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彭丹泓
韩国影片《素媛》剧照
目前，依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越来越多被搬上银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弊病，揭露了社会黑暗面。在韩国，此类影片叫做FACTION（FACT+FICTION）——以现实为基础的杜撰电影。比如韩国影片《素媛》，又比如讲述总统暗杀事件的《26年》、以首尔发岩桥爆炸事件为原型的阴谋论电影《白鲸》。国内来说，比如曾经热映的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
这些影片与传记类电影不同，它们或通过戏说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来展现特定的时代背景，或根据社会新闻热点改编，展示社会现状，揭露社会问题，甚至推动问题的关注与解决。此类影片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回顾历史，立足当下，风格往往偏纪实，引人思考。因为故事真实接地气，可观性强，票房也表现不俗，同时又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可谓艺术与商业的完美结合。
真实事件改编的社会问题片历史概述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电影始于纪录。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其最大限度贴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天然影像属性,使其能“使用天地万物与时光推移所赋予的材料,将之显现于我们格物观事、修养生息的空间”。
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剧照
在世界各国的电影发展史中，取材于真实事件的电影并不少见，很多经典的电影或者大片都来自于对真实事件的改编。如美国拍摄的灾难片《阿波罗13号》，就是取材于一次登月飞行的失败，歌颂了宇航员不畏艰难的英雄奉献精神。早在1931年，德国就上映了经典作品《M就是凶手》，作为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的衔接替换代表作之一,同样取材自真实案件。而美国在1942年上映的《公民凯恩》，内涵非常深刻，是电影史上又一部经典之作，被影评人赞为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还有，反应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罗马十一时》拍摄于1951年，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1968年的《邦尼与克莱德》和1969年的《焦点新闻》分别作为好莱坞电影和政治电影的先行者登上舞台。另外几部作品《刺杀肯尼迪》《当幸福来敲门》等也分别作为历史事件的记录影像和自传题材电影被搬上银幕，反应了现实与电影的完美结合。1991年，针对散落在荒郊野外一部废弃车厢的尸体，根据调查记录改编拍摄了《荒野生存》。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与现实主义紧密联结，到现实生活中找灵感。源自美国的政治丑闻事件也通过电影《水门事件》为观众所熟悉。1936年日本发生的“阿部定事件”，经过历史的辗转变迁，在1976年被拍摄成《感官王国》，讲述了一场性爱的末日狂欢，曾引起很大争议。
1942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公民凯恩》
随着传媒和电影产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把目光投向社会生活，取材真实事件。新闻、报纸、电视、网络的发展，让信息传播范围扩大、传播速度提升，为电影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素材和再创作的可能性。
好莱坞虽素有“梦幻工厂”之称，自诞生以来就被商业娱乐气息重重包围，却也先后掀起了“四次现实主义浪潮”。好莱坞创作并拍摄的大量取材于真人真事的社会现实片、战争片、犯罪片、传记片等等，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犯罪片／警匪片这一类型上的创作表现。美国社会暴力血腥事件层出不穷，抢劫、杀人、盗窃、贩毒、黑帮团伙火拼以及青少年犯罪等社会犯罪为社会问题片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十几年来，较有影响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在 “好莱坞出品”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忠奸人》（1997）、《44分钟》（2003）、《大象》（2003）、《狼溪》（2005）、《芳心谋杀案》（2006）、《阿尔法狗》（2006）、《黑色大丽花》（2006）、《十二宫》（2007）、《美国田园下的罪恶》（2007）等。这些影片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不少曾经轰动一时的社会要案，同时对当下社会起到一种观照和警示作用，而这也正是社会问题片的意义所在。
依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社会问题片，不仅票房上有不错的斩获，也借此带动了韩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比如2003年上映的韩国经典影片《杀人回忆》，即是根据韩国三大未破解的真实奇案之一改编而成；2011年的《熔炉》以2000年至2004年间发生于光州一所聋哑人学校的性暴力事件为蓝本，上映后推动了韩国“熔炉法”的设立；还有以“釜林事件”为原型的《辩护人》（2013）等等。
2003年上映的韩国经典影片《杀人回忆》
