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婷
《一個和平主義者的抗癌指南》海報
日前，英國藝術家布若尼•金明斯（Bryony Kimmings）的《一個和平主義者的抗癌指南》（A Pacifist’s Guide to the War on Cancer）在悉尼西摩爾中心上演。作品中，身為編劇的布若尼走上舞臺，圍繞“癌症”拋出各種問題：“癌細胞究竟長什麼樣？”“為什麼‘癌症’是人們談話中的禁忌？”“如果我的朋友得了癌症，我應該對他說什麼？又如果，是親人呢？”與這些問題的沉重與尖銳大相徑庭的是，之後她與四位女演員一同，將人們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編成旋律古靈精怪的歌曲，大唱大跳；還不停地在醫生、病理學家、醫學院學生、電臺主持人甚至癌細胞等各種角色間跳進跳出，從每個人的角度進行對“癌症”的闡釋，歡笑、吵鬧不斷。
不過，作品的結尾，真正的患者走上臺，講起她自己的抗癌故事；而後站在她身旁的布若尼向劇場中的每位觀眾發出邀請，請大家說出自己親近、摯愛，同時又飽受癌症折磨或已經故去的人的名字，輕鬆的氣氛一下子消失不見。起初是沉默，而後一個個名字被說了出來，伴隨著啜泣、嗚咽。坐在觀眾席第一排的筆者，沒有勇氣說出心中的那個名字；也未能回過頭去，看人們說出那些名字時的神情，但仍然被一種巨大的氣場所包圍——悲傷，與觸不可及的想念。對於這樣過山車般在喜與悲之間跌宕的處理，我一邊不能自控地流淚，一邊試圖從殘存的“理性觀劇”角度，拋出如下疑問：如此的“煽情”是否出於真誠呢？這種被打破的觀演關係，其結果究竟是客觀判斷的喪失，還是讓觀眾收穫一種短時間的情感釋放呢？
翌日，布若尼在悉尼大學舉辦的一場圍繞藝術與健康展開的論壇中，詳細講述了她自己的創作經歷。事實上，親友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健康問題是她一直以來的命題：《醉酒七日》（7 Day Drunk）講述她的一位編劇朋友，如何頑固地相信自己一定要在酒醉後才能產生靈感，最終患上酒精依賴症的故事；《假裝它，直到在你做到之前》（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的創作緣起，則是她無意間在未婚夫蒂姆的揹包裡發現了用以治療抑鬱症的藥物西酞普蘭。當晚他們進行了一次長談，蒂姆告訴她自己向所有人隱瞞了病情，包括他父母，他的服藥史已長達8年，這之中還有過多次自殺的經歷。因為家人有相似的情況，抑鬱症對布若尼來說並不陌生；但讓她不能理解的是，她眼中永遠和善、親切，且快樂、積極的愛人為何有反差如此巨大的“灰暗面”，而他又為何一直拒絕求助他人。“我擔心他們看到我沮喪、哭泣、軟弱、笨拙，會不再愛我。”蒂姆的回答讓她決定以抑鬱症為主題，做一個屬於他們兩人的演出，形式仍舊是她最擅長的唱唱跳跳。“蒂姆從未受過表演訓練，他的身體像木頭一樣僵硬，我就索性和他一起僵硬地舞動；因為他不敢面對觀眾的目光，我們就設計了很多面具和頭套給他戴上，這剛好契合他在‘偽裝’下生活的事實。後來蒂姆告訴我，是演出讓他明白，‘不完美’才是真實的人生。”布若尼說，她沒有預料到，這個原本尋求“自愈”的作品，意外地在巡演中大獲成功，很多觀眾告訴她，感覺被作品“治癒”了。
《4:48精神崩潰》劇照
由此說開去，近期還有兩部關於精神疾病的作品受到關注。其一，是在悉尼老菲茨劇院上演的《4:48精神崩潰》。這是愛爾蘭劇作家薩拉•凱恩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劇中沒有人物與情節，有的只是獨白和大量凌亂、毫無邏輯的數字排列。凌晨4:48是科學統計出的自殺時間峰值，薩拉•凱恩在創作時，已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多次試圖自殺；而在完成作品以後，她最終還是選擇在一個凌晨，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獨白和數字，很難在舞臺上進行呈現。這次的創作者選擇了肢體劇的形式，徹底放棄敘事，只是以囈語般的獨白配合跳躍、爬行、蜷縮等不同的肢體表現；而數字則依靠舞美來完成，舞臺的地面上、四周的牆面上，甚至燈光的投影中，盡是數字。直到演出結束、走出劇場，我都難於釐清自己究竟看懂了什麼；但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是這部作品並不晦暗，因為其中的一句獨白一直縈繞在耳畔，“記住光，相信光”。事實上，不僅是《4:48精神崩潰》，薩拉•凱恩的作品一直因為充斥血腥、暴力與支離破碎的情節而飽受爭議。她在世時，很多劇評人質疑她創作的真誠，批評她只是以這樣的方式博得關注。諷刺的是，她的真誠最後以生命的結束得以證明。去世後，她的作品也終於獲得了更多客觀的解讀——當人們以死亡為起點回望她的創作，看到的不再是偏激地挑釁，而是一種在黑暗中幽微的“求救”。
《時間中的孩子》海報
其二，是不久前播出的英國電視電影《時間中的孩子》。在這部根據作家伊恩•麥克尤恩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作品中，故事的主線是由“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飾演的兒童文學作家斯蒂芬，在自己的女兒凱特走失後，與妻子、父母、友人經歷的一段旅程；與其交織的還有另一條情節線索——來自斯蒂芬的摯友，身為出版商、同時也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的查理斯，如何受到精神疾病的折磨，試圖自救與尋求幫助而不得，最後自殺——同樣是現代都市中，人們平靜甚至優渥生活的表層下，暗中的掙扎與苦痛。作品播出之後，不少觀眾的回饋是查理斯這條線索的語焉不詳，讓整個故事發生了傾斜。有意思的是，本尼迪克特在其後的一次訪談中，特意表達了對這種“傾斜”的喜愛——劇中，查理斯與斯蒂芬在最後一次見面時，發生了爭執。因為他說自己正在尋找一個走失的孩子，他想要帶他回來，這一下子觸到了斯蒂芬失去愛女的痛處，因此對查理斯大發雷霆。“查理斯所謂‘走失的孩子’，說的其實是囿困於精神牢籠中的自己，可惜他的求助，沒有得到斯蒂芬的回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的自殺；但另一方面，是查理斯的死讓斯蒂芬意識到生命的可貴，讓他最終走出陰影，帶著對女兒所有的愛與記憶生活下去”，本尼迪克特說，“當然，如果觀眾早已習慣來自電視的‘填鴨式餵養’，只想看簡單、直白的故事而無法接受一點點的挑戰，更不想從中進行必要的獨立思考，他們顯然無法領會到這些。”
“我並不懂什麼才是真正的話劇或者音樂劇，但我喜歡講真實發生的故事，我想用作品告訴我愛的人，‘很多人也會這樣，你並不孤單’。”在悉尼大學那場論壇中，布若尼用來作為演講結尾的話，“回應”了我在演出後的那些疑問：不要輕易因為一部作品看上去的煽情、古怪、零散而懷疑它的真誠；更應警惕各種打在作品與創作者身上的標籤、歸類或理論；放下所有預設沉浸下去，去感受、去思考、去接受挑戰，它能帶給你的，遠比你想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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