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培育我國產業動態比較優勢研究

王嶽平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內容提要：本文從理論上分析了發展中國家恪守靜態比較優勢之下的分工鎖定機制和培育動態比較優勢的內在機理，從實證上揭示了我國在分享全球化利益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固化分工的特徵。分析得出，我國參與全球化過程中的價格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惡化、收入貿易條件被嚴重高估，在實際上導致企業效益差、收入增長緩慢、貿易摩擦增加、能源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等一系列矛盾。本文重點分析了我國正在快速變化的比較優勢因素和我國比較優勢行業的變化特徵，結合不同類型行業比較優勢的階段性變化，提出了培育我國產業動態比較優勢的方向和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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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同時也是比較優勢不斷變化和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過程。因此，發揮比較優勢絕不是固守現有的比較優勢，而必須著眼未來，培育動態比較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升級，否則很容易導致分工鎖定和國際分工地位低下。過去一段時期，我國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有效地促進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也呈現出較強的固化比較優勢的特點，使得當前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而要實現未來的持續增長有賴於著力培育新的動態比較優勢。

一、 關於分工鎖定與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的機理分析

從現實來看，既有很多欠發達國家被鎖定在國際分工低端、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也有一些國家實現了成功起飛。這表明在全球分工格局中，既存在分工鎖定的情況，也存在擺脫原有比較優勢、提升國際分工的可能。兩者各自有其發生發展的條件和內在機制。

（一） 固化比較優勢之下的分工鎖定機制

固化比較優勢之所以出現分工鎖定，主要是由於以下幾個原因：恪守靜態比較優勢導致技術進步被鎖定在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形成技術依賴；依靠低成本和價格競爭導致發展的惡性循環和對政策訴求的路徑依賴；產業結構轉換的高成本；市場競爭地位不平等及供求彈性差異等。

一是全球分工模式導致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路徑依賴。

技術創新可以分為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過程創新）。產品創新一般在發達國家實現，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引進相關的生產技術，然後通過幹中學，推進工藝創新，從而提高生產率。全球化條件下產業升級遵循“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鏈條升級”的路徑。但無論是購買者驅動的價值鏈或是技術驅動價值鏈，全球大買家或技術主導廠商出於競爭和自身利益的考慮，會鼓勵下游各層級的供應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而阻礙功能升級，始終把發展中國家置於其技術、市場控制之下。

二是依靠低成本和價格競爭所導致的路徑依賴。即在政策上尋求要素供給的政策優惠（能源、資源、土地），出口退稅政策的支持，甚至降低勞動保障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投入。同時，為提高競爭力而減低中間投入（一些企業甚至不惜偷工減料或降低產品質量），或者提高裝備水平，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

三是產業結構轉換的高成本與分工鎖定。傳統理論往往忽視產業結構轉換成本。實際上，由於資產的專用性、勞動技能培育的時間要求和專業性，以及市場渠道建立的長期性等形成了產業結構轉換的高成本，這就使得不少企業即使在低效益、甚至短暫的虧損的情況下，也要接單生產以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行，否則進入新的行業則要付出更多的沉沒成本；打開新的市場，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這時出口偏好的政策對這些企業進行扶持而不是加快促進轉型升級，則更加容易強化分工鎖定。

四是市場競爭地位不平等與供求彈性差異導致市場勢力的弱勢。發展中國家承擔的一般加工環節或產品由於進入門檻低，通常具有無限供給和過度競爭的性質。而發達國家承擔的高端環節，通常具有壟斷地位。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出口儘管實現了由初級產品為主向製成品為主的轉變，但仍然沒有能夠改變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狀況，只是由過去的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演變為製成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由於市場競爭地位不平等，議價能力弱，我國企業成本價格競爭力很強但利潤水平很低。這種市場結構以及國內企業間的惡性競爭造成的損失很大，使我國絕大多數出口企業都處在微利的生存邊緣，剩餘價值幾乎都被居於產業鏈上游的跨國公司所攫取。

