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劍武
周思聰
近幾年，中國藝術品市場中，有一個讓人難以捉摸的現象，或者說，有一個讓人慾說還休的問題，這就是所謂“中國當代水墨”。
其耀目之處是，從紐約到香港，從北京到外地，“中國當代水墨”似乎是全球中國藝術品市場中新的收藏與投資熱點，許多拍賣公司都為此舉行了專場拍賣,且成交率很高，一些作品的成交額已然上億。目前，境內外關於“當代”二字的理解有著較大差別，前者是學術概念，指“前衛”“先鋒”等，主要是指所謂“現代藝術”與“後現代藝術”之後的當代西方藝術；後者是時間概念，指“當下”“現在”。
其詭異之處是，無論你多正式，無論你多熱鬧，無論你多冠冕堂皇，許多人還是不太相信那些個“中國當代水墨”專場什麼都有人要的成交率，不太相信那些個“中國當代水墨”什麼價位也能上的成交額，不太相信“中國當代水墨”能夠如“中國當代藝術”那樣異軍突起於世界藝術品市場之林，不太相信“中國當代水墨”能夠不依靠國內禮品市場而成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重要一翼。
不過，不少人都在認可、關注、並推動著“中國當代水墨”中一個人的市場態勢，這個人就是周思聰。她是當代最有成就、最有影響的中國畫藝術家之一，她的水墨人物創作既有力地繼承了徐悲鴻、蔣兆和開創的寫實風格，又創造性開闢了中國水墨人物畫的現代風格與空間，並進而轉入大寫意花卉領域，開啟了一個悽婉空明的境界，從而奠定了其承上啟下、堪為大師的不朽地位。
自1996年去世以後，周思聰藝術的歷史地位已然得到了學術界、美術界的認同、提高，而其作品的市場意義也正在普遍而強有力地甦醒、上升。
那些年，她如熱流奔湧
1939年1月，周思聰出生在河北省寧河縣，4歲時隨父親遷居北京，小名叫寧寧。據她自己說，自小不愛說話，喜歡躲在角落裡想心事。這是多數小女孩的天性與常態。
在中央美術學院附中讀書時，碰上了1957年的“反右”與1958年的“大躍進”，周思聰糊塗了，憂慮了。政治上的反覆與經濟上的顛狂讓年輕學子無所是從，本來晴朗的天空開始起霧飄霾，有些灰濛濛的。同學對她說，“那時你單純得透明，後來就灰了”。
1963年，周思聰從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畢業，分配到了北京畫院。她多次到工廠、農村、服務行業。體驗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她被下放到北京郊區的南口農場，直接當了農民。創作上剛剛起步，一切的追求與活力，似乎因為強大的政治運動戛然而止了？！
周思聰話少了，但思想似乎更活躍。她不是一個思想家或哲學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或倫理學家，她不需要、也沒有必要經常考慮人類的命運與社會的發展，但是，她有著自己的主見與良知。在未來的歲月裡，在中國社會面臨的一些大風大浪中，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藝術家，周思聰是難得的穩篤與清醒，雖然她因此而難免憂心忡忡。
周思聰話少了，但眼光似乎更犀利。在後來的歲月裡，在中國美術界一邊吵著、一邊走著的進程中，作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周思聰是難得的平和而又執著。平和的是她關注、但很少直接參加學術討論，但是，她以自己的關注表達了對於藝術的堅守、對於探索的堅守、對於年輕藝術家愛護的堅守，雖然她因此而覺得有些累，給年輕人回信時不知道說什麼好。
周思聰話少了，但語言似乎更精煉。無論是她與好友馬文蔚的私人通信，還是她寫的關於老師的回憶文章，還是她給藝術學子寫的畫冊前言，都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情真意切，沒有廢話，沒有腔調，也不怎麼講大道理，似乎是娓娓道來，往往是一語中的。和她的學生與朋友聊天說藝時，話不多卻很讓人回味三思。
