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支刀长约74厘米，铁质，名为刀实际更接近于矛状利器。刀身主体左右各交替伸出三支利刃，刀身正反两面分别有三十四个和二十七个错金铭文。按照铭文和日本第一部国家正史《日本书纪》的记载，此物是中国南北朝时代，百济国送给日本列岛上的倭国的礼物。
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和锈蚀严重，该刀近代以前，被冠以“六叉矛”之名一直收藏于石上神宫。明治时代，该神宫的大宫司菅政友注意到，这一器物的铁锈之下应该藏有铭文,于是进行研磨。其第一次研磨时仍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日本书记》中所记载的国宝，经另一位学者星野恒提醒后，二次研磨后终于露出“七支刀”字样，器名这才算是确定下来了。
▲石上神宫位于日本奈良县天理市，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古事记》中就有所记载，收藏了众多古代武器。
但这些铭文由于锈蚀和粗糙的研磨手法，多处文字剥落严重，相关研究已经持续了140多年仍难有定论，甚至连年代都无法确认。目前无甚争议可以确认的铭文如下：
“泰□四年□月十□日丙午正陽。造百練鋼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供侯王□□□□作 。先世以來。未有此刃。百濟王世子。奇生聖□。故為倭 王旨造。傳□□世。”
可以看到，虽然很可惜地丢失了一些信息，但关键内容没有什么问题：这把刀是百济方面送给倭国的国礼。显然，作为一把“武器”，七支刀实际并不好用。两侧的叉状凸起并不能提升多少杀伤力反而相当碍事，更使得重心也太靠前，砍人容易脱手。至于砍刀脱手的后果，大家也都知道了。但这一独特造型显然需要相当高的工艺水平，百济为何要送给倭国这样一件纯粹炫技的宝刀？
▲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地图
此外因为东亚各国之间的历史积怨和民族情绪，这把刀是上供还是下赐，亦或是平等邦交之间友好往来的见证，各国学者之间的长期争议也是这柄七支刀极有趣味的地方。以笔者愚见，七支刀和后来的阙特勤碑情况类似，表面是两家交好的见证，暗处却透漏着国与国之间的塑料友谊。
▲唐代阙特勤碑，正反分别刻有汉文和突厥文，对两国关系的描述大相径庭。
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原属中原王朝的辽东、乐浪等郡县顿失倚恃，北方的高句丽和同属泛扶余系的百济趁势崛起，并很快陷入相互对抗的博弈局面。后来百济因内讧国力衰弱，逐渐处于守势。为此，百济积极拓展外交争取支援：一方面，遣使臣服于南朝并接受册封，将自身纳入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甚至以中华正统王朝的地方官员自居，加强统治、争取大义名分；另一方面，直接接受倭国的支援，并多次将王室贵族作为人质送至倭国。倭国出于地缘利益，屡屡在百济陷入危机时，施以援手并插手王位更迭，所以在日本方面的史书《日本书纪》记载中，百济干脆被描述为倭国的藩属，七支刀正是百济屡次奉上的贡品。若说是夸大其词也不尽然，按照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等依据，百济受倭国制约基本是实锤。
▲高句丽《好太王碑》
但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将七支刀铭文和中国的流传下来《元嘉刀铭》作了对比，认为七支刀其实是百济模仿中原王朝朝廷，赐予王侯大臣的“供官刀”的产物。这就非常有意思了：百济送出的这柄七支刀，对内是可以宣称是“下赐”给倭国，而对倭国而言，百济其实是朝贡的那一方。这种奇异的外交活动所折射出的复杂心态，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东亚朝贡体系。
▲元嘉刀铭，清代冯云鹏《金索》转引自宋代《钟鼎款识》，其铭文为“元嘉三年五月丙午日造此□官刀长四尺二□□□服者宜侯王大吉羊”，内容与句式确与七支刀类似。
那么，处于朝贡体系最外围的倭国又是怎样的心态呢？当时日本岛内虽然还有一些割据势力，但倭国基本实现了大和朝廷的统一并逐渐强大，并开始向东亚大陆扩张。中国史料所记载的“任那”、“伽罗”等小国就是证据之一。为了便于继续扩张，倭国也积极加入朝贡体系。而南朝方面出于战略考虑和地域远近，授予倭国的封爵一开始低于高句丽和百济。直到451年，刘宋才加授倭王“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进号安东大将军”，几乎满足了倭国方面的所有要求。但刘宋依然把百济排除在倭国的都督范围之外，说明刘宋与百济的关系相当稳定。
因此，这柄七支刀充分揭露了当时的外交实情，特别是百济所想表达的真实内涵：一是彰显政治地位，铭文“奇生聖□”中所争议的第四字，依据现存字形有“音”和“晋”两种意观点。若是“奇生聖晋”那就非常合理并容易理解了，即百济方认为南朝是自己的依靠和寄托，自己的政治地位是有保障的。二是展示自身文明水平。
八世纪以前，倭国接受中原先进文化技术都要通过朝鲜半岛中转，冶铁制品是其中代表。百济赠其以形制独特、工艺复杂的铁剑，表现出自己更加先进和进步。第三才是和倭国之间交好的外交希望。出于倭国的实力和干涉程度，赠与过程可能很比较恭顺，所以被日方资料记载为朝贡。某种程度上，其实二者都是中原王朝的模仿者，都想在势力范围内把自身描绘成一个“小中华”。
▲迦耶遗迹出土的短甲
倭国方面可能很清楚百济这位表面兄弟的真实想法，所以最终选择以援助之名逐渐蚕食百济。相应地，其也对朝贡体系的核心——中原王朝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进入隋代，那封著名“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并不是倭国自大或无知的产物，而是其国力进一步增强后对于中原王朝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直接反抗。
不过彼时中国也结束了分裂并很快迎来了盛唐，白江村一战立刻就让倭国跪下唱“征服”。然而这份野心早已种下，一旦有了新的机会，他们就会向东亚大陆伸出他们贪婪的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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