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1498-1552） 字實父，號十洲，江蘇太倉人，居住吳縣（今蘇州）。出身寒門，幼年失學，曾習漆工，通過自身努力成為中國美術史上少有的平民百姓出身的畫家，並與詩書滿腹的沈周、儒家風範的文徵明、風流倜儻的唐寅齊名，成為畫史上“明四家”之一。後來周臣賞識其才而教之，其畫亦受陳暹（字季昭，周臣之師）影響，遂得以享大名。仇英之畫技多得自宋人畫跡之臨摹，往往可以亂真。山水初學周臣，而工整過之，尤善仕女及界畫，有院派之畫技，復與吳中當時名流旦夕遊處，尤富文人畫之士氣。仇英與周臣、唐寅有院派三大家之稱。後人又益以文徵明而稱明四家。仇英早期作品，以絹本為多，畫面空白較大，用筆細膩，剛中帶柔，圓中有方，設色濃重。中晚期作品，構圖漸趨滿紙，用筆愈見剛直，運筆則自然而流暢，用色漸淡，有時亦作白描。仇英畫跡流傳有限，題年款者更尠。現傳仇英作品，多為後世之模本，皆市井職業畫人偽託之作，而有仇英之款印。故欲求仇英真跡極為困難。摘自君友會王愛君美術文獻《仇英》。故宮博物院所藏仇氏桐蔭清話、蕉蔭結夏、秋江待渡、漢宮春曉、春遊晚歸、松亭試泉、水仙臘梅、林亭佳趣、園居圖、東林圖、雪溪仙館、松陰琴阮、仙山樓閣等，為其代表作。
古碑“福壽圖” （《百壽圖》《百福圖》），出土於河南省洛陽市。
該碑系陰陽碑，即一塊碑的正反兩面，分別刻有100個“福”和100個“壽”字。珍貴之處在於每個字各有千秋、字體各異、無一雷同。其中楷、隸、篆、行、草、甲骨文等無所不有，壽（福）上方還註明文體出處。其中以朝代分有商鼎文、周鼎文、漢鼎文等；以地域分（古代稱國名）有鰭隸、燕書、西夏臺書等等；以字體論有易篆、古隸、古鬥金文、飛白書等等；以書法家而言有程邈、懷素、虞（世南）書、蔡（襄）書、小王（獻之）書以及書聖王羲之的“換鵝經”文體等等。還有字如其形的蝌蚪文、星斗文、火文、樹文、龍文、鳳文、聚寶文等等。在桃形點的“聚寶文”內還有如珊瑚、象牙、犀角、珍珠、熊掌、玉圭等等都是惟妙惟肖，琳琅滿目。
該碑還吸收、兼容少數民族文化、外來文化、宗教文化的典證。圖中的“玉帝天文”、“上帝印章”等則頗具神話傳奇；“瑤池寶意”、“四利佛書”、“西方梵書”等又具有濃郁的佛教色彩；“西夏臺書”又是體現了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交融；而“飛章符”、“皇極篆”、“青黃君書”、“玄隸”、“帝君玉牒”又透出道家的氣韻；在“聚寶文”內的珊瑚、珍珠、象牙等還可依稀見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軌跡。在“百壽圖”的銘章中有“徐百公”、“許教宗”、“鄭尚書”、“高家賢”、“碣夫人”、“花葵夫人”等名不見經傳的古代書法家都可稱名家手筆。可惜書海茫茫、蹤跡難覓。尤其是我國古代的女書法家、除在《百壽圖》、《百福圖》中僅留其少數芳名外，其他國內外更是鮮見其芳跡了。
《百壽圖》、《百福圖》合稱“福壽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是官方和民間都喜愛的吉祥珍品。
相傳鄭和下西洋時，有人攜《百壽圖》拓品隨船隊出海，突遇驚濤駭浪，五船僅剩領頭船。原來,危在旦夕之時，領頭船筐中傳出耀眼的光芒，船頭即刻風平浪靜。狂風巨浪過後，人們發現，剛才閃光者,乃《百壽圖》拓片。自此後，《百壽圖》名揚四海，尤其在日本及東南亞影響極大。深得官方和民間喜愛，被認為能辟邪驅惡、防病消災、延年益壽、保佑平安。當年，蔣介石五十大壽，桂系軍閥黃旭初攜《百壽圖》拓片，作為壽禮送給蔣介石。後來這份精美的《百壽圖》拓片又作為政府禮物，贈賀英國女王伊麗沙白之壽誕日。1958年，周恩來首次出訪非洲，適逢摩洛哥國王壽誕，周總理以《百壽圖》拓片作為禮物相贈。
另傳，姜太公當年封神時，封妻子葉氏為窮神，說：“有福的地方你不能去。”從此，百姓家貼福字，以驅趕窮神，寓意“福到我家”;條件好的，掛一幅《百福圖》，祈求平安、歲歲幸福;當官的，掛一幅《百福圖》，保佑官運亨通，鴻運當頭，福星高照，飛黃騰達;經商的，掛一幅《百福圖》，以求財源茂盛、生意興隆 、四方來寶、八路進財。當年,孝莊太后病重，無藥可治，康熙帝把“福”字刻在一塊大青石上，並揹著該石跪在祈年殿拜天祭神，為孝莊祈福。上蒼有靈，孝莊皇太后身體很快奇蹟般康復。康熙將“福”字碑請回宮中供奉，成為故宮鎮宮之寶。
藝術價值
洛陽市發現該碑，與其悠久的歷史文化（十三朝古都）不無關係。可惜，該碑出土時，正值“文革”，被丟棄在某文教局院內，任憑風吹日曬雨淋，被人砸去的一小部分遺失至今。“文革”後，該碑被文物部門發現珍藏。
該碑致殘，像維納斯斷臂一樣，更加珍貴，更具文物、學術、藝術價值。“福壽圖”，拓片摹刻本，有青年碑刻家苗水彥拓制摹刻。用於收藏送禮，賀壽祝福，裝點廳堂等等
閱讀更多 盛世談古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