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剑武
周思聪
近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中，有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现象，或者说，有一个让人欲说还休的问题，这就是所谓“中国当代水墨”。
其耀目之处是，从纽约到香港，从北京到外地，“中国当代水墨”似乎是全球中国艺术品市场中新的收藏与投资热点，许多拍卖公司都为此举行了专场拍卖,且成交率很高，一些作品的成交额已然上亿。目前，境内外关于“当代”二字的理解有着较大差别，前者是学术概念，指“前卫”“先锋”等，主要是指所谓“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之后的当代西方艺术；后者是时间概念，指“当下”“现在”。
其诡异之处是，无论你多正式，无论你多热闹，无论你多冠冕堂皇，许多人还是不太相信那些个“中国当代水墨”专场什么都有人要的成交率，不太相信那些个“中国当代水墨”什么价位也能上的成交额，不太相信“中国当代水墨”能够如“中国当代艺术”那样异军突起于世界艺术品市场之林，不太相信“中国当代水墨”能够不依靠国内礼品市场而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重要一翼。
不过，不少人都在认可、关注、并推动着“中国当代水墨”中一个人的市场态势，这个人就是周思聪。她是当代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中国画艺术家之一，她的水墨人物创作既有力地继承了徐悲鸿、蒋兆和开创的写实风格，又创造性开辟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现代风格与空间，并进而转入大写意花卉领域，开启了一个凄婉空明的境界，从而奠定了其承上启下、堪为大师的不朽地位。
自1996年去世以后，周思聪艺术的历史地位已然得到了学术界、美术界的认同、提高，而其作品的市场意义也正在普遍而强有力地苏醒、上升。
那些年，她如热流奔涌
1939年1月，周思聪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4岁时随父亲迁居北京，小名叫宁宁。据她自己说，自小不爱说话，喜欢躲在角落里想心事。这是多数小女孩的天性与常态。
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时，碰上了1957年的“反右”与1958年的“大跃进”，周思聪糊涂了，忧虑了。政治上的反复与经济上的颠狂让年轻学子无所是从，本来晴朗的天空开始起雾飘霾，有些灰蒙蒙的。同学对她说，“那时你单纯得透明，后来就灰了”。
1963年，周思聪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分配到了北京画院。她多次到工厂、农村、服务行业。体验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她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南口农场，直接当了农民。创作上刚刚起步，一切的追求与活力，似乎因为强大的政治运动戛然而止了？！
周思聪话少了，但思想似乎更活跃。她不是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或伦理学家，她不需要、也没有必要经常考虑人类的命运与社会的发展，但是，她有着自己的主见与良知。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大风大浪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艺术家，周思聪是难得的稳笃与清醒，虽然她因此而难免忧心忡忡。
周思聪话少了，但眼光似乎更犀利。在后来的岁月里，在中国美术界一边吵着、一边走着的进程中，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周思聪是难得的平和而又执着。平和的是她关注、但很少直接参加学术讨论，但是，她以自己的关注表达了对于艺术的坚守、对于探索的坚守、对于年轻艺术家爱护的坚守，虽然她因此而觉得有些累，给年轻人回信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周思聪话少了，但语言似乎更精炼。无论是她与好友马文蔚的私人通信，还是她写的关于老师的回忆文章，还是她给艺术学子写的画册前言，都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情真意切，没有废话，没有腔调，也不怎么讲大道理，似乎是娓娓道来，往往是一语中的。和她的学生与朋友聊天说艺时，话不多却很让人回味三思。
