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支刀長約74釐米，鐵質，名為刀實際更接近於矛狀利器。刀身主體左右各交替伸出三支利刃，刀身正反兩面分別有三十四個和二十七個錯金銘文。按照銘文和日本第一部國家正史《日本書紀》的記載，此物是中國南北朝時代，百濟國送給日本列島上的倭國的禮物。
因為年代太過久遠和鏽蝕嚴重，該刀近代以前，被冠以“六叉矛”之名一直收藏於石上神宮。明治時代，該神宮的大宮司菅政友注意到，這一器物的鐵鏽之下應該藏有銘文,於是進行研磨。其第一次研磨時仍然沒有意識到這就是《日本書記》中所記載的國寶，經另一位學者星野恆提醒後，二次研磨後終於露出“七支刀”字樣，器名這才算是確定下來了。
▲石上神宮位於日本奈良縣天理市，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古事記》中就有所記載，收藏了眾多古代武器。
但這些銘文由於鏽蝕和粗糙的研磨手法，多處文字剝落嚴重，相關研究已經持續了140多年仍難有定論，甚至連年代都無法確認。目前無甚爭議可以確認的銘文如下：
“泰□四年□月十□日丙午正陽。造百練鋼七支刀。□闢百兵。宜供供侯王□□□□作 。先世以來。未有此刃。百濟王世子。奇生聖□。故為倭 王旨造。傳□□世。”
可以看到，雖然很可惜地丟失了一些信息，但關鍵內容沒有什麼問題：這把刀是百濟方面送給倭國的國禮。顯然，作為一把“武器”，七支刀實際並不好用。兩側的叉狀凸起並不能提升多少殺傷力反而相當礙事，更使得重心也太靠前，砍人容易脫手。至於砍刀脫手的後果，大家也都知道了。但這一獨特造型顯然需要相當高的工藝水平，百濟為何要送給倭國這樣一件純粹炫技的寶刀？
▲朝鮮半島三國時代地圖
此外因為東亞各國之間的歷史積怨和民族情緒，這把刀是上供還是下賜，亦或是平等邦交之間友好往來的見證，各國學者之間的長期爭議也是這柄七支刀極有趣味的地方。以筆者愚見，七支刀和後來的闕特勤碑情況類似，表面是兩家交好的見證，暗處卻透漏著國與國之間的塑料友誼。
▲唐代闕特勤碑，正反分別刻有漢文和突厥文，對兩國關係的描述大相徑庭。
永嘉之亂後“衣冠南渡”，原屬中原王朝的遼東、樂浪等郡縣頓失倚恃，北方的高句麗和同屬泛扶余系的百濟趁勢崛起，並很快陷入相互對抗的博弈局面。後來百濟因內訌國力衰弱，逐漸處於守勢。為此，百濟積極拓展外交爭取支援：一方面，遣使臣服於南朝並接受冊封，將自身納入中原王朝的朝貢體系，甚至以中華正統王朝的地方官員自居，加強統治、爭取大義名分；另一方面，直接接受倭國的支援，並多次將王室貴族作為人質送至倭國。倭國出於地緣利益，屢屢在百濟陷入危機時，施以援手並插手王位更迭，所以在日本方面的史書《日本書紀》記載中，百濟乾脆被描述為倭國的藩屬，七支刀正是百濟屢次奉上的貢品。若說是誇大其詞也不盡然，按照高句麗《好太王碑》碑文等依據，百濟受倭國制約基本是實錘。
▲高句麗《好太王碑》
但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曾將七支刀銘文和中國的流傳下來《元嘉刀銘》作了對比，認為七支刀其實是百濟模仿中原王朝朝廷，賜予王侯大臣的“供官刀”的產物。這就非常有意思了：百濟送出的這柄七支刀，對內是可以宣稱是“下賜”給倭國，而對倭國而言，百濟其實是朝貢的那一方。這種奇異的外交活動所折射出的複雜心態，從另一個角度詮釋著東亞朝貢體系。
▲元嘉刀銘，清代馮雲鵬《金索》轉引自宋代《鐘鼎款識》，其銘文為“元嘉三年五月丙午日造此□官刀長四尺二□□□服者宜侯王大吉羊”，內容與句式確與七支刀類似。
那麼，處於朝貢體系最外圍的倭國又是怎樣的心態呢？當時日本島內雖然還有一些割據勢力，但倭國基本實現了大和朝廷的統一併逐漸強大，並開始向東亞大陸擴張。中國史料所記載的“任那”、“伽羅”等小國就是證據之一。為了便於繼續擴張，倭國也積極加入朝貢體系。而南朝方面出於戰略考慮和地域遠近，授予倭國的封爵一開始低於高句麗和百濟。直到451年，劉宋才加授倭王“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進號安東大將軍”，幾乎滿足了倭國方面的所有要求。但劉宋依然把百濟排除在倭國的都督範圍之外，說明劉宋與百濟的關係相當穩定。
因此，這柄七支刀充分揭露了當時的外交實情，特別是百濟所想表達的真實內涵：一是彰顯政治地位，銘文“奇生聖□”中所爭議的第四字，依據現存字形有“音”和“晉”兩種意觀點。若是“奇生聖晉”那就非常合理並容易理解了，即百濟方認為南朝是自己的依靠和寄託，自己的政治地位是有保障的。二是展示自身文明水平。
八世紀以前，倭國接受中原先進文化技術都要通過朝鮮半島中轉，冶鐵製品是其中代表。百濟贈其以形制獨特、工藝複雜的鐵劍，表現出自己更加先進和進步。第三才是和倭國之間交好的外交希望。出於倭國的實力和干涉程度，贈與過程可能很比較恭順，所以被日方資料記載為朝貢。某種程度上，其實二者都是中原王朝的模仿者，都想在勢力範圍內把自身描繪成一個“小中華”。
▲迦耶遺蹟出土的短甲
倭國方面可能很清楚百濟這位表面兄弟的真實想法，所以最終選擇以援助之名逐漸蠶食百濟。相應地，其也對朝貢體系的核心——中原王朝逐漸產生了不滿情緒。進入隋代，那封著名“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國書，並不是倭國自大或無知的產物，而是其國力進一步增強後對於中原王朝所建立的國際秩序的直接反抗。
不過彼時中國也結束了分裂並很快迎來了盛唐，白江村一戰立刻就讓倭國跪下唱“征服”。然而這份野心早已種下，一旦有了新的機會，他們就會向東亞大陸伸出他們貪婪的觸角。
閱讀更多 刀匠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