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發的繁榮
1992年的春天，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後，發表了中國改革發展史上最著名的重要講話，也被稱為“南巡講話”。
也正是在這一年，“摸著石頭過河”成了中國工業改革的務實精神的高度概括。這期間，在鄉鎮企業、特區、私營經濟、證券等各行各業都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改革不斷深入，“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也成了坊間最流行的話語，激發了全民的整體的潛能。
為鼓勵更多民間資本進入礦業，國家倡導大力發展小礦山、小水泥等小型工業企業和大辦鄉鎮企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礦業經濟的繁榮，勢必帶動民爆行業的快速發展，這也給生產民爆品的前進、工農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客觀上講，民爆行業進入門檻高，同類企業少，市場需求量大，有特定的市場。另一方面是實行經濟責任制，自打破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加之前經過了較大規模的技術更新和改造等因素，曾一度讓他們大顯風采，著實轟轟烈烈、紅紅火火了一番，即便是在諸多企業此起彼伏的減員增效、下崗分流中，仍是訂單不斷，工人收入也有增長。
資料顯示，這個時期，也可以說是前進最發達、最繁榮、最興盛、發展最快的一個時期。甚至在民間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小姑娘、快快長，長大嫁到前進廠，一個月發兩次餉，又吃雞來又燉膀。”順口溜或許有誇張的成份，但不難看出，當年的人們對前進的“羨慕”。
話又說回來，俗話說“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隨著國家對資源開發的規範和治理，一些個體或非法礦業相繼關停、取締，加之各省、市、縣對民爆品市場採取的仍是“地方保護”。和全國同類企業一樣，前進、工農也逐步進入“冬天”。
那時的國企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狀況呢？
《華盛頓郵報》曾刊發了記者傑伊.馬修斯在桂林採訪時撰寫的一篇中國工廠觀察記，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工業的蕭條：
……
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中國工廠裡的工人看來並不是幹勁十足的。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以及其他一些好處促使中學畢業生拼命擠進工廠去工作。因此，許多人都擠進了本來就已經過多的工作行列。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地閒著。
當我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邊桌上的另外的一名女工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後交叉著雙手坐在那裡，好奇地朝我張望。在我逗留的幾分鐘內，只有一個女工幹了活，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
中國工人把他們的工作看成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機會。工廠管理人員對於工人階級中的成員不敢壓制。在這種企業裡，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襲的，當一名工人退休時，他或她可以送一個子女到這家工作工作。這個廠有2500多名工人，從來沒有解僱過一個人。
這家工廠的革委會主任告訴記者，去年，全廠85%以上的工作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資，對很多人來說，是10-20年來第一次增加工資。由於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資，所以這次加工資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從今年開始，工廠開始對一些勞動好的工作給予少量的獎金，一季度的獎金不超過1.75美元。
……
最後，馬修斯斷言：“這種鬆鬆垮垮的工作態度，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
幾乎和《華盛頓郵報》刊發的文章同樣，捉襟見肘的窘相在前進也是暴露無異。
這兩個廠子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相繼開始由盈利走向虧損。
這期間，也正是國家利稅制度的深化改革，市場價格全面放開的一個時期。尤其是隨著農村土地承包，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於是，一場爭原料、爭市場的商戰開打了。
特別是鄉鎮企業的迅速崛起，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確立，尤其是面對地方保護主義築起了強大的壁壘，原定的找米下鍋方針遇到了阻力。生產民品，沒有原材料；製造的產品沒有市場準入。加之國營大型企業的管理不善以及自身包袱越背越沉等等諸多原因，致使不少國營企業陷入越來越無法自拔的困境，生產處於半停狀態，人心沸動，無所事事。
難道真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了嗎？ 一時間，還真有點類似“烏雲壓城城欲摧”的景象。
彭立1990年從部隊復員到前進廠上班時，給他最深的印象是：破破爛爛，千瘡成孔。他的第一個崗位，是前進化工廠八車間。
走進廠房，生產環境惡劣，空氣嗆人，嗓音太大，溫度過高，工人們上班一身汗，下班一身灰。倉庫裡積壓了不少產品，找不到銷路，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才120多元左右。職工宿舍多是一家三代同居住在20多平方米的狹小空間裡，還是土木平房……
他的父親——當年曾被譽為“鐵人王進喜”式的彭念順，此時是前進化工廠下屬的57廠廠長。他們承擔的主要任務是為廠裡生產紙箱工作。但有道是“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廠裡產品銷不出去，也只能是停工停產。而再過幾天就是春節，可公司的職工們已經是大半年沒領到工資了。天寒地凍，沒吃沒喝的，物價又是這樣的高，叫誰想想都發愁，這個年可咋過呀！
其實，讓他著急上火的事情還遠遠不止這些，幾十號工人們今天這個來找他說看病沒錢，明天那個說孩子上學要交學費……被“逼”的實在沒辦法，他拉上辦公室的同志三天兩頭到當地水泥廠，好說歹說，水泥廠才答應讓他們給生產一些包裝水泥的紙袋的活兒。
但這些也是零敲碎敲，遠水解不了近渴。尤其是到1996年4月份為止，廠裡基本上已發不出一份工資，離退休工人和幹部每人每月200元的生活費也全部停發，連剛建廠時栽種的那批白楊樹，都被砍伐來換錢。往日紅紅火火、震耳欲聾的車間，是開開停停，搖搖欲墜。
“現狀不改變，只能是等死！” 廠裡的會議是一個接一個，辦法也想了不少，但討論來討論去也沒有新的辦法，終因決策層缺乏理性思維和戰略頭腦，只能沿用過去老辦法“找米下鍋”，辦起了鞭炮廠、瓶蓋廠、紙盒廠，還成立搬運隊等。然而，成功的少，失敗的多，摔了不少跤、碰了不少壁、也交了不少“學費”，日子仍是緊巴巴的一天天艱難地過著。
回憶起那段時間，仍有不少老同志講，那真是一段“屋漏偏逢連陰雨”的日子呀！錢就像肥皂泡，說沒就沒了，這也不是一家兩家的事，整個大氣候都成這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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