（二） 培育動態比較優勢與提升分工地位的內在機理

要想擺脫靜態比較優勢的分工鎖定，實現成功起飛，關鍵是要從動態的角度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較優勢，促進出口多樣化、生產技術複雜化，實現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升級。

一是把握邊際成本差異，擺脫先天資源稟賦的邊際成本上升的約束，努力爭取後天獲得優勢邊際成本的下降。比較優勢可細分為先天的資源稟賦和後天獲得性比較優勢。前者包括礦產、土地等自然資源和人口數量，後者包括技術、設計、管理、組織等能力和網絡關係、基礎設施、制度因素等。不同的是，先天資源稟賦一般具有耗減性和邊際成本上升的特點（除非發現新的礦藏），而後天獲得優勢具有正向的動態累積效應，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獲得邊際成本下降或規模報酬上升。

二是把握產品和技術生命週期規律與相對技術進步速率的差異，努力加快技術進步速率。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的生命週期特徵不同，技術創新特徵和創新速率在不同階段也是不一樣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承擔產品標準化階段或成熟階段的生產，技術創新以過程創新為主，通過“幹中學”，創新速率和生產率提高快。這就決定了發達國家處於成熟階段、技術基本定型、比較優勢逐步下降的行業或環節，是發展中國家通過積極培育有可能形成的新的比較優勢行業或環節。

三是把握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方向性差異，從工藝技術升級走向功能升級。伊藤元重研究表明，在原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行技術開發，會提高生產率，但比較優勢結構和相對收入比率不發生變化；而當擴大出口產業範圍並選擇縮小技術差距型的邊際產業發展時，比較優勢結構和相對收入比率就會發生較大變化（Komiya Ryūtarō，1988）。跨國公司主導下的全球化過程進一步凸顯了技術進步的方向性差異，決定了功能升級與工藝升級之間巨大的效應差別。側重於工藝升級的技術進步，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既有助於發展中國家廠商，也有助於跨國公司提高競爭力，兩者有著一定的利益一致性。側重於功能升級的技術進步，雖然能夠改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但與跨國公司形成直接的競爭關係，受到跨國公司千方百計的阻礙。

四是提升市場勢力，著力改善貿易條件。提高市場勢力，包括提高產業集中度，強化技術、營銷網絡、品牌和供應鏈等關鍵環節。勞動密集型產業通常是高度分散型行業，集中度比較高的行業則是具有顯著規模經濟、技術密集程度比較高的行業。從價值鏈來看，在全球分工中，我國企業在研發、設計、營銷、供應鏈管理和品牌等高端環節較為滯後，過度集中於加工製造環節，過度依賴於加工貿易，導致企業間過度競爭，使分工利益分配不利於我國企業。相反，那些技術能力較強的企業，其議價能力也較強。

二、 固守靜態比較優勢有可能陷入分工鎖定使國民經濟持續發展難以為繼

發揮比較優勢雖然能夠提高生產率（分工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但未必能足夠的分工利益（貿易效益）。在產業結構調整戰略上，如果固守靜態比較優勢，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分工鎖定狀態。過去一段時期，我國一定程度上固化在國際分工的勞動密集型部門和環節，使我國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加大，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呈現出難以持續的困境。

（一） 我國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特徵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實現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我國出口的高速增長基本是靠數量增長來實現的，出口結構在相當程度上固化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的加工製造環節，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升級主要體現在名義上，而實際高度化不足。以傳統標準來衡量，我國產業結構朝著高度化方向演變，出口結構實現了從以紡織服裝為主向以機電產品為主轉變。但是，由於全球分工已經從過去的產業間、行業間分工演變為行業內、產品內分工，而我國基本上集中在全球價值鏈低端的加工製造環節，關鍵設備、關鍵技術、品牌、營銷和供應鏈管理等高附加值環節滯後或缺失。所謂技術密集型產品和高技術產品也不過是承擔勞動密集型的組裝環節而已。因此，結構高度化只是名義上或部門比例上的，從實際技術含量、實現效益和付出的成本等來看，實際高度化與名義高度化呈現出明顯的背離，我國經濟增長尤其是外貿增長所付出的代價很大，產業結構名義高度化之下實際分享貿易高速增長的利益有限。

