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1498-1552） 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居住吴县（今苏州）。出身寒门，幼年失学，曾习漆工，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少有的平民百姓出身的画家，并与诗书满腹的沈周、儒家风范的文徵明、风流倜傥的唐寅齐名，成为画史上“明四家”之一。后来周臣赏识其才而教之，其画亦受陈暹（字季昭，周臣之师）影响，遂得以享大名。仇英之画技多得自宋人画迹之临摹，往往可以乱真。山水初学周臣，而工整过之，尤善仕女及界画，有院派之画技，复与吴中当时名流旦夕游处，尤富文人画之士气。仇英与周臣、唐寅有院派三大家之称。后人又益以文徵明而称明四家。仇英早期作品，以绢本为多，画面空白较大，用笔细腻，刚中带柔，圆中有方，设色浓重。中晚期作品，构图渐趋满纸，用笔愈见刚直，运笔则自然而流畅，用色渐淡，有时亦作白描。仇英画迹流传有限，题年款者更尠。现传仇英作品，多为后世之模本，皆市井职业画人伪托之作，而有仇英之款印。故欲求仇英真迹极为困难。摘自君友会王爱君美术文献《仇英》。故宫博物院所藏仇氏桐荫清话、蕉荫结夏、秋江待渡、汉宫春晓、春游晚归、松亭试泉、水仙腊梅、林亭佳趣、园居图、东林图、雪溪仙馆、松阴琴阮、仙山楼阁等，为其代表作。
古碑“福寿图” （《百寿图》《百福图》），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
该碑系阴阳碑，即一块碑的正反两面，分别刻有100个“福”和100个“寿”字。珍贵之处在于每个字各有千秋、字体各异、无一雷同。其中楷、隶、篆、行、草、甲骨文等无所不有，寿（福）上方还注明文体出处。其中以朝代分有商鼎文、周鼎文、汉鼎文等；以地域分（古代称国名）有鳍隶、燕书、西夏台书等等；以字体论有易篆、古隶、古斗金文、飞白书等等；以书法家而言有程邈、怀素、虞（世南）书、蔡（襄）书、小王（献之）书以及书圣王羲之的“换鹅经”文体等等。还有字如其形的蝌蚪文、星斗文、火文、树文、龙文、凤文、聚宝文等等。在桃形点的“聚宝文”内还有如珊瑚、象牙、犀角、珍珠、熊掌、玉圭等等都是惟妙惟肖，琳琅满目。
该碑还吸收、兼容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宗教文化的典证。图中的“玉帝天文”、“上帝印章”等则颇具神话传奇；“瑶池宝意”、“四利佛书”、“西方梵书”等又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西夏台书”又是体现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而“飞章符”、“皇极篆”、“青黄君书”、“玄隶”、“帝君玉牒”又透出道家的气韵；在“聚宝文”内的珊瑚、珍珠、象牙等还可依稀见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在“百寿图”的铭章中有“徐百公”、“许教宗”、“郑尚书”、“高家贤”、“碣夫人”、“花葵夫人”等名不见经传的古代书法家都可称名家手笔。可惜书海茫茫、踪迹难觅。尤其是我国古代的女书法家、除在《百寿图》、《百福图》中仅留其少数芳名外，其他国内外更是鲜见其芳迹了。
《百寿图》、《百福图》合称“福寿图”。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官方和民间都喜爱的吉祥珍品。
相传郑和下西洋时，有人携《百寿图》拓品随船队出海，突遇惊涛骇浪，五船仅剩领头船。原来,危在旦夕之时，领头船筐中传出耀眼的光芒，船头即刻风平浪静。狂风巨浪过后，人们发现，刚才闪光者,乃《百寿图》拓片。自此后，《百寿图》名扬四海，尤其在日本及东南亚影响极大。深得官方和民间喜爱，被认为能辟邪驱恶、防病消灾、延年益寿、保佑平安。当年，蒋介石五十大寿，桂系军阀黄旭初携《百寿图》拓片，作为寿礼送给蒋介石。后来这份精美的《百寿图》拓片又作为政府礼物，赠贺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之寿诞日。1958年，周恩来首次出访非洲，适逢摩洛哥国王寿诞，周总理以《百寿图》拓片作为礼物相赠。
另传，姜太公当年封神时，封妻子叶氏为穷神，说：“有福的地方你不能去。”从此，百姓家贴福字，以驱赶穷神，寓意“福到我家”;条件好的，挂一幅《百福图》，祈求平安、岁岁幸福;当官的，挂一幅《百福图》，保佑官运亨通，鸿运当头，福星高照，飞黄腾达;经商的，挂一幅《百福图》，以求财源茂盛、生意兴隆 、四方来宝、八路进财。当年,孝庄太后病重，无药可治，康熙帝把“福”字刻在一块大青石上，并背着该石跪在祈年殿拜天祭神，为孝庄祈福。上苍有灵，孝庄皇太后身体很快奇迹般康复。康熙将“福”字碑请回宫中供奉，成为故宫镇宫之宝。
艺术价值
洛阳市发现该碑，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十三朝古都）不无关系。可惜，该碑出土时，正值“文革”，被丢弃在某文教局院内，任凭风吹日晒雨淋，被人砸去的一小部分遗失至今。“文革”后，该碑被文物部门发现珍藏。
该碑致残，像维纳斯断臂一样，更加珍贵，更具文物、学术、艺术价值。“福寿图”，拓片摹刻本，有青年碑刻家苗水彦拓制摹刻。用于收藏送礼，贺寿祝福，装点厅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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