更重要的是，周思聰的話少了，其藝術探索的鋒芒卻更為尖銳，更為肆意，更為廣闊，更為厚重，更加有意義，正所謂所向披靡。
她如同一方土地，地火在地下運行，熱流在地下流淌，在尋找時機，尋找出路，尋找方式，也是在積蓄力量。從“文革”結束到去世，短短的二十年，她創作了一批又一批精品，開拓了一個又一個領域，留下了一個又一個關於藝術、關於中國畫的或大或小的命題。
其實，周思聰是一個天才藝術家，或者說，她是為藝術而生的。無論有什麼情況，無論有多大阻力，一旦她如地熱般奔突出來，便一發不可收拾，一再地讓人耳目一新。
初中畢業考高中時，父親不讓她學美術，把她關在家裡。翌年，中央美術學院附中還是允許她當了二年級的插班生，因為她已經有美術作品在《光明日報》發表了。
《頤和園一角》
大學二年級時，她有兩件事令人刮目相看。一是她和同學隨系主任葉淺予先生到河北省束鹿縣深入生活，先勞動，後創作。周思聰最後交的作業題為《我病了》。在那個經常講大道理、開始唱高調的年代，這件流露出個人感受的作品令葉淺予幾十年後都沒忘。他在1980年寫就的《盧沉周思聰作品選集•序言》中說，“我們應該提倡這種有真情實感的創作構思”。另一件事是周思聰隨李可染先生在北京頤和園寫生，她的一幅寫生稿《頤和園一角》被李可染挑中，推薦參加了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國際青年美術作品展覽會，並獲得銀質獎。
後來，她在時代與藝術的風潮裡起起落落，創作了表現勞動人民的《售票員》《山區新路》等、表現先進人物的《長白青松》《井下告捷》、表現領袖或名人的《周總理和紡織女工》《周總理會見印度醫療隊》《清潔工人的懷念》（與盧沉合作）《魯迅和陳賡大將》《重返前線》（白求恩）《焦裕祿》等。這些作品有的是對勞動人民的由衷敬仰，有的是對當代英雄的由衷敬仰，有的是對人民領袖的由衷敬仰，有的是對歷史名人的由衷敬仰，其中的視角都是仰視的，心情是感佩的。這個向上的角度，到1979年有了調整。那年，她完成了水墨畫《人民和總理》。在當年舉行的“建國三十週年全國美術作品展”上，這件作品獲得一等獎。作品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一群災區農民一起感同身受，融為一體。這個對於領袖人物的平行視角體現了那個時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成果，也解決了周思聰內心深處的那份關於人際關係的糾結、關於歷史與歷史人物認識的糾結。作為人物畫家，在中國，多數人有自己的人生觀，卻沒有必要的歷史觀，更談不上正確的帶有個性的歷史觀。那些從事人物畫創作的藝術家，從他們的作品看，他們關於對象的表現也許是個性化的，但他們對於對象的道德與思想的認識卻是人云亦云、隨大流的；或者說，中國的人物畫家們在表現對象時，往往在進入人物生活與心靈後，缺乏一個從中跳出的動作，缺乏對於對象的外在與客觀的必要審視。周思聰在創作了若干件關於“偉人與人民”的作品後，在《人民和總理》中有了一個質的變化——對於領袖們的神聖色彩淡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周思聰的《人民和總理》不僅僅是她作為徐悲鴻、蔣兆和為代表的水墨寫實人物體系的重要傳承人，也是這個體系的發展變化的重要叛逆者。《人民和總理》因此而具有里程碑意義。
《人民和總理》
《人民和總理》使周思聰聲名又上層樓，但也帶來了創作上的困頓。《人民和總理》表現的是1966年邢臺地震的事，從茲出發，周思聰沒有繼續其歷史觀的觀照，以平視的角度來畫一批領袖與偉人，而是從普通人的角度，從自然災害到人為災害，來表現人的苦難、人類的苦難，於是，她和丈夫盧沉想到了繼續合作《礦工圖》系列——時間：日寇侵華時，地點：地下礦道中——精神上是亡國奴的恥辱，肉體上是地下黑暗的壓迫。因為各種原因，這個系列只完成了一部分，常見諸畫冊的有《王道樂土》《人間地獄》《遺孤》《同胞、漢奸和狗》和一些礦工肖像與以“思聰習作”為題的相關作品。