更重要的是，周思聪的话少了，其艺术探索的锋芒却更为尖锐，更为肆意，更为广阔，更为厚重，更加有意义，正所谓所向披靡。
她如同一方土地，地火在地下运行，热流在地下流淌，在寻找时机，寻找出路，寻找方式，也是在积蓄力量。从“文革”结束到去世，短短的二十年，她创作了一批又一批精品，开拓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艺术、关于中国画的或大或小的命题。
其实，周思聪是一个天才艺术家，或者说，她是为艺术而生的。无论有什么情况，无论有多大阻力，一旦她如地热般奔突出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再地让人耳目一新。
初中毕业考高中时，父亲不让她学美术，把她关在家里。翌年，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还是允许她当了二年级的插班生，因为她已经有美术作品在《光明日报》发表了。
《颐和园一角》
大学二年级时，她有两件事令人刮目相看。一是她和同学随系主任叶浅予先生到河北省束鹿县深入生活，先劳动，后创作。周思聪最后交的作业题为《我病了》。在那个经常讲大道理、开始唱高调的年代，这件流露出个人感受的作品令叶浅予几十年后都没忘。他在1980年写就的《卢沉周思聪作品选集•序言》中说，“我们应该提倡这种有真情实感的创作构思”。另一件事是周思聪随李可染先生在北京颐和园写生，她的一幅写生稿《颐和园一角》被李可染挑中，推荐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会，并获得银质奖。
后来，她在时代与艺术的风潮里起起落落，创作了表现劳动人民的《售票员》《山区新路》等、表现先进人物的《长白青松》《井下告捷》、表现领袖或名人的《周总理和纺织女工》《周总理会见印度医疗队》《清洁工人的怀念》（与卢沉合作）《鲁迅和陈赓大将》《重返前线》（白求恩）《焦裕禄》等。这些作品有的是对劳动人民的由衷敬仰，有的是对当代英雄的由衷敬仰，有的是对人民领袖的由衷敬仰，有的是对历史名人的由衷敬仰，其中的视角都是仰视的，心情是感佩的。这个向上的角度，到1979年有了调整。那年，她完成了水墨画《人民和总理》。在当年举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上，这件作品获得一等奖。作品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一群灾区农民一起感同身受，融为一体。这个对于领袖人物的平行视角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也解决了周思聪内心深处的那份关于人际关系的纠结、关于历史与历史人物认识的纠结。作为人物画家，在中国，多数人有自己的人生观，却没有必要的历史观，更谈不上正确的带有个性的历史观。那些从事人物画创作的艺术家，从他们的作品看，他们关于对象的表现也许是个性化的，但他们对于对象的道德与思想的认识却是人云亦云、随大流的；或者说，中国的人物画家们在表现对象时，往往在进入人物生活与心灵后，缺乏一个从中跳出的动作，缺乏对于对象的外在与客观的必要审视。周思聪在创作了若干件关于“伟人与人民”的作品后，在《人民和总理》中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对于领袖们的神圣色彩淡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不仅仅是她作为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水墨写实人物体系的重要传承人，也是这个体系的发展变化的重要叛逆者。《人民和总理》因此而具有里程碑意义。
《人民和总理》
