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如歡
這是一個後進生逆襲的故事。
福建在文化意義上的開發遠遠晚於中原，直到西晉永嘉年間的“衣冠南渡”，才算得上這裡教育事業的開端。而將福建比作“鄒魯”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大唐故福州刺史管府君之碑》中，此碑1980年出土於洛陽，碑文中記述了管元惠在福州的惠政經歷。他初到閩地時，“嶺外峭峻，風俗剽悍”，所以“興學勸士，文儒匯徵”，最終“誘彼閩越，俗成鄒魯”。文學家韓愈也曾稱讚福州教育不亞於長安。
五代時期，閩王王審知在福州置四門學（經、史、哲、文），“以教閩士之秀者”，又設“招賢院”，招聘北方入閩避亂的名士。這一舉措不僅使福建的文化教育繼續得到普及，而且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紛紛入閩定居。
以至於到了宋代，福建“賢才之出，彬彬焉軼於唐”，而“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此時“海濱鄒魯”已經成為舉國公認的說法了。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榜三鼎甲”、“三科三狀元”等佳話，為科舉史中所罕見。出生於福建的大儒朱熹更是為福州城西門題寫了“海濱鄒魯”四字，懸於樓上，並以此為傲。
明代的福建教育延續了宋代的輝煌，清代限於停滯，卻也繼續為全國培養出大量人才。明代出現的“三代五尚書”、“七科八進士”，清代出現的“五子登科”、“六子科甲”，再到近代以來福建在各個領域所湧現的傑出人才，這些都是當地教育長期積累能量所產生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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