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婷
《一个和平主义者的抗癌指南》海报
日前，英国艺术家布若尼•金明斯（Bryony Kimmings）的《一个和平主义者的抗癌指南》（A Pacifist’s Guide to the War on Cancer）在悉尼西摩尔中心上演。作品中，身为编剧的布若尼走上舞台，围绕“癌症”抛出各种问题：“癌细胞究竟长什么样？”“为什么‘癌症’是人们谈话中的禁忌？”“如果我的朋友得了癌症，我应该对他说什么？又如果，是亲人呢？”与这些问题的沉重与尖锐大相径庭的是，之后她与四位女演员一同，将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编成旋律古灵精怪的歌曲，大唱大跳；还不停地在医生、病理学家、医学院学生、电台主持人甚至癌细胞等各种角色间跳进跳出，从每个人的角度进行对“癌症”的阐释，欢笑、吵闹不断。
不过，作品的结尾，真正的患者走上台，讲起她自己的抗癌故事；而后站在她身旁的布若尼向剧场中的每位观众发出邀请，请大家说出自己亲近、挚爱，同时又饱受癌症折磨或已经故去的人的名字，轻松的气氛一下子消失不见。起初是沉默，而后一个个名字被说了出来，伴随着啜泣、呜咽。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笔者，没有勇气说出心中的那个名字；也未能回过头去，看人们说出那些名字时的神情，但仍然被一种巨大的气场所包围——悲伤，与触不可及的想念。对于这样过山车般在喜与悲之间跌宕的处理，我一边不能自控地流泪，一边试图从残存的“理性观剧”角度，抛出如下疑问：如此的“煽情”是否出于真诚呢？这种被打破的观演关系，其结果究竟是客观判断的丧失，还是让观众收获一种短时间的情感释放呢？
翌日，布若尼在悉尼大学举办的一场围绕艺术与健康展开的论坛中，详细讲述了她自己的创作经历。事实上，亲友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健康问题是她一直以来的命题：《醉酒七日》（7 Day Drunk）讲述她的一位编剧朋友，如何顽固地相信自己一定要在酒醉后才能产生灵感，最终患上酒精依赖症的故事；《假装它，直到在你做到之前》（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的创作缘起，则是她无意间在未婚夫蒂姆的背包里发现了用以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西酞普兰。当晚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蒂姆告诉她自己向所有人隐瞒了病情，包括他父母，他的服药史已长达8年，这之中还有过多次自杀的经历。因为家人有相似的情况，抑郁症对布若尼来说并不陌生；但让她不能理解的是，她眼中永远和善、亲切，且快乐、积极的爱人为何有反差如此巨大的“灰暗面”，而他又为何一直拒绝求助他人。“我担心他们看到我沮丧、哭泣、软弱、笨拙，会不再爱我。”蒂姆的回答让她决定以抑郁症为主题，做一个属于他们两人的演出，形式仍旧是她最擅长的唱唱跳跳。“蒂姆从未受过表演训练，他的身体像木头一样僵硬，我就索性和他一起僵硬地舞动；因为他不敢面对观众的目光，我们就设计了很多面具和头套给他戴上，这刚好契合他在‘伪装’下生活的事实。后来蒂姆告诉我，是演出让他明白，‘不完美’才是真实的人生。”布若尼说，她没有预料到，这个原本寻求“自愈”的作品，意外地在巡演中大获成功，很多观众告诉她，感觉被作品“治愈”了。
《4:48精神崩溃》剧照
由此说开去，近期还有两部关于精神疾病的作品受到关注。其一，是在悉尼老菲茨剧院上演的《4:48精神崩溃》。这是爱尔兰剧作家萨拉•凯恩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剧中没有人物与情节，有的只是独白和大量凌乱、毫无逻辑的数字排列。凌晨4:48是科学统计出的自杀时间峰值，萨拉•凯恩在创作时，已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多次试图自杀；而在完成作品以后，她最终还是选择在一个凌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独白和数字，很难在舞台上进行呈现。这次的创作者选择了肢体剧的形式，彻底放弃叙事，只是以呓语般的独白配合跳跃、爬行、蜷缩等不同的肢体表现；而数字则依靠舞美来完成，舞台的地面上、四周的墙面上，甚至灯光的投影中，尽是数字。直到演出结束、走出剧场，我都难于厘清自己究竟看懂了什么；但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这部作品并不晦暗，因为其中的一句独白一直萦绕在耳畔，“记住光，相信光”。事实上，不仅是《4:48精神崩溃》，萨拉•凯恩的作品一直因为充斥血腥、暴力与支离破碎的情节而饱受争议。她在世时，很多剧评人质疑她创作的真诚，批评她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博得关注。讽刺的是，她的真诚最后以生命的结束得以证明。去世后，她的作品也终于获得了更多客观的解读——当人们以死亡为起点回望她的创作，看到的不再是偏激地挑衅，而是一种在黑暗中幽微的“求救”。
《时间中的孩子》海报
其二，是不久前播出的英国电视电影《时间中的孩子》。在这部根据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作品中，故事的主线是由“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饰演的儿童文学作家斯蒂芬，在自己的女儿凯特走失后，与妻子、父母、友人经历的一段旅程；与其交织的还有另一条情节线索——来自斯蒂芬的挚友，身为出版商、同时也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查理斯，如何受到精神疾病的折磨，试图自救与寻求帮助而不得，最后自杀——同样是现代都市中，人们平静甚至优渥生活的表层下，暗中的挣扎与苦痛。作品播出之后，不少观众的回馈是查理斯这条线索的语焉不详，让整个故事发生了倾斜。有意思的是，本尼迪克特在其后的一次访谈中，特意表达了对这种“倾斜”的喜爱——剧中，查理斯与斯蒂芬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发生了争执。因为他说自己正在寻找一个走失的孩子，他想要带他回来，这一下子触到了斯蒂芬失去爱女的痛处，因此对查理斯大发雷霆。“查理斯所谓‘走失的孩子’，说的其实是囿困于精神牢笼中的自己，可惜他的求助，没有得到斯蒂芬的回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自杀；但另一方面，是查理斯的死让斯蒂芬意识到生命的可贵，让他最终走出阴影，带着对女儿所有的爱与记忆生活下去”，本尼迪克特说，“当然，如果观众早已习惯来自电视的‘填鸭式喂养’，只想看简单、直白的故事而无法接受一点点的挑战，更不想从中进行必要的独立思考，他们显然无法领会到这些。”
“我并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话剧或者音乐剧，但我喜欢讲真实发生的故事，我想用作品告诉我爱的人，‘很多人也会这样，你并不孤单’。”在悉尼大学那场论坛中，布若尼用来作为演讲结尾的话，“回应”了我在演出后的那些疑问：不要轻易因为一部作品看上去的煽情、古怪、零散而怀疑它的真诚；更应警惕各种打在作品与创作者身上的标签、归类或理论；放下所有预设沉浸下去，去感受、去思考、去接受挑战，它能带给你的，远比你想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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