《人民和总理》使周思聪声名又上层楼，但也带来了创作上的困顿。《人民和总理》表现的是1966年邢台地震的事，从兹出发，周思聪没有继续其历史观的观照，以平视的角度来画一批领袖与伟人，而是从普通人的角度，从自然灾害到人为灾害，来表现人的苦难、人类的苦难，于是，她和丈夫卢沉想到了继续合作《矿工图》系列——时间：日寇侵华时，地点：地下矿道中——精神上是亡国奴的耻辱，肉体上是地下黑暗的压迫。因为各种原因，这个系列只完成了一部分，常见诸画册的有《王道乐土》《人间地狱》《遗孤》《同胞、汉奸和狗》和一些矿工肖像与以“思聪习作”为题的相关作品。这类作品一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美术界，人们就这些作品体现的艺术手法曾经开展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周思聪曾经有几次专门应约写文章，谈到创作的原委与对于他人反响的反响。在《历史的启示——关于〈矿工图〉的创作构思》中，她说：“我们一反过去惯用的构图方法，尝试在同一画面中表现不同时间、空间的物象，用错综复杂的幻影描绘出那惨绝人寰的场景，其目的不是为使人赏心悦目，而是要使人为之震动，而深思。艺术形式的探求永远要服从于对内容的更深入、更有力的表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受访谈时，她说：“后来《矿工图》画出来展出的时候，有很多人就看着不舒服，说你画的这人让人感觉很压抑，透不过气来。我说，‘对了，我就是要这效果’。” 画人物用变形手法，已经在西方流行很多年。在中国明代，陈老莲笔下也不乏变形人物。所以，卢沉、周思聪在创作《矿工图》系列时采用分割空间的手法，人物多有变形，既不是拾他人牙慧，也不是赶时髦，而是真正出于表现对象、抒写情绪、突出主题的需要，甚至可以说，其它的方法都不足以体现出其力度、达到其深度。
而在美术界以外，《矿工图》系列可是遭遇奇特。因为调子太低沉，“不能参展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展览”，这决策者大概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腥风血雨的。因为视觉效果过于刺激，其中的个别作品甚至不能参加周思聪在日本的个人展览，而这说“不能”的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的同胞。第二年，当日本人修改教科书、妄图篡改日本侵华历史时，《人民日报》的编辑找上门，提出要发表周思聪创作的《矿工图》中的《王道乐土》和日本画家丸木位里夫妇创作的《南京大屠杀》。周思聪在给友人的信中尖锐地说，“我听后，第一感觉是反感。这就是政治，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如今，关于《矿工图》系列的一切争论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卢沉、周思聪合作的《矿工图》系列无疑是经典之作。其经典意义却是一句老话，一个艺术家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精神追求让位于物质享受的时代、沉静被浮躁代替的时代，更应当强调他们在创作中所体现的不懈的人文追求与透辟的思想境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矿工图》系列如日中天时，周思聪又开始了她的两个系列创作，一个《彝女系列》，一个《荷花系列》。前者，是她承接《矿工图》系列，独立开始的社会性表达；后者，则是她因为疾病而被动开始的内省性陈述。1982年，她有了一趟凉山之行，归来，创作了《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还有《戴月归》《落木萧萧》等表现彝族妇女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在有些萧索的晚秋景致里，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小姑娘，基本是统一的木讷表情，且多数负重而行。四川凉山之行，周思聪突然改变了以往艺术家、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去边疆找欢乐素材的习惯，她发现了凉山彝族女性头上的天空是凝固的，背负的重担是凝固的，脸上的表情是凝固的，宽大的衣衫下，是粗壮的身躯，粗粝的脸上是呆滞的眼神，岁月的意义没有了，历史的意义没有了。周思聪发现了自己心中真正的痛，这痛必须得到表达。
这就是周思聪。她爱也深沉，恨也深沉；爱也深刻，恨也深刻；爱也激昂，恨也激昂。生活中平和的周思聪，在艺术中，却是如此的激越。她必将因此而浩荡。