這類作品一出便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在美術界，人們就這些作品體現的藝術手法曾經開展了十分激烈的爭論，周思聰曾經有幾次專門應約寫文章，談到創作的原委與對於他人反響的反響。在《歷史的啟示——關於〈礦工圖〉的創作構思》中，她說：“我們一反過去慣用的構圖方法，嘗試在同一畫面中表現不同時間、空間的物象，用錯綜複雜的幻影描繪出那慘絕人寰的場景，其目的不是為使人賞心悅目，而是要使人為之震動，而深思。藝術形式的探求永遠要服從於對內容的更深入、更有力的表達。”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接受訪談時，她說：“後來《礦工圖》畫出來展出的時候，有很多人就看著不舒服，說你畫的這人讓人感覺很壓抑，透不過氣來。我說，‘對了，我就是要這效果’。” 畫人物用變形手法，已經在西方流行很多年。在中國明代，陳老蓮筆下也不乏變形人物。所以，盧沉、周思聰在創作《礦工圖》系列時採用分割空間的手法，人物多有變形，既不是拾他人牙慧，也不是趕時髦，而是真正出於表現對象、抒寫情緒、突出主題的需要，甚至可以說，其它的方法都不足以體現出其力度、達到其深度。
而在美術界以外，《礦工圖》系列可是遭遇奇特。因為調子太低沉，“不能參展紀念建黨六十週年的展覽”，這決策者大概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是經歷過腥風血雨的。因為視覺效果過於刺激，其中的個別作品甚至不能參加周思聰在日本的個人展覽，而這說“不能”的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們的同胞。第二年，當日本人修改教科書、妄圖篡改日本侵華歷史時，《人民日報》的編輯找上門，提出要發表周思聰創作的《礦工圖》中的《王道樂土》和日本畫家丸木位裡夫婦創作的《南京大屠殺》。周思聰在給友人的信中尖銳地說，“我聽後，第一感覺是反感。這就是政治，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如今，關於《礦工圖》系列的一切爭論似乎都煙消雲散了。在中國當代美術史上，盧沉、周思聰合作的《礦工圖》系列無疑是經典之作。其經典意義卻是一句老話，一個藝術家應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特別是在我們這個精神追求讓位於物質享受的時代、沉靜被浮躁代替的時代，更應當強調他們在創作中所體現的不懈的人文追求與透闢的思想境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礦工圖》系列如日中天時，周思聰又開始了她的兩個系列創作，一個《彝女系列》，一個《荷花系列》。前者，是她承接《礦工圖》系列，獨立開始的社會性表達；後者，則是她因為疾病而被動開始的內省性陳述。1982年，她有了一趟涼山之行，歸來，創作了《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還有《戴月歸》《落木蕭蕭》等表現彝族婦女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在有些蕭索的晚秋景緻裡，無論是老年人，還是中年人，還是小姑娘，基本是統一的木訥表情，且多數負重而行。四川涼山之行，周思聰突然改變了以往藝術家、包括她本人在內的去邊疆找歡樂素材的習慣，她發現了涼山彝族女性頭上的天空是凝固的，揹負的重擔是凝固的，臉上的表情是凝固的，寬大的衣衫下，是粗壯的身軀，粗糲的臉上是呆滯的眼神，歲月的意義沒有了，歷史的意義沒有了。周思聰發現了自己心中真正的痛，這痛必須得到表達。
這就是周思聰。她愛也深沉，恨也深沉；愛也深刻，恨也深刻；愛也激昂，恨也激昂。生活中平和的周思聰，在藝術中，卻是如此的激越。她必將因此而浩蕩。
