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的一部小說《青春期》中的有一段描述：“一次，她利用休假日將日本進口的尿素口袋拆開來當布料，縫製成小汗衫及裙子般的半長褲穿來上工，滿身散發著尿似的騷味…… ”“那時她穿著日本化肥袋做的半長褲在我眼中卻非常滑稽，‘日本’兩個字正好縫在她屁股蛋上，一邊是‘日’，一邊是‘本’……”這是對20世紀70年代風靡大江南北的“尿素褲”的描述。
“尿素褲”如何產生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日子”，一直維持到20世紀70年代。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了中國。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雙方互設大使館。隨後，一系列的貿易、航運、海運、漁業、文化交流的協定相繼簽署，其中就包括日本尿素的進口。由此催生了“尿素褲”。
但也不是所有”尿素褲“的原材料都取自日本，當時還有這樣的順口溜：大幹部小幹部，一人一條尿素褲。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因為當時也從加拿大進口尿素，一條尿素袋不夠做條褲子，得用兩個國家的尿素袋拼起來。
有關係才能穿的到
今天看起來可笑至極的“尿素褲”，當年沒有點特殊關係，實在還穿不上。作家周熠回憶起自己搞到“尿素褲”的經過：
“當時，剛剛同日本邦交正常化，進口尿素極有限。一個公社分配下來的尿素指標不過兩萬公斤，可得的尿素袋，四百至五百條而已。加上縣裡截流，能分到三百來只袋足矣。這對於六萬人口的公社來說，僧多布少，無異於杯水車薪。這就出現了五花八門的徵購尿素袋的獨特現象。公社首腦機關的幹部們按人頭扣工資1.6元（每隻袋八角），由財會負責人直送供銷社孫主任手中，鄭重傳達領導指示：保證供應，注意影響。只好暗度陳倉，不用外搬運工，由供銷售主任帶著倉庫的人員，連夜開倉，秘密騰挪清點後送往公社。我給公社革委副主任寫鬥私批修心得，獲全公社好評。這位副主任臉上有光，他就黑夜親自打著手電到倉庫，也套購到兩隻袋給我。”
山東平陰縣的董憲雲，70年代是當地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這個身份讓她有幸獲得了一條“尿素褲”：“宣傳隊的領導非常體諒我們的心情和難處，也想讓我們穿得體面些，他們臉上也有光……也不知道找的哪位領導，走的什麼關係，用非常便宜的價格，弄到一批日本尿素尼龍袋子，到濟南印染廠染成淺灰色，在縣被服廠一人拼接了一條褲子……由於尼龍袋子上的字是黑色的，染色蓋不住黑色，平陰縣曾流傳這樣一個順口溜：‘宣傳隊不害羞，穿著尼龍袋子滿街溜，後邊是‘日本產’，前邊是‘尿素’，褲襠裡還夾著‘含氮26%’。今天每當想起這個順口溜，心裡就酸酸的。”
原山西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也回憶說：“太行山也是如此，那裡的農民，就是因為物質生活的貧乏引起一些幹部與群眾關係的緊張，那裡有大隊幹部、小隊幹部和群眾爭搶一個尿素袋子的事，誰搶上誰就可以做件衣服或褲子穿。那時我們就貧窮到那樣的程度，不得不用日本的尿素袋子來做衣服穿。爭來爭去，由於大隊小隊幹部有權，就把這個尿素袋子爭到了，做衣服穿了。農民沒有權，所以他們就用民歌的形式唱出來，表示他們的不滿：‘大幹部，小幹部，一個一條料子褲，前邊寫的是日本，後邊寫的是尿素’。”
這樣的情形下，民眾原創了大量的諷刺干部穿“尿素褲”的民謠,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還有：“哪個是幹部？先看穿啥褲。前頭‘日本產’，後頭是‘尿素’，不是幹部也幹部！”等等。
“尿素褲”流行的原因
“尿素褲”流行於大江南北的主因，是當時布、棉供應的嚴重不足。
1954年，全國棉紗、棉布統購統銷，供求關係緊張，9月份實行了憑“布票”限量供應棉布。除了農產品糧、油以外，這是工業消費品的第一種票證；而且比“全國通用糧票”發行的時間還要早上一年。
當時，根據南北氣候差異等因素，制訂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標準。譬如：北京市每人每次發放17尺3寸布票，剛夠成人做一套藍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領取13尺，江西省發放11尺，嚴寒的哈爾濱則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亞熱帶地區城鎮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減少到一半以下。許多地區每年每人供應的棉布減少為3尺左右。如四川城鎮每年每人只發3尺7寸；山東城鎮每人只發布票1尺6寸。
四川省一位教師回憶：四川省一位教師回憶：60年代初，風聲一天天緊，聽說四川省只發3尺7寸布票，因為連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緊到這種程度。那時剛參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兩件褂子：平時是脫了這件換那件；褲子也只有兩條：一條單褲，一條棉褲；單褲夏天穿外頭，冬天當襯褲穿裡頭。所以褲子也就特別費！一條新褲，不出一年也就爛了。
1961年3~8月，上海市區每人只發給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無法縫製一套成人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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