进入中年的周思聪被类风湿所折磨，严重时，几乎不能握笔，因此，有了她笔下那些“轻描淡写”的荷花。然而，在中外艺术家千百年来反复表现吟咏的荷花上，周思聪又展开了一片天地。无论是她从李可染学习山水，带进来的水墨晕染作品，如《一湖烟雨半湖花》；还是她借助矾水等特殊手段，创造的斑驳迷离作品，如《自在水云乡》《绿雾》以及统一标题为《荷》的系列作品，都是她心境的写照，都是她情绪的流露，都是她思想的痕迹，都是她的泪痕与血迹，都是那样的伤感，让人挥之不去。
《惠安女》
因为疾病，她不得不放弃关于创作的构想。
因为时势，她不得不按捺内心奔涌的情绪。
于是，她选择了与世俗、文人、宗教都关系密切的荷花，来自我反省，来自我安慰，来自我解脱……到此，那曾经奔涌的热流，于天地间化为洁净的、深邃的一泓秋水，其中，开着不败的荷花，一片清凉——无边无际的神秘与清凉。
1996年1月21日晚10时，周思聪因突发坏死性胰腺炎去世， 终年57岁。
到如今，她如清荷空明
周思聪过世太早，所以，她有许多的构想，没有完成，虽然她已经成就卓然。
周思聪身居高位，所以，她有许多的责任，没有完成，虽然她曾经全力以赴。
周思聪成名很早，所以，她有许多的应酬，没有完成，虽然她内心有些抵触。
周思聪离开人世二十多年了，对于她的研究虽然有着良好的基础，但没有完全展开，中国艺术品市场却是接过了这份责任与工作，稳步攀升的价格，凝聚不散的人气，基本对路的选择……这一切说明，周思聪作品的市场行情展开是水到渠成，是理直气壮。
生活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时代的画家是逃脱不了许多的纠缠的。1980年之前，周思聪的困扰是能不能画画？能不能自由地画画？极左思潮曾经极大地干扰着艺术事业的运行与艺术创作的展开。1980年之后，因为周思聪的明白且固执，加上大环境的日益宽松，真正的困扰主要不是政治上的粗暴干涉、思想上的一时茫然、创作上必然与偶然的难以把控，而是商业活动的干扰。某一个早晨，许多的中国人醒来突然发现，书画作品是可以收藏的，是可以换来金钱的，所以，中国的书画家从那时起以至如今，承受着商业浪潮一波又一波冲击，承受着淘金者们一拨又一拨“叨扰”。
周思聪曾经年富力强，周思聪曾经脱缰而出，所以，她曾经首当其冲。开始，是港台画廊与收藏家来大陆淘宝，接着是内地的领导们、企业家与收藏者，周思聪明显高拔，无需发现，但是，她的领袖人物政治色彩太多，她的《矿工图》系列过于压抑，《彝族妇女》系列虽然有些伤感，但和当时影响很大的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怀乡情调相对应。可是，让反复画她沾泪沥血创作的这类作品，周思聪是不情愿的。所以，我们在市场主要看到的，是周思聪的“水墨人物”类与“荷花”类作品。她是蒋兆和的高徒，其水墨人物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她是李苦禅的高徒，其写意花卉可以说是出手不凡。由写意花卉装饰的水墨人物，以其雅俗共赏的品格而成为了周思聪作品市场的基础。近年，这基础正在稳步抬升。不久前，北京华辰拍卖公司鉴藏第26期拍卖中，周思聪的一批人物画稿虽然无款无章，但手笔坚实且松动，意象开阔且灵动，来源可靠，真迹无疑，估价均为1-2万元，得到了热捧，最终以数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成交。所以如此，就在于周思聪应酬画不应酬，功力与境界使然。类似的作品有《朝露》，2014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中以483万元成交。
《自在水云乡》
因为身体的原因，周思聪晚期的《荷花》系列一般是盖一姓氏章，少量的有穷款“思聪”，所以，这一类作品主要从境界上来把握，不过，偶然得之与神来之笔难以分辨，收藏者、投资人自当谨慎。偶尔，周思聪为创作准备的一些画稿、构图或局部成稿也出现在市场上，这一类作品也许不完整，却有十分的价值，无论是对于研究周思聪，还是学习美术史，皆然。收藏者万望珍惜。其《矿工图•同胞、汉奸和狗》的素描稿在2011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中，以1725万元成交。其《矿工图•王道乐土》的另一稿（或称变体画），在2012年北京匡时秋季拍卖中，以1495万元成交。这些，即是明证。
《人间地狱》
有些拍品是由“艺术家家属”提供的，有些拍品是“收藏自艺术家本人”的，有些拍品是由“艺术家当年赠送的”，有些拍品是当年与艺术家合作的境外画廊提供的，有些拍品是有艺术家生前出版的画册或由权威机构近年出版的……这些，是周思聪作品的市场来源，都是成立的。