進入中年的周思聰被類風溼所折磨，嚴重時，幾乎不能握筆，因此，有了她筆下那些“輕描淡寫”的荷花。然而，在中外藝術家千百年來反覆表現吟詠的荷花上，周思聰又展開了一片天地。無論是她從李可染學習山水，帶進來的水墨暈染作品，如《一湖煙雨半湖花》；還是她藉助礬水等特殊手段，創造的斑駁迷離作品，如《自在水雲鄉》《綠霧》以及統一標題為《荷》的系列作品，都是她心境的寫照，都是她情緒的流露，都是她思想的痕跡，都是她的淚痕與血跡，都是那樣的傷感，讓人揮之不去。
《惠安女》
因為疾病，她不得不放棄關於創作的構想。
因為時勢，她不得不按捺內心奔湧的情緒。
於是，她選擇了與世俗、文人、宗教都關係密切的荷花，來自我反省，來自我安慰，來自我解脫……到此，那曾經奔湧的熱流，於天地間化為潔淨的、深邃的一泓秋水，其中，開著不敗的荷花，一片清涼——無邊無際的神秘與清涼。
1996年1月21日晚10時，周思聰因突發壞死性胰腺炎去世， 終年57歲。
到如今，她如清荷空明
周思聰過世太早，所以，她有許多的構想，沒有完成，雖然她已經成就卓然。
周思聰身居高位，所以，她有許多的責任，沒有完成，雖然她曾經全力以赴。
周思聰成名很早，所以，她有許多的應酬，沒有完成，雖然她內心有些牴觸。
周思聰離開人世二十多年了，對於她的研究雖然有著良好的基礎，但沒有完全展開，中國藝術品市場卻是接過了這份責任與工作，穩步攀升的價格，凝聚不散的人氣，基本對路的選擇……這一切說明，周思聰作品的市場行情展開是水到渠成，是理直氣壯。
生活在我們這個新舊交替時代的畫家是逃脫不了許多的糾纏的。1980年之前，周思聰的困擾是能不能畫畫？能不能自由地畫畫？極左思潮曾經極大地干擾著藝術事業的運行與藝術創作的展開。1980年之後，因為周思聰的明白且固執，加上大環境的日益寬鬆，真正的困擾主要不是政治上的粗暴干涉、思想上的一時茫然、創作上必然與偶然的難以把控，而是商業活動的干擾。某一個早晨，許多的中國人醒來突然發現，書畫作品是可以收藏的，是可以換來金錢的，所以，中國的書畫家從那時起以至如今，承受著商業浪潮一波又一波衝擊，承受著淘金者們一撥又一撥“叨擾”。
周思聰曾經年富力強，周思聰曾經脫韁而出，所以，她曾經首當其衝。開始，是港臺畫廊與收藏家來大陸淘寶，接著是內地的領導們、企業家與收藏者，周思聰明顯高拔，無需發現，但是，她的領袖人物政治色彩太多，她的《礦工圖》系列過於壓抑，《彝族婦女》系列雖然有些傷感，但和當時影響很大的美國畫家安德魯•懷斯的懷鄉情調相對應。可是，讓反覆畫她沾淚瀝血創作的這類作品，周思聰是不情願的。所以，我們在市場主要看到的，是周思聰的“水墨人物”類與“荷花”類作品。她是蔣兆和的高徒，其水墨人物可以說是信手拈來；她是李苦禪的高徒，其寫意花卉可以說是出手不凡。由寫意花卉裝飾的水墨人物，以其雅俗共賞的品格而成為了周思聰作品市場的基礎。近年，這基礎正在穩步抬升。不久前，北京華辰拍賣公司鑑藏第26期拍賣中，周思聰的一批人物畫稿雖然無款無章，但手筆堅實且鬆動，意象開闊且靈動，來源可靠，真跡無疑，估價均為1-2萬元，得到了熱捧，最終以數倍甚至幾十倍的價格成交。所以如此，就在於周思聰應酬畫不應酬，功力與境界使然。類似的作品有《朝露》，2014年中國嘉德春季拍賣中以483萬元成交。
《自在水雲鄉》
因為身體的原因，周思聰晚期的《荷花》系列一般是蓋一姓氏章，少量的有窮款“思聰”，所以，這一類作品主要從境界上來把握，不過，偶然得之與神來之筆難以分辨，收藏者、投資人自當謹慎。偶爾，周思聰為創作準備的一些畫稿、構圖或局部成稿也出現在市場上，這一類作品也許不完整，卻有十分的價值，無論是對於研究周思聰，還是學習美術史，皆然。收藏者萬望珍惜。其《礦工圖•同胞、漢奸和狗》的素描稿在2011年北京保利春季拍賣中，以1725萬元成交。其《礦工圖•王道樂土》的另一稿（或稱變體畫），在2012年北京匡時秋季拍賣中，以1495萬元成交。這些，即是明證。
《人間地獄》
有些拍品是由“藝術家家屬”提供的，有些拍品是“收藏自藝術家本人”的，有些拍品是由“藝術家當年贈送的”，有些拍品是當年與藝術家合作的境外畫廊提供的，有些拍品是有藝術家生前出版的畫冊或由權威機構近年出版的……這些，是周思聰作品的市場來源，都是成立的。
周思聰很少送人作品，其學生好友很少有人收藏她的作品，但是，年齡相仿或長於她的人則往往得到她以畫相謝，特別是給她看過病的醫生、單位的行政後勤人員等等。
