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瘞鶴銘》
《瘞（瘞：音yì，掩埋，埋葬。）鶴銘》刻於南朝·梁（傳）天監十三年（514年），傳為陶弘景書，楷書摩崖，存90餘字。原刻在鎮江焦山西麓石壁上．中唐以後始有著錄，後遭雷擊崩落長江中，南宋淳熙間挽出一石二十餘字，康熙五十二年又挽出五石七十餘字。乾隆二十二年嵌於焦山定慧寺壁間，共九十餘字。未出水時之拓本稱“水拓本”，字數不多；出水後初拓本（五石本）即上皇山樵書。唐人孫處元《潤州經》認為系王羲之書，宋黃庭堅、蘇舜欽等亦持此看法；因陶弘景曾自號華陽隱居，宋人李石《續博物志》即認為系陶弘景書，後附和此說者最多；歐陽修認為華陽真逸是顧況的道號；還有人認為是唐人王瓚所書；也有人覺其字同顏真卿《宋廣平碑》接近，認為是顏真卿書。總之，各持己見，至今仍不能定論。
《瘞鶴銘》原是鎮江焦山西麓棧道上的摩崖石刻，何時山石崩塌墜入長江之中不得而知。至北宋間，冬季枯水時，有人在江灘上發現僕臥的塌石上有石刻文字，經辨認，才發現是《瘞鶴銘》。這是古人為葬鶴而寫的一篇碑誄文，瘞是埋葬之意，因其字勢開張、雄偉俊逸引起人們重視，開始有人模拓流傳，甚至有人鑿石取字而去。當時模拓《瘞鶴銘》，必須待到冬季水枯石出，人仰臥在石隙中，仰面向上椎拓，因而十分困難，得字多少，各不相同。
清康熙五十一年冬，曾任江寧、蘇州知府的長沙人陳鵬年退居鎮江，乘舟至焦山腳下，尋探《瘞鶴銘》古碑，適逢當年雨雪稀少，江水退落，《瘞鶴銘》殘碑斷塊顯露灘頭泥沙間，頓使其萌發打撈《瘞鶴銘》碑石之意，數日後，陳鵬年募集壯士，歷時3個月，將《瘞鶴銘》斷碑殘碣打撈上岸，對石刻存字進行清理剔土後，計得字86個，其中全字77個，殘字9個，並按前人考證的摩崖石刻行次排列，無字處用空石鑲補，在焦山定慧寺伽藍殿南面建亭加以保護，於康熙五十二年春竣工。從此，千年古碑《瘞鶴銘》擺脫了被江水淹沒、泥沙衝擊的厄運。
1937年冬，日寇侵佔鎮江後，曾想將《瘞鶴銘》擄走，幸虧眾和尚設法保護，使其免遭掠奪。新中國建立後，鎮江市人民政府於1960年建焦山碑林，按前人考定的位置，比照摩崖石刻的模樣，嵌好後移入碑林。記者看到，現存焦山碑林博物館珍藏的《瘞鶴銘》真跡，尚有93字，其中殘缺11字。這些字刻在未經打磨過的凹凸不平的崖石上。
《瘞鶴銘》石刻自左向右豎寫，一反古碑刻自右向左的常例，因此，1000多年來一直受到歷代書法家的推崇和追慕。宋代黃庭堅說：“《瘞鶴銘》大字之祖也；”明代王世禎說：“此銘古樸奇峭，雄偉飛揚，固書家之雄。”上世紀五十年代郭沫若觀賞《瘞鶴銘》後興奮地說道：“從字體上看，既有真書的形，又保留了楷書的基本筆法，反映了隸書向真書過渡的痕跡。”
《瘞鶴銘》發現以後，得到歷代書家的高度評價。如黃庭堅認其為“大字之祖”，作詩說：“大字無過《瘞鶴銘》。”《東洲草堂金石跋》雲：“自來書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貞白《瘞鶴銘》者。” 其書法意態雍容，格調高雅，堪稱逸品，是藝術性術高，影響極大的著名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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