周思聪很少送人作品，其学生好友很少有人收藏她的作品，但是，年龄相仿或长于她的人则往往得到她以画相谢，特别是给她看过病的医生、单位的行政后勤人员等等。
周思聪不是特别爱惜自己的作品，每一次搬家，她都会交给帮忙的人“处理”一些东西，或者随手将一些东西送给帮忙的同事或朋友，这些东西有可能就是成捆的画稿与“习作”。北京华辰第26期鉴藏中的24件周思聪作品即如是。
周思聪的影响很早就得到境外画廊与收藏家的认识，她也在境外举行过个人展览，所以，她的作品不时出现在境外的拍卖会上，且得到大家的追捧。
周思聪喜欢读书，但是，她更偏向于现代文化，于传统的诗词歌赋似乎兴趣不大，也不喜欢写文章，所以，她的作品上很少有长篇的题跋，标题也时文时白，有时甚至请友人出题，晚期的荷花作品几乎是一概题之曰：荷。
有成品、有习作、有画稿、有构思，少题、甚至无题，穷款、甚至无款，一二枚章、甚至无章，展览不多，出版也少，子女年轻、门生不少、追慕者犹多……这一切，似乎都不利于周思聪作品的鉴定，所以，最终只能落实在作品本身的品质如何、个性如何。
周思聪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其传统水墨功力与西画写实基础的修养都是十分扎实的，所以，周思聪作品真伪鉴定的起点是功夫过硬与否。譬如说，作为女性艺术家，周思聪有细腻的一面，但作品中线条不拖泥带水，纯粹的中锋用笔；泼墨泼彩干净利落，绝无脏污；素描作品注重格局，不抠细节；除“文革”前与“文革”中的作品外，一般作品用色不多，素雅居多。用市场术语来说，周思聪没有多少行货。
没有行货，自意味着作品的格调高雅，周思聪的作品更有着某种神圣性。这神圣性何在？
周思聪说，“我的艺术被人们理解，我想这是我作为画家最感高兴的了。不是迎合换来的，而是共鸣。”其丈夫卢沉说周思聪小品“不是为了应酬，不是简单的复制，每一张都是新的追求。”既不是被动地应酬，更不是主动地迎合，这是艺术家的品格，也是艺术创新的基础。
《遗孤》
周思聪说，“最近《矿工图》的第六幅——《遗孤》刚刚完成。我每画完一幅画，都像打了一次败仗。我没有别人所体验过的那种‘胜利的欢乐’。多么想体验一次呵。”这种作品完成、心情不悦的状态，可能是因为作品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也可能是作品已然完成却意犹未尽，也可能是创作如血战般耗尽了自己、抽空了自己。
周思聪说，“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一个艺术家的心灵为人生的苦难、他人的苦难、人类的苦难震撼着，那些蝇营狗苟的伎俩、那些鸡毛蒜皮的利益、那些争风吃醋的地位、那些养尊处优的无聊等等，就难以近身了。这境界只要拥有，何恐没有创造与成就！
标准是高昂的，态度是积极的，眼界是远大的，再加上天生的气质与天赋的才华，难怪语调平和的周思聪凛凛然不可侵犯。也可以断定，没有从艺多少年大展、没有作品全集的周思聪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将正步前行，渐行渐远，进入莲花空明、曼妙开放的境界。
1985年的某一天，中国美术家代表大会在山东济南选举，周思聪躲在招待所里，没敢去会场，但是，她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国美协副主席。
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风起云涌，亮点频出，热点时出……中青年艺术家有的运筹帷幄、有的赤膊上阵，有的花样翻新、有的一意孤行，有的自吹自擂、有的借尸还魂，不一而足……这么多年，周思聪的作品不温不火、不紧不慢、却是赢得掌声四起。何况她过世太早，遗作不多，相见时难别亦难。
在那些所谓的“中国当代水墨”专场中，有些是数十年来流行于中国画坛的写实水墨，作者依然健在，但毫无思想的锋芒与艺术的探索。有些虽然不无思想的锋芒，但却是作者个人的私欲与一般的社会思绪，无关人类的命运与社会的进步。周思聪正是从历史与历史人物的深刻描绘走到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追索，且以最为妥当、极富个性的语言表达之、揭示之……她是当代的、又是历史的，她是艺术的、又是思想的，那空明的清荷一定会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湖面上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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