周思聰不是特別愛惜自己的作品，每一次搬家，她都會交給幫忙的人“處理”一些東西，或者隨手將一些東西送給幫忙的同事或朋友，這些東西有可能就是成捆的畫稿與“習作”。北京華辰第26期鑑藏中的24件周思聰作品即如是。
周思聰的影響很早就得到境外畫廊與收藏家的認識，她也在境外舉行過個人展覽，所以，她的作品不時出現在境外的拍賣會上，且得到大家的追捧。
周思聰喜歡讀書，但是，她更偏向於現代文化，於傳統的詩詞歌賦似乎興趣不大，也不喜歡寫文章，所以，她的作品上很少有長篇的題跋，標題也時文時白，有時甚至請友人出題，晚期的荷花作品幾乎是一概題之曰：荷。
有成品、有習作、有畫稿、有構思，少題、甚至無題，窮款、甚至無款，一二枚章、甚至無章，展覽不多，出版也少，子女年輕、門生不少、追慕者猶多……這一切，似乎都不利於周思聰作品的鑑定，所以，最終只能落實在作品本身的品質如何、個性如何。
周思聰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其傳統水墨功力與西畫寫實基礎的修養都是十分紮實的，所以，周思聰作品真偽鑑定的起點是功夫過硬與否。譬如說，作為女性藝術家，周思聰有細膩的一面，但作品中線條不拖泥帶水，純粹的中鋒用筆；潑墨潑彩乾淨利落，絕無髒汙；素描作品注重格局，不摳細節；除“文革”前與“文革”中的作品外，一般作品用色不多，素雅居多。用市場術語來說，周思聰沒有多少行貨。
沒有行貨，自意味著作品的格調高雅，周思聰的作品更有著某種神聖性。這神聖性何在？
周思聰說，“我的藝術被人們理解，我想這是我作為畫家最感高興的了。不是迎合換來的，而是共鳴。”其丈夫盧沉說周思聰小品“不是為了應酬，不是簡單的複製，每一張都是新的追求。”既不是被動地應酬，更不是主動地迎合，這是藝術家的品格，也是藝術創新的基礎。
《遺孤》
周思聰說，“最近《礦工圖》的第六幅——《遺孤》剛剛完成。我每畫完一幅畫，都像打了一次敗仗。我沒有別人所體驗過的那種‘勝利的歡樂’。多麼想體驗一次呵。”這種作品完成、心情不悅的狀態，可能是因為作品沒有達到自己預期的效果，也可能是作品已然完成卻意猶未盡，也可能是創作如血戰般耗盡了自己、抽空了自己。
周思聰說，“人生充滿了苦難，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靈，產生強烈的表現慾望。它不容我裝腔作勢，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實實訴說出來。”一個藝術家的心靈為人生的苦難、他人的苦難、人類的苦難震撼著，那些蠅營狗苟的伎倆、那些雞毛蒜皮的利益、那些爭風吃醋的地位、那些養尊處優的無聊等等，就難以近身了。這境界只要擁有，何恐沒有創造與成就！
標準是高昂的，態度是積極的，眼界是遠大的，再加上天生的氣質與天賦的才華，難怪語調平和的周思聰凜凜然不可侵犯。也可以斷定，沒有從藝多少年大展、沒有作品全集的周思聰在中國藝術品市場將正步前行，漸行漸遠，進入蓮花空明、曼妙開放的境界。
1985年的某一天，中國美術家代表大會在山東濟南選舉，周思聰躲在招待所裡，沒敢去會場，但是，她以最高票數當選為中國美協副主席。
這些年來，中國藝術品市場風起雲湧，亮點頻出，熱點時出……中青年藝術家有的運籌帷幄、有的赤膊上陣，有的花樣翻新、有的一意孤行，有的自吹自擂、有的借屍還魂，不一而足……這麼多年，周思聰的作品不溫不火、不緊不慢、卻是贏得掌聲四起。何況她過世太早，遺作不多，相見時難別亦難。
在那些所謂的“中國當代水墨”專場中，有些是數十年來流行於中國畫壇的寫實水墨，作者依然健在，但毫無思想的鋒芒與藝術的探索。有些雖然不無思想的鋒芒，但卻是作者個人的私慾與一般的社會思緒，無關人類的命運與社會的進步。周思聰正是從歷史與歷史人物的深刻描繪走到對於人類共同命運的深刻追索，且以最為妥當、極富個性的語言表達之、揭示之……她是當代的、又是歷史的，她是藝術的、又是思想的，那空明的清荷一定會在中華文明的浩瀚湖面上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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