（二） 價格貿易條件持續惡化，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被嚴重高估

絕大多數研究認為，儘管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但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得到了顯著改善。我們研究發現，所謂收入貿易條件得到了顯著改善被嚴重高估，要素貿易條件得到改善則是誤判。我國出口收入增長完全依靠出口數量的擴張，出口價格的下降並沒有被生產率上升所彌補。

首先，價格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單位出口產品對進口產品的相對購買能力大幅度下降。由於國際間人口流動的限制，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出口商品的市場地位差異，雖然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水平有所提高，但其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狀況沒有改變，並從過去的初級產品延伸到製成品。我國也是如此。儘管我國出口商品中製成品比重達到95%，但2009年與1980年相比，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32.1%，也就說，2009年我國單位出口產品對進口品的購買能力只相當於1980年67.9%。

第二，名義上的收入貿易條件快速增長，而實際上被嚴重高估。

第三，要素貿易條件被誤判，生產率上升並不能彌補出口價格下降。嚴格來說，價格貿易條件要與生產率變化綜合考慮，要看出口價格下降是生產率提高帶來成本降低的結果，還是不平等競爭的結果，即要素貿易條件惡化與否。國內外學者測算的要素貿易條件（名義要素貿易條件）都採用勞動生產率來代替要素生產率或成本變動率。據此方法，我國名義要素貿易條件是顯著上升的。然而，勞動生產率的上升並不能導致成本相同幅度的下降。計算表明，1995年-2007年，我國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計算的名義要素貿易條件增長了2.94倍，年均增長13.28%；但以總成本率變動為基礎計算的實際要素貿易條卻惡化了52%，年均下降6.47%。

（三） 固守現有比較優勢帶來比較突出的問題

按照經典比較優勢貿易理論，對外貿易可以擴大市場空間，在海外市場獲取更高的價格和利益。但實際上，我國出口商品海外價格甚至低於國內，以至於導致很多國家對我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的訴訟。更為嚴峻的是，出口企業面臨利潤微薄，工人收入提高緩慢，資源環境矛盾突出、成本上升等多重壓力，使得恪守既有比較優勢、單純依靠價格競爭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一是工人收入增長緩慢。廉價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和價格競爭形成了技術進步對降低成本的路徑依賴，決定了固化比較優勢的出口行業的收入水平增長空間有限，企業效益很低。數據表明，我國出口率越高的行業，其利潤率越低。出口率在40%以上的行業，其銷售收入利潤率不到5%，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業的總資產貢獻率和銷售收入利潤率甚至低於紡織、服裝行業。

二是貿易摩擦增加，貿易環境嚴峻。

三是能源資源和環境問題突出，可持續發展壓力大。由於一般加工製造環節相對於產業鏈兩端的高端環節具有能源、資源消耗較多、環境汙染較重的特點。因而，產業固化在一般加工製造環節進一步加重了我國的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使我國工業化面臨能源和原材料價格過高的沉重負擔。雖然大力推進節能減排，但環境問題仍比較突出。

四是成本快速上升，面臨產業轉移和轉型的壓力。在能源、原材料價格和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同時，越南、印度尼西亞、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水平快速提高，正成為我國出口市場的強力競爭者。同時，因廉價勞動力引起的社會衝突正在增加，表明廉價勞動時代和單純依靠價格競爭的廉價生產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此外，固化比較優勢和強化成本價格競爭模式還使依靠差異化、服務化等非價格競爭的活動相對較少，研發、設計、營銷、品牌等具有服務特徵的高附加值環節缺失，這反過來制約了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 我國動態比較優勢的變化趨勢

