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辭》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之一。北宋文學大家歐陽修曾推崇備至地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而已。”這篇名作標誌著詩人陶淵明官場生涯的結束和田園生活的開始。有關它的創作時間，陶淵明在自序中這樣寫道：“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陶淵明說他作此賦於“乙巳歲十一月”，也就是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十一月解官歸隱之時。史家記載也與此相同。如梁沈約《宋書·隱逸·陶淵明傳》雲：“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後各家年譜、詩話多采用這種說法，如吳仁杰《陶靖節先生年譜》、丁晏《晉陶靖節年譜》、古直《陶淵明年譜》等。但是由於賦文中關於歸隱後田園生活的描寫，有“農人告餘以春及”，涉及到春日景象，與《序》末的落款時間“十一月”不合，因此學者們又懷疑此賦不是歸隱時所作，因此對賦的創作時間，產生了不同的看法。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
一、作于歸田後
當代學者王瑤認為：“本文是陶淵明辭彭澤令後歸田初所作，敘述歸後的心情和樂趣。”至於賦文中的春景問題，他認為“農人告餘以春及”之後所有的描寫都是出自詩人的設想。而從第二個“歸去來兮”至“感吾生之行休”是陶淵明對來年春天生活的美好設想。
有人則認為是詩人歸隱很久後所作。吳淇在《六朝選詩定論》中評論說：“‘園日涉’那一段，先生歸去來一年中之事也。......先生歸去來已久，有寒盡不知年之意，非農人之告，幾不知時之為春。”逯欽立因賦中“辭涉春耕”一句，推斷陶淵明先寫成《序》，而“全文寫成在次年”。而臺北楊勇則推斷：“《歸去來兮辭》作於次年春，寫成後補以序，序為追記，故曰‘乙巳歲十一月’”。賴義輝又因為《歸去來兮辭》中有點明季節、描寫春景的句子，與《序》文所標“十一月”時間上有衝突，殊不可信。賴義輝又根據《序》及《祭程氏妹文》考訂陶淵明辭官的時間仍在義熙元年冬，很顯然賴義輝也以為《歸去來兮辭》的寫作時間在辭官後次年的春天。
二、作于歸隱前
王若虛認為：“《歸去來兮辭》將歸而賦耳。”接著又對《歸去來兮辭》的寫法提出了批評說：“既歸之事，當想象而言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雲者，所以總結而為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王若虛認為《歸去來兮辭》既作於未歸之時，賦中所敘之事、所寫之景，自然應當是想象之詞，但讀來卻全如歸隱後追錄回鄉途中見聞及歸田後之行事，這是文章的疵病。錢鍾書也贊同《歸去來兮辭》作于歸隱前。但錢鍾書對王若虛的所謂“追錄”提出了質疑，認為王若虛太執著於《序》中之語，未涵泳本文。錢仲書引周振甫之言，“《序》稱《辭》作於十一月，尚在仲冬，倘為‘追錄’、‘直述’、豈有‘木欣欣以向榮’、'善萬物之得時’等物色？亦豈有‘農人告餘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植杖以耘耔’等人事？其為未歸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
然而有人對這種說法提出了異議，認為文章作成“倘在歸來前夕，從時間與感情兩方面都解釋不通。就時間來說，陶淵明早有歸志......加上‘程氏妹喪於武昌’，更是‘情在駿奔’，十分焦急，奔喪還怕來不及，哪裡還有閒暇時間寫文章？就感情來說，陶淵明滿懷對黑暗官場的厭惡，對已故親人的懷念和憂傷，也無想象田園之樂的閒情雅趣”。
以上兩種說法，見仁見智，孰是孰非，實難斷言。對此，你有什麼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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