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57歲，區婦幼保健院婦女、兒童保健醫生。從2011年起，張燕開始負責我區“艾滋病母嬰阻斷”項目的干預、管理工作。從醫學上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妊娠婦女，如果早期採取母嬰阻斷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生下健康寶寶的，但由於部分艾滋病媽媽缺乏這方面的常識，加上社會存在一些偏見，導致張燕在日常的“艾滋病母嬰阻斷”工作中困難重重。
“我是一名醫生。我理解她們的心情，所以只要能幫到的，我都會盡力去做！”張燕說，她最高興的事情，就是看到這些寶寶們都能健康、幸福，“截止到目前，我們保健院所有接受過母嬰阻斷治療的孕婦生的寶寶沒有一例陽性，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讓艾滋媽媽重燃希望
2010年，國家出臺重大公共衛生項目相關政策，為孕產婦免費提供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篩查以及感染孕產婦與所生兒童綜合干預服務，當時已在區婦幼保健院從事近三十年婦女、兒童保健的張燕被派去培訓學習。一聽說是艾滋病，張燕一臉茫然，“雖然自己是學醫的，有一些常識，但一聽到艾滋病母嬰阻斷時，心理還是有千百個問號。”
事實上，早在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就有過相關數據：每年約有40萬名嬰兒因母嬰傳播而感染，幾乎所有兒童HIV感染者的感染途徑均為母嬰傳播。清華大學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的數據則顯示，經過干預的母嬰傳播的幾率僅為1%~2%，而未進行干預的比例是33%。
四川是艾滋病的重災區之一。張燕第一次接觸到艾滋病媽媽是在2011年初，懷孕五個月的餘小紅（化名）突然得知丈夫被確診為艾滋病感染者，而自己也被感染。當知道國家有這個項目時，餘小紅聯繫上張燕尋求幫助，“只有我弟弟知道這個事情。求求你了，請替我保密，我不希望身邊其他任何人東說西說。”“你放心！我一定想辦法幫你保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同時也請你相信我，我們一定要注意做好相關檢查，特別是分娩期和哺乳期相關事項。”
孩子出生了，餘小紅抱著初生的寶寶到醫院採血，但卻沒有護士願意來採血。張燕急了，“送到產房，產房不願意，送到檢驗科，檢驗科拒絕。沒辦法，那就只有在我的辦公室來！桌子上鋪了一張治療巾，把娃娃放上去。我再三給護士們講道理、說好話，最終請了一位護士，‘全副武裝’為娃娃採了第一次血。”
“再難我也不能說不，因為我非常清楚，艾滋病媽媽是非常敏感的，哪怕一點點歧視，都會給對方帶來莫大的傷害。”張燕解釋說，因為當時孩子的血樣要送去化驗，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她和餘小紅一樣焦急地等待，“很慶幸，第一次採血結果出來了，娃娃沒有被感染！我和她都舒了一口氣。”但這還沒有完，張燕的工作必須要持續到孩子18個月後做抗體檢測，如結果仍然是陰性，則說明阻斷成功，反之則為阻斷失敗。
18個月後，在張燕和餘小紅的共同努力下，她們拿到了最理想的報告——孩子沒有感染。看著日益長大的孩子，張燕主動找到餘小紅“談心”，開導她，“作為女人，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這一年期間她的丈夫去世，孩子雖然順利出生但前景不明，她幾乎和外界沒有任何交流。但生活一天天在繼續，我也經常在安慰她，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孩子就是她生活的最大希望，所以她更應該好好生活，珍惜和孩子相處的每一天。”
所有艾滋病媽媽的資料保密，在張燕的手機電話本里，卻詳細記錄著每一個病人的情況，特別是對於自己管理的30餘例艾滋病媽媽，張燕更是無微不至，“因為一旦在我這裡備案了，就需要經常聯繫。所以我怕她們有陌生感，不方便說，我會備註好每一個電話號碼，以方便我一接到電話，就能準確地知道對方的姓名和具體情況。”對於每一位艾滋病媽媽來說，孩子更是她們勇敢生活下去的希望。第一次接觸到艾滋病媽媽，張燕也在感慨：“在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一位母親的偉大。其實她當時可以選擇不要娃娃，但她毅然決然要一個人把娃娃撫養成人，我還是很感動！”
“追”到病人家守吃藥
張燕的電話24小時保持暢通，一旦有病人電話出現“失聯”，她便格外緊張，因為這絕不僅僅是一個病人、一個家庭的衛生安全。2014年12月，四川曾出現過因為病人和家屬隱瞞病史，一位醫生在緊急助產時被感染艾滋病的事件。