（一）顯著變化的我國比較優勢因素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我國比較優勢因素顯現出階段性變化的趨勢。其主要特徵是人口數量優勢逐步減弱，人口素質、人力資本優勢逐步增強，資本積累和技術能力明顯上升，經營管理和投資管理能力、基礎設施等軟性比較優勢不斷增強。

首先，人口數量優勢逐步減弱，勞動力素質與人力資本的劣勢正在逐步扭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充分享受了“人口紅利”。但是，“十二五”末，我國勞動力供給將進入轉折時期，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按照聯合國預測，從2015年開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從提高的趨勢轉為逐年減少。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發生變化。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出現“用工荒”，表明中國勞動力供求格局正在發生變化。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素質顯著提高。如每10萬人口中擁有在校大學生數，由2000年的439人增加到2009年的2145人。

第二，資本積累、企業經營管理能力顯著提高，市場規模優勢凸顯。首先是從過去的資金短缺轉變成相對富餘，我國先後成為全球第二大債權國和最大資本淨輸出國。第二是人均裝備水平顯著提高。規模以上企業人均固定資產淨值從1980年的0.8萬元，上升到2010年的22.13萬元。三是產業結構呈現資本深化趨勢，資本密集型產業佔比快速提高，資本-產出比率大幅上升。隨著資本積累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市場規模優勢顯著增強，經濟總規模和進口規模僅次於美國。與此同時，企業經營管理和投資管理能力迅速增強，產業配套能力提高。例如，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形成世界上最為龐大、配套最為齊全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

第三，技術能力明顯增強，雖然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但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明顯優勢。工業化的快速推進，較大規模的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積累，再加上國家創新戰略的實施，教育培訓和研發投入增加，較快地提升了我國的技術和創新能力。除了前述人口素質的顯著提高外，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佔GDP比重從2000年的0.9%，提高到2010年的1.76%。我國專利授權量也保持了高速增長態勢。我國產業發展已經具備了技術創新的市場需求和供給條件。從需求來看，隨著要素成本上升，企業通過創新來增加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迫切性增強。從供給來看，中國企業資金積累能力得到提高，再加上大規模製造能力和產業配套條件的形成，有利於技術複雜、零部件較多的產品在技術突破後的產業化。

第四，基礎設施條件顯著改善，已開始發揮比較優勢效應。我國交通基礎設施規模和水平快速提高。1990-2010年間，我國鐵路、公路和民航運輸路線長度和管道運輸長度年均分別提高2.1%、7.2%、8.4%和8.0%。與此同時，交通基礎設施的質量也呈現出提高趨勢。國家鐵路營業里程中複線比重從1990年的24.4%提高到2010年的44.8%，高等級公路里程佔公路比重從72.1%提高到82.4%。信息化水平提高更快，電話普及率由1978年的0.4%提高到2010年的86.4%，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4.3%。我國基礎設施雖然仍然落後於發達國家，但遠高於印度，並實現了對巴西的趕超。

（二）我國比較優勢部門變化趨勢

隨著比較優勢因素的變化，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也在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具體來說，可以將我國主要行業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穩定處於比較優勢的行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包括服裝及其他纖維製品、皮革毛皮羽絨及其製品、紡織、文教體育用品、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製品、傢俱、塑料製品、金屬製品等行業。這類行業仍然是我國的比較優勢行業，但其比較優勢因素在發生明顯的變化。以紡織服裝行業為例，由於紡織原料、勞動力成本上升，其成本價格優勢下降，但隨著產業技術積累，其產品研發創新能力、中高檔面料供給能力和裝備製造能力得到提升，功能性、個性化、時尚化的中高附加值產品增加，從而保持了較強的比較優勢。2010年，我國規模以上紡織服裝企業新產品產值比2005年增長了1.5倍。過去依靠進口的中高端紡織纖維材料、紡織面料，有相當部分實現了進口替代甚至出口。

