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之一。北宋文学大家欧阳修曾推崇备至地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这篇名作标志着诗人陶渊明官场生涯的结束和田园生活的开始。有关它的创作时间，陶渊明在自序中这样写道：“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陶渊明说他作此赋于“乙巳岁十一月”，也就是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十一月解官归隐之时。史家记载也与此相同。如梁沈约《宋书·隐逸·陶渊明传》云：“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其后各家年谱、诗话多采用这种说法，如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丁晏《晋陶靖节年谱》、古直《陶渊明年谱》等。但是由于赋文中关于归隐后田园生活的描写，有“农人告余以春及”，涉及到春日景象，与《序》末的落款时间“十一月”不合，因此学者们又怀疑此赋不是归隐时所作，因此对赋的创作时间，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作于归田后
当代学者王瑶认为：“本文是陶渊明辞彭泽令后归田初所作，叙述归后的心情和乐趣。”至于赋文中的春景问题，他认为“农人告余以春及”之后所有的描写都是出自诗人的设想。而从第二个“归去来兮”至“感吾生之行休”是陶渊明对来年春天生活的美好设想。
有人则认为是诗人归隐很久后所作。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评论说：“‘园日涉’那一段，先生归去来一年中之事也。......先生归去来已久，有寒尽不知年之意，非农人之告，几不知时之为春。”逯钦立因赋中“辞涉春耕”一句，推断陶渊明先写成《序》，而“全文写成在次年”。而台北杨勇则推断：“《归去来兮辞》作于次年春，写成后补以序，序为追记，故曰‘乙巳岁十一月’”。赖义辉又因为《归去来兮辞》中有点明季节、描写春景的句子，与《序》文所标“十一月”时间上有冲突，殊不可信。赖义辉又根据《序》及《祭程氏妹文》考订陶渊明辞官的时间仍在义熙元年冬，很显然赖义辉也以为《归去来兮辞》的写作时间在辞官后次年的春天。
二、作于归隐前
王若虚认为：“《归去来兮辞》将归而赋耳。”接着又对《归去来兮辞》的写法提出了批评说：“既归之事，当想象而言之，今自问途而下，皆追录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王若虚认为《归去来兮辞》既作于未归之时，赋中所叙之事、所写之景，自然应当是想象之词，但读来却全如归隐后追录回乡途中见闻及归田后之行事，这是文章的疵病。钱钟书也赞同《归去来兮辞》作于归隐前。但钱钟书对王若虚的所谓“追录”提出了质疑，认为王若虚太执著于《序》中之语，未涵泳本文。钱仲书引周振甫之言，“《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录’、‘直述’、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以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
然而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文章作成“倘在归来前夕，从时间与感情两方面都解释不通。就时间来说，陶渊明早有归志......加上‘程氏妹丧于武昌’，更是‘情在骏奔’，十分焦急，奔丧还怕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时间写文章？就感情来说，陶渊明满怀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对已故亲人的怀念和忧伤，也无想象田园之乐的闲情雅趣”。
以上两种说法，见仁见智，孰是孰非，实难断言。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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