2017年，一個叫羅麗（化名）的病人又聯繫不上了，發短信不回，打電話對方則不在服務區。眼看著羅麗的預產期一天天快到了，張燕還沒有找到一點點消息，“原來她給我說過可能要回老家，所以我最怕的就是她生孩子時不到傳染病院去，因為不少偏遠地方醫療條件落後，而且沒有這方面的意識，一旦她和其他產婦在一起生，就極有可能出現大問題。”
這天早上7點過，在上班路上，張燕的電話突然響了，一看是一個陌生電話，但一接聽，張燕突然就聽到了熟悉的聲音，“羅麗哇？你在哪裡，我是張醫生！你在哪裡做產檢？要生了哇？”
電話那邊傳來了羅麗的聲音，“張老師，我想預約一下傳染病院。”得知羅麗的請求後，張燕立即為她聯繫了傳染病醫院相關負責人，確定好了生產的相關事宜。“接到電話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很急迫，事後我也向她做了解釋，請她如果換號碼，一定要第一時間告訴我。因為國家有相關的政策，而且孩子的生命也容不得半點差錯，所以我希望她們一定要配合好我的工作。”
2015年，一個叫王林（化名）的產婦突然破水，被送往雙楠醫院。入院前緊急檢查，發現HIV呈陽性，所有的人都傻了，得知消息的張燕卻一下“炸”開了，“什麼，叫王林？又是王林？馬上查身份證信息！”身份證信息一核實，張燕明白了，“還是她！兩年前她就是用這種緊急生產的辦法被送到醫院，醫院發現她有艾滋病，轉到傳染病院，結果她生產後很快就失聯了！聯繫了她戶籍所在地，也找不到人影！”
王林還是那個王林，時隔兩年後，張燕再次遇到了難題。王林和丈夫都是癮君子，家裡很窮，所以她隨時有可能再次上演兩年前的一幕——逃出醫院。“不行，我必須馬上去醫院！產後六小時內，必須服藥！”這天正好是一個週末，酷暑難耐，但張燕等不及了，她立即趕到王林生產的醫院。趕到醫院後，張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所有病人家屬離開，然後告訴王林，為了她和娃娃的安全，她必須在六小時內服藥，“她告訴我，不是自己不想服藥，而是吃了之後很難受，而且她的老人婆隨時在旁邊，她也不想讓別人知道。”
看著王林服下藥後，張燕還是悄悄叮囑醫院的其他醫生，務必把治療艾滋病的藥放到藥盒裡，每天監督大人和孩子服用。王林出院後，張燕還是不放心，傍晚時分，終於打聽到了王林的住址，她又親自跑去王林家，直到看著她把藥吃下去，張燕才慢慢放心。
由於面對著艾滋病媽媽這個特殊的群體，時間一長，張燕也在慢慢摸索著一些與眾不同的工作方法、方式，“很多問題醫生不要一直問。她要願意告訴你，你才能說，因為這樣的話題太敏感。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傷痛，很多人看似強大，但實際上危險也有可能趁機而入。所以，希望有更多人能夠了解這個群體，真正的關心她們！”
分擔痛苦解決實際困難
除了艾滋病母嬰阻斷外，張燕還負責著兒童保健、產婦健康講座等其他工作。幾天前，一位叫李力（化名）的媽媽找到張燕，突然想起她還有1000元的奶粉補貼沒有領取。
對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媽媽而言，不能由本人哺乳，採用人工餵養法以避免產後艾滋病經由母乳傳播，是必須的。國家規定，在艾滋病母嬰阻斷時有3000元的奶粉補助，但到了第三次領取時，李力卻忘記了這件事，“還好張醫生還記得我哦！後來她回去查了資料，告訴我確實有1000元補助還沒有領取。”
拿著在某電子商城上交貨時的憑據來到醫院，李力傻眼了。原來她手上的憑據並非發票，只是一張收據，而下午自己就將帶著2歲多的孩子回老家，火車票都買好了，這可怎麼辦呢？還好張燕突然想起來自己桌裡曾有一個媽媽報銷時，多帶來了一點發票，剛好夠李力用。可是醫院需要交的化驗證明，她也沒有帶來，而來回跑一趟則需要一個多小時。
“我突然想起來醫院不遠就是疾控中心。我馬上告訴她，到疾控中心去打印一張！”張燕說，作為醫生，能幫患者解決一點實際困難的，她絕不含糊。終於，李力在火車開車前拿到了補貼，高興地與這個同她打了三年交道的醫生告別。
“張醫生，有個事情我想問問你”“哎呀，不好意思，張醫生再幫我想想辦法。”從2011年至今，張燕所負責的母嬰阻斷項目共接受艾滋病個案44例，其中轉外地或外區的12例，管理人數32例，現結案19例，無一例新生兒童感染HIV。張燕說，從事艾滋病母嬰阻斷這麼多年，被質疑次數最多的就是艾滋病人生下的孩子是否真的能確保不被傳染？更有人指責艾滋病媽媽，“生孩子是不負責任的，即便孩子是健康的，其也會因為成長環境的異樣而難以獲得幸福。”
張燕認為，這些懷疑和指責的背後，是或明或潛的社會歧視。很多人知識不更新，以為艾滋媽媽不能生健康寶寶，所以放棄生育。其實，現在真正面臨的問題，不是技術，而是社會的理解和寬容。當然，醫學技術的完善與繼續發展，有助於增進社會對這個群體的理解與寬容。張燕覺得自己作為一名醫生，她有責任，更有義務傳遞這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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