱、一般“賣國”。這類似於恭親王當年發動政變，處決了肅順等人，卻幾乎完整地繼承了肅順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國藩等漢臣的政策，將權力鬥爭與政策連貫有效地進行了區隔，不因人廢事，更不因人廢制。
更為弔詭的是，野史把恭親王、醇親王哥倆爭權傳得有鼻子有眼，實際上這哥倆時常聚會，並且共同感慨挑擔累、挑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擔子更累。或許，那種留在紙面的“爭執”，只是“前人撒土、後人迷眼”罷了。
綿裡藏針
低調得近乎窩囊的醇親王奕譞，其家卻一連出了兩任皇帝(其子光緒、其孫宣統)，一任攝政王(其子載灃)，兩個郡王(其子載濤、載洵)。道光皇帝的兒孫當中，風水幾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和恭親王一樣，醇親王成為中央二號首長、挑上國家重擔後，嘴巴立即閉上，尾巴馬上夾緊，而他對慈禧太后的態度，成為後人詬病的主要對象。主流的觀點認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親王更能逢迎、更為軟弱，而最大的罪證就是不惜拿海軍軍費為慈禧太后建設頤和園，令北洋艦隊成為“房奴”。
頤和園的建設資金來源，一直是蒙在慈禧和醇親王、包括李鴻章頭上的陰影，普遍認為他們挪用了本該用於北洋艦隊的軍費，而直接造成了甲午戰爭的失敗。但這一指控，如同針對晚清的諸多政治抹黑一樣，是完全虛構和曲解的。
這一指控的來源，在於《翁同龢日記》(光緒十二年十月)。慶親王與醇親王見面，“深談時局”，醇親王請慶親王轉告翁同龢等，在為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的問題上，要“諒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 萬壽山換灤陽也。”這麼做的動機，與其說是逢迎慈禧太后，不如說是營造一種更為和諧、團結、吉祥的氛圍，一則表白自己的忠誠，讓領導放心，二則也希望老佛爺及早放手，使光緒皇帝能夠儘早單飛。這是一種無需言詞、心照不宣的表白。
嚴肅的史學論證卻認為，此“勃海”並非北洋艦隊活躍的“渤海”，而與下句中的“灤陽”一樣，指代的是一處塞上行宮“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讓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園林，而不是如同祖宗們那樣跑到更為遙遠的塞上去建行宮。
更為關鍵的是，為北洋艦隊預留的經費，是根據收支平衡的基礎所做的國家預算，眾目睽睽之下，根本沒有截留的餘地。為修頤和園而籌集的260萬兩白銀，雖然名為“海軍軍費”，卻並非來自財政撥款，而是各省督撫們的私人“報效”。醇親王同時監管頤和園工程和海軍建設，就將這筆款子以北洋的名義存入天津的外資銀行生息。取名“海軍軍費”，為的是減少輿論對中央的可能壓力，卻沒想到效果適得其反。而這些輿論的源頭，來自康梁師徒流亡之後的政治抹黑，如同他們以武則天的小說形象為藍本虛構慈禧私生活一樣。梁啟超晚年自承當年文字均為政治宣傳所用，不可作為信史。
實際上，圍繞北洋艦隊的軍備更新、擴充，爭論的焦點並非預算經費的運用，而是對軍事改革的不同應對思路。以翁同龢為代表的“清流派”，根本不顧及軍事技術革命的浪潮，對李鴻章提出的北洋艦隊更新方案橫加阻遏，認為噸位數已居世界第八就足以保衛海疆，在國家預算中大量縮減了北洋的軍費，導致北洋的相對戰鬥力大為下降。
同樣在頤和園的修建上，恭親王的“硬抗”，就遠不如醇親王的“軟受”。而醇親王也從這樣的政治默契中，獲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間：在他執政期間，所有改革措施都更為直接，時人慨嘆醇親王比恭親王要更加痛快果斷。從李鴻章留下的各種文獻看，他把恭親王更多地當作英明領導，而把醇親王更多當作知音和戰友。每當李鴻章的改革遭遇阻擊或挫折時，恭親王是暗中保駕，醇親王則是公開護航，旗幟鮮明，態度清晰，毫不含糊。
從醇親王在慈禧面前的柔軟身段看，我們或許可以說他是綿裡藏針；而從醇親王對待改革和改革者的鮮明態度看，他更有“針尖帶綿”的一面。這種性格遺傳給了他的兒子、第二代醇親王載灃(溥儀之父)，這位末代攝政王在內政(政改力度空前絕後)、外交(既敢於與美德兩國結盟，也敢於派軍艦巡視西沙東沙等群島)上頻繁亮劍，卻能容納反對勢力，甚至赦免汪精衛那樣的欲取他性命的刺客，而在改朝換代後，甘於、乃至樂於被人誤以為“窩囊”。
1888年，醇親王一度病危，自以為不久於人世。當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去看望他時，他的政治遺囑就是“無忘海軍”，並且將當年(1886年)檢閱北洋艦隊時慈禧所賜的一塊如意，交給了光緒(醇親王兩年後方去世)。無獨有偶，十年後(1898年，戊戌年)，恭親王在臨終前，也是握著光緒皇帝的手，叮囑他要小心康梁等打著改革旗號實現政治野心的“廣東小人”。
作為中央的最核心，這兩位親王和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如何鞏固和加強這個政權。改革、開放，與時俱進，乃至後來的以擴大執政基礎為手段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服從和服務於這一目的。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顯規則”，為修園林而自毀長城的事，從常理上說，應該不可能成為他們的選項之一—除非他們真的如抹黑宣傳所說的愚昧得近乎腦殘。
醇親王給子孫們留下了一幅極堪品味的家訓： 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也小，產也小，後來子孫禍也小，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些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
錦衣玉食的鳳子龍孫，能從榮華富貴中勘出此番深意，這是一種什麼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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