二是由比較劣勢轉變為比較優勢的行業，或比較劣勢顯著下降轉至接近比較優勢的行業。這類產業集中在中等要素密集程度的行業，前者包括電子及通信設備、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電氣機械及器材、橡膠製品等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後者包括普通機械、專用設備、交通運輸設備等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化學纖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等中度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的電子及通信設備、電器機械，甚至包括普通機械行業，在管理、配套、產業集群和生產網絡方面形成了較強優勢，其在出口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以化學纖維、黑色金屬冶煉及加工為主的中度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過去一段時期，通過“幹中學”，在加工工藝、流程、投資和經營管理方面積累了經驗，相關裝備的研發和製造取得了長足進步。

三是長期處於比較劣勢或比較劣勢強化的行業。主要包括技術密集型的醫藥製造業，資源指向性強和技術水平要求較高的石油加工、造紙及紙製品、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等行業。同時，從產業鏈和價值鏈角度分析，機械電子類產業中的多數行業，儘管比較優勢增強，但關鍵部件、關鍵設備、關鍵材料等還主要依靠進口，仍處於比較劣勢。

四、 相關政策建議

（一） 適應競爭重心和成本變化的要求，著力培育人力資本和技術能力等後天優勢

適應未來競爭重心由以成本價格和生產率為中心向以質量、服務、品牌和響應速度為中心的轉變，產業政策重心也需相應調整，改變競相降低要素價格的政策優惠，著力培育技術能力、人力資本、營銷及品牌化能力、網絡化能力等後天優勢。一是把促進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落到實處，發揮各種創新主體的積極性，推進產學研合作體系建設，鼓勵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尋求創新資源，引進、消化、吸收更高檔次的技術和開發更前沿技術。二是注重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方向性，著力支持功能升級，把新產品研發、價值鏈提升等方面的技術創新作為科技投入支持的重點。三是加大國家對共性技術、關鍵技術研發活動的支持力度，支持產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四是強化人力資本培育的針對性。創新教育及培訓機制，增強對研發、設計、營銷等高層次專業人才的培育，加大對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再就業人員的培訓。

（二） 營造有利於人力資本、知識產權等軟性要素積累和形成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

一是改變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考核機制，健全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改善企業外部環境。二是建立有利於人力資本、知識產權等軟性要素積累和形成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健全科技成果等無形資產的評估體系。加大對海外知識產權註冊的支持力度。三是建立健全誠信體系。加大對失信企業的懲罰力度，對信譽良好的名牌產品實行出口免驗、便捷通關等支持。

（三） 增加產業政策的多樣性，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進行分類指導

培育產業動態比較優勢，並不是政策支持重點簡單地從一個行業轉移到另外一個行業，而應根據不同行業的發展階段和比較優勢的變化，從產業鏈和價值鏈的角度，培育動態比較優勢行業和體現動態比較優勢因素的環節。

一是針對既有比較優勢部門，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重點支持這類行業提高研發設計水平，培育品牌，向產品多樣化、設計、服務、品牌等差別化競爭和功能提升轉變。建立海外營銷網絡，在融資、通關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二是對於具有動態比較優勢的產業，它們正在或即將成為我國出口的重點行業，應在提高生產率、降低出口交易成本、開拓海外市場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其中，通信設備、電子、電器機械等行業已經成為出口的主導，政策重心是支持研發設計和關鍵設備、關鍵部件的國內生產，提高國際分工層級；普通機械、專業機械，鋼鐵、化纖等行業具有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提高的潛力，前者主要是強化研發、設計和關鍵部件等環節，後者應在提高環境標準、強化節能減排的前提下，支持其提高產品檔次和走出去。三是對於一直是比較劣勢而地位重要的行業，如醫藥製造、高端裝備以及關鍵部件、關鍵設備、關鍵材料等，應以適度的市場保護和投入支持為重點，提高開發設計水平，強化供應鏈管理，支持進行戰略性進入，打破海外壟斷，形成有利於我國國民福利的市場結構。對石油加工、造紙及紙製品、有色金屬冶煉及加工等行業，應強化技術創新，開發新產品、提高產品檔次和質量，強化節能減排，提高國際競爭力。