中国电影萌芽于19世纪20年代。第一部长故事片，拍摄于1921年的电影《阎瑞生》就取材于一个轰动民间的真实新闻事件：1920年上海洋行买办恶少阎瑞生，图财害命勒毙了风月场上的“花国总统”。这次事件戏剧性强，情节曲折，观赏性强，因此，影片没有做过多改动，基本上保持了生活原貌。上映之后，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和关注度。尽管这是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开端，但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和风行的商业气息使电影的娱乐性仍旧被作为“主角”推向前台。《阎瑞生》这类现实性强的作品即使有不错的回馈，却也未得到足够重视，加之当时新闻媒体的报导面和传播效果也十分有限,电影创作者基本没有从真实事件中汲取到足以令一类影片茁壮发展的传播元素。
日本侵华战争在19世纪三十年代爆发，民族仇恨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左翼电影逐渐占领银幕。和以往不结合生活实际只宣扬侠义精神的电影不同，它宣导的是反映社会时代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出现了一批象《神女》《狂流》这样的力作，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的命运波折和悲惨境遇，强调调动起人们的反抗精神，具有较强的社会使命感，可视为中国电影“社会问题片”的雏形。从1930年代的苦难现实主义开始，经1940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1950-1960年代的浪漫现实主义，到1970年代现实主义暂时中断，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大都还处于一个“教化与载道的色彩浓于批判，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反思色彩多于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宏观的社会历史叙事多于微观的当下人生叙事，坚守恩格斯宣导的典型论，并以此来衡量现实主义的水准”的阶段。动荡的社会环境影响、民族独立复兴的迫切需要，很多时候中国电影基本都是被纳入政治范畴，并具有作为“道具”对意识形态进行宣传的传统，针对人性化的表述和个体生命的关注还是少之甚少。传统观念没有被打破，艺术又流于与政治挂钩，加之又受故事题材、政治审查制度等各方面因素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电影创作中，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片发展阻滞不前，未成气候。
陈可辛导演作品《亲爱的》
2004年，《可可西里》上映，导演陆川“一炮打响”，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这部影片正是改编自《南方周末》的一篇新闻报导——《谁来保卫可可西里？》。依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社会问题片，重新被中国导演纳入到视线范围内。此后，不断有相关类型影片上映，如改编自新闻报导“农民工背尸还乡”的《落叶归根》、讲述女大学生被拐卖的《盲山》等。这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片不乏优秀之作，但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始终有限。2014年-2015年间，《亲爱的》与《失孤》的接连上映，引发网络热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国内的社会问题片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真实事件改编的社会问题片特征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社会问题片的特征，第一，是“虚实相生”。此类影片原则上聚焦于现实生活中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结合虚构的手法重塑故事。它们往往将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经过戏剧创作来重新演绎，即“以现实为基础杜撰影片”。其更为真实与巧妙地呈现出事件原本发生的经过及结果，但从戏剧性及思考效果来说却反而远远超出了虚构情节。与其他纯虚构的电影不同，此类电影的真实性与贴近性正是吸引观众的法宝。
真实事件改编的社会问题电影，首要遵从事件真实性，它之所以有直指人心的效果，正是因为“真实事件”这样一个纽带，将蓄意营造的情节和天然存在的情感连接在了一起，它让我们相信，打动人心的力量并不只是艺术的产物，它真的存在于我们身边。
如何把握真实性？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完全还原真相只会降低事件本身所负载的社会意义，而过多的虚构又会脱离事件。比如《落叶归根》中，主人公“背尸返乡”的事件和动机为真实，而返乡途中的种种遭遇则大多是经过了戏剧性加工。客观事件的取材和合理的戏剧虚构都需要顾及，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影片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正是此类影片的改编难点和基本特征之一。把握真实性与戏剧性，实际上是在完成戏剧与真实之间的平衡与转化，虚实相生，实中有虚，“实”为基础，“虚”为修饰，辩证相生，是还原真实与反思社会的一种高明的艺术手法。
《落叶归根》剧照
