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政治鬥爭十分尖銳，捲入政治旋渦的人稍有不慎便會丟掉性命。僅西晉，死於非命的士人就有張華、陸機、陸雲、潘岳、劉餛、郭璞、歐陽建等多人。一批又一批的士人被殺，對士人階層產生了嚴重的精神威脅，他們對現實不滿，卻又無力反抗，只好隱居。正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中說的那樣：這時，人們“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惟有隱逸，才能保持人格的完整，實現和完善自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陶淵明瞭。
陶淵明出身名門，少年時代即有“大濟於蒼生之志”，想要實現其“猛志逸四海，鴦翩思遠靄”的志向。他4次入仕：第一次任江州祭酒，第二次任桓玄軍幕，第三次是投在建威將軍劉敬宣幕下，最後乃是任彭澤縣令。在彭澤縣令任上陶淵明只待了80天，便不願為5鬥米折腰，解綬回鄉，隱耕田園，直至壽終。
儒家的“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一次次召喚著陶淵明步入仕途，而政治的黑暗又使受道家思想濡染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質性自然，性剛才拙”的陶淵明一次又一次地生出退隱之意、迴歸田園之心。陶淵明本就“閒靜少言，不慕榮利”，經歷了從入仕到隱逸的政治熱情消退過程，對於充滿儒家理想人格，意欲“治國平天下”的陶淵明來講，無疑是痛苦的選擇。有的人對隱逸——在田園或山林中默默地度過一生並不那麼甘心，於是再度出山，仕途不順，復歸園林。而陶淵明的入仕是受儒家理想之召喚，亦不排除生計的因素。顏延之在《陶徵士誅》中說陶淵明出仕是因為“母老子幼，就養勤匾”。陶淵明自己也多次提到因家境貧困而出仕。他在《與子儼等疏》中寫道：“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昔曾遠遊，直到東南隅……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幾齣幾入的這種仕與隱的交替，反映了包括陶淵明在內的士人對政治難以割捨的情結，也反映了儒家理想人格與老莊自然人格在陶淵明心靈中激烈的碰撞與衝突。而陶淵明卻在幾乎不能自存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歸隱田園，迴歸自然，更有其崇高性和悲壯性。
家園，事實上就是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生存環境或者說文化氛圍。而家園意識則是一種索價昂貴的因現實種種不如意而尋求解脫的精神苦難的象徵。陶淵明之所以歸隱田園將田園作為他的精神家園來尋求，是他把田園視為撫慰自己、取得心理平衡的精神家園。他不願他的潔身守志的人格在汙濁的現實裡遭到殘暴的踐踏。雖然為官可以使他免受飢寒之苦，但和他內心深處的痛苦相較，財富就變得微不足道了。他發出了“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像鄉里小兒”的沖天吶喊，他義無反顧地奔向自然的懷抱，迴歸他的精神家園。
從29歲做江州祭酒開始，直到不肯束帶折腰見督郵而辭去彭澤令，陶淵明前後共有13年的仕途生活。在仕途中，他寫作田園詩來表達自己是“誤落塵網中”，“久在樊籠裡”的無奈以及對精神家園的嚮往，而歸隱田園之後的二十多年所寫的田園詩更多的則是對精神家園的歌頌。陶淵明在寫田園詩時，是把自己的“整個人格”融入其中的。
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兩句話因為說出了士大夫這種普遍的情況而引起廣泛的共鳴。士大夫在仕途上遇到坎坷時，便很自然地想到退隱，也就是迴歸到出仕之前的狀態。當他們想要回歸之際或已經迴歸之後，便自然而然地與陶淵明發生了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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