（四） 加強品牌建設，建立培育自主品牌支持體系

一是支持企業依靠科技進步和加強質量管理，爭創名牌，建立健全質量保證體系、標準化體系和計量檢測體系，走名牌興企的道路。二是加快推進國家標準化工作，開展 “國家品牌工程”，完善中國名牌產品評價機制。三是加強輿論宣傳，增強全社會品牌保護意識，營造有利於自主品牌成長髮展的環境。通過政府採購、貼息和信貸支持等方式，支持自主品牌企業的成長壯大。四是在合資合作以及對國內企業和品牌的併購過程中，防止外資企業的惡意收購。五是支持企業在海外聯合建立物流中心、分銷中心等營銷網絡。

（五） 提高產業轉換能力，降低產業轉換成本

重點針對資產的專用性、勞動技能培育的時間要求和專業性，以及市場渠道建立的長期性等導致產業結構轉換成本偏高的因素，出臺專門政策，著力降低結構轉換成本。一方面，提高環境准入標準和技術准入標準，加速淘汰落後能力。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政府和企業達成共識的產能過剩行業，政府可以在促進重組、債務減免、再就業培訓、淘汰設備補貼等方面加以支持。

（六） 著力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提高我國市場勢力

實施“內外有別”的方針，促進有效競爭。對外，要儘量打破跨國公司的壟斷，實施戰略性進入及提高產業集中度，努力形成與跨國公司相抗衡的能力；對內，要促進形成經濟規模和適度競爭。一是推進銀行、保險、鐵路、民航、郵政、電信等服務行業的改革攻堅，放寬民營資本市場準入和股權比例限制。二是有針對性地推進企業之間的兼併重組，通過集中化、集團化，提高我國市場勢力。對於鋼鐵、石化、汽車、船舶等規模經濟效益顯著的行業，鼓勵以大型骨幹企業為龍頭，推進跨地區兼併重組。對於新能源、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重點推進大中小企業在研發、生產、市場和人才培養上建立戰略聯盟，形成合力。對於裝備製造行業，應培育和壯大一批具有總體設計、成套能力和系統服務功能的大型企業集團。三是營造集群創新環境，推進專業化市場、技術創新和服務平臺建設，促成中小企業的有序發展壯大。四是嚴格對外資併購的審核，提高外資利用質量，防止跨國公司對我國製造業排頭兵企業和服務業關鍵領域的控制。

（七） 注重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區域政策之間的協調

一是外貿政策重心要切實從以推進出口增長為主向以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為主的轉變。防止為了緩解出口速度減緩、部分企業效益下降等問題而出臺與轉變發展方式相悖的出口退稅、延緩要素價格正常化等政策。二是針對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實施差異化競爭戰略。對發展中國家，應順應貿易條件改善的方向，擴大勞動密集型產業自主品牌產品的出口規模，增加中等要素密集型產品出口。探索通過國家層面的合作，建立海外經貿合作區，推進我國比較優勢衰退的產業進行轉移。對發達國家出口應著力改變產品結構，增加出口種類，改變單純依靠價格競爭的狀況。三是順應產品生命週期規律和利用區域發展差異，促進產業轉移，延長產業生命週期。加大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降低中西部物流成本，強化承接產業轉移的基礎。鼓勵發達地區外移企業採用先進或適宜技術，提高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綜合競爭力和可持續性，並防止落後生產能力轉移。

（八） 注重培育方式，減少貿易摩擦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培育產業動態優勢，應研究與WTO規則相適應的政策支持方式。重點實施支持專業教育培訓、研發、平臺建設、共性技術研發、網絡建設、專利申請補助等功能性政策。在繼續推進人民幣升值之前，應先理順國內的各種要素價格，完善要素市場價格形成機制，讓各種要素價格體現其應有的價值。清理完善招商引資政策，讓土地、能源、環境等反映正常成本，尤其是要使工人工資和福利保持在具有擴大再生產能力的水平。

參考文獻：

[1]小宮隆太郎等.日本的產業政策[M].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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