社会问题片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就是必须要能反映社会问题，揭露社会真相。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好莱坞拍摄的《亡命者》等影片，就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的腐朽。70年代，日本青少年犯罪案件急遽上升、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日本也以此为题材拍摄了一批社会片，如《青春残酷物语》等。现在，社会问题片的概念更广泛，内涵也更丰富，从狭义上讲，《辩护人》这样的影片不算是社会问题片，因为其反映的不是当代的社会问题，而是以过往发生的故事，揭露国家政治龌龊，主人公以一己之力与社会不公、不自由抗争的故事。但笔者认为，从广义上来说，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立足当下，无论是直言揭露，还是借古讽今，只要是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并带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影片，都可以称之为社会问题片。
真实事件改编的社会问题片的创作价值
我国现实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中国电影也在百年历史中形成了面向社会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和传达人民呼声的文化传统。从电影创作本身来说，因为有真实故事作为蓝本，内容贴近生活，事件发展逻辑脉络更清晰，包括人物设定、背景环境也均有参考，可以避免空洞的电影叙事。
观众可以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人物及其生活模式，熟悉的氛围营造会令观众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代入影片,并“移情”于片中的角色，从而更加关注人物的选择和命运,从内心深处被打动，使电影真正成为“生活的渐近线”。
从创作上贴近受众心理，用曲折动人的故事与观者进行一场真情实意、深入心灵的对话，正是依据现实改编社会问题片的艺术价值所在。
电影《熔炉》，上映后推动了韩国“熔炉法”的设立。
论及影片的社会价值，我们以典型的韩国社会问题片《熔炉》为例，影片上映之后，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激愤，随后推进了一系列法律的修改，被称为“熔炉效应”：韩国国会通过了《社会福祉法事业法修订案》以及《教育公务员法修订案》。后者规定，实施性犯罪的老师将处以一百万韩元以上的罚金并予以清退。同时，包括首尔等几个城市均发布了《学生人权保护条例》，对体罚学生等一系列伤害学生的行为出台了相应处理办法。为预防“熔炉事件”再次发生，又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称“熔炉法”）。《熔炉》这部电影的后续效应，充分显示出了电影对于大众以及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出了电影的教育意义。
2013年12月18日，《辩护人》在韩国上映。2014年2月13日，釜山地方法院对“釜林事件”二审宣判，改判被告人无罪。此刻，距离一审已经过去33年之久。一部《辩护人》带来了迟来33年的正义，尽管姗姗来迟，但是正义毕竟还是到来了。
2014年10月底，在电影《亲爱的》即将下线时，《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消息：“根据现行刑法，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但未阻碍妇女返回原居住地，也未虐待被买儿童、不阻碍对其解救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作出修改，规定前述情形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一律作出犯罪评价。”或许这部影片与法律的出台无直接联系，也或许是它加速了草案的出台，重要的是，它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当今社会仍然存在妇女儿童被拐卖的严重犯罪问题，从而推动各方面以各种方式去有效解决。
除了一些知名的事件，大多社会问题片实际上改编自鲜为人知的事件，创作者将其公之于众，往往是出于某种社会责任感，而较少考虑商业价值。这些电影虽然本身商业价值不高，但却因为重视社会价值而赢得不少口碑，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商业价值，可谓良性回圈。
倘若一部社会问题片得以广泛传播，其丰富的情感和故事代入感，可以在更深、广的层面引起社会关注，引发民众讨论，远比一则新闻本身引起的社会效应要大得多。也许电影本身没有直接改变社会的能力，但是它可以引导人们予以关注，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力量，从而间接影响政策、法律的制订，进而推动社会的健全发展。
《亲爱的》导演陈可辛谈论“电影是否能改变世界”时，套用了卡夫卡形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一句话——“冬天，用斧头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无济于事的，只会惊醒冰面下的鱼。最终消融这冰面的，一定是春天，而不是斧头。”电影，不一定是春天，但可以是惊醒世人的这柄斧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社会问题片，就是警醒世人的一面镜子，映照出现实的残酷和问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思想充斥着每个现代人的大脑，因此我们必须在主流宣教的电影市场和商业娱乐电影之外，保持创立“第三种电影”的必要性，作为一面现实和心灵之“镜”，反映出这个社会现阶段的迷惘、困境，引起同样处于转型期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反思。通过电影来揭示处在困境和突围中人性的尊卑善恶、人性的伟大渺小，以期人们在观影历程中，可以寻找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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