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中等收入陷阱”是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氾濫釀成的苦果。
“二戰”後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在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取得成功的鼓舞下，許多國家通過經濟計劃、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以及福利政策等手段，調控社會經濟，同時在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推動下，至二十世紀七十中期年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都取得了非常快速但較為平穩的發展。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無論是市場經濟國家還是計劃經濟國家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20世紀50~70年代發展中國家平均經濟增長率高於發達國家，兩者的經濟差距曾一度有所縮小。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隨著石油危機的爆發，資本主義經濟陷入了滯脹的泥潭。凱恩斯主義對此無能為力，新自由主義開始興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將西方世界從滯脹的泥潭中拖了出來。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還是高於發達國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多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甚至一些國家步入了發達國家行列。像巴西，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已經步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
但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開始氾濫。“一些拉美國家因‘模範’遵循“華盛頓共識”制定和實施全面市場化的經濟政策而出現經濟社會全面倒退。”俄羅斯在“休克療法”的作用下，社會經濟陷於全面崩潰的邊緣。“泰國等亞洲國家在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下，1997年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貨幣嚴重貶值、大批銀行倒閉，努力多年取得的經濟成果毀於一旦。”
新自由主義推崇徹底私有化、絕對自由化、完全市場化，由此導致的後果是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會導致社會經濟產生生產大於消費的矛盾。
一個社會的生產與消費必須適度均衡才能保障社會經濟健康發展。如果社會福利不足，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經濟便會產生生產大於消費的矛盾。如果社會福利過度，社會經濟便會產生消費大於生產的矛盾。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激化便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大蕭條”是因生產相對嚴重過剩導致的， “大蕭條”以後凱思斯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二戰”後，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各國，都大力推進福利國家建設，社會保障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生產大於消費的矛盾得到有效緩解。至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西方各國經濟基本上都保持快速較為平穩的發展，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率是二十世紀最高的，就連受“二戰”戰火影響較小美國也是如此。
這期間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速度幾乎每年都遠高於經濟增長速度。社會保障水平連續二十多年的快速提高，導致社會福利出現相對過度。20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國家社會保障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到20%~30%，相應地，資本收入比重已降至最低20~25%。資本收入的比重過低，導致社會經濟出現消費大於生產矛盾。這一矛盾被石油價格突然大幅上漲激化了，西方國家出現“石油危機”，經濟陷入長期“滯脹”。
“滯脹”就是“停滯性通貨膨脹”，表現為高失業與高通脹並存。社會福利過度會使很多勞動者自願失業，因而雖然失業率高但社會經濟還是處於充分就業狀態，此時如果通過增加“有效需求”來刺激經濟，那麼通貨膨脹率將會飆升，但失業不會減少，滯脹便產生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爾夫人通過實施減稅、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等政策對社會經濟進行的改革，有利於緩解消費大於生產的矛盾，自然能促進經濟健康發展。但是物極必反，新自由主義的泛濫導致社會貧富急劇分化，社會經濟出現生產大於消費的矛盾，致使金融(經濟)危機頻發，對於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
“以阿根廷為例，上世紀70年代初，阿根廷是拉美國家中社會公平方面最好和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貧困人口只佔總人口的8%，那時的阿根廷人常常自誇阿根廷是‘一個沒有窮人的國家’。
1990年美國一手策劃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提出了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10條政策主張，要求它們全面開放貨物與資本市場，放鬆外匯管制。阿根廷盲目接受了美國推薦的經濟模式，實施了最徹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幾乎是‘無條件’地開放本國市場，大規模推行私有化。結果，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令阿根廷社會的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1990年代末，阿根廷基尼係數達到0.47，2002年上升到0.56；而20%高收入富人與20%低收入窮人之間的差別由此前的6倍達到13倍至15倍。2001年，阿根廷經濟危機爆發，全國一半人口，即約2000萬人陷入貧困化狀態。
時至今日，阿根廷的經濟依然不穩，其經濟表現不被國際市場看好，比索以今年以來累計近50%的跌幅成為新興市場乃至全球表現最差的貨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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