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人英則花名》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後，有朋友問我：“亳州觀賞牡丹在明代中後期盛極一時，為何轉瞬間銷聲匿跡呢？”如果用一句話來慨括，我以為主要就是“盛”不逢時。
明薛鳳翔的《牡丹史》
亳州觀賞牡丹盛極一時，主要見證於薛鳳翔的《牡丹史》。薛鳳翔生於萬曆年間，《牡丹史》成書也在萬曆年間，萬曆（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由此推斷《牡丹史》成書應在萬曆執政的後期。萬曆年間是明代的一個重大轉折時期。萬曆執政初期，在大學士張居正的輔佐下尚有強國之夢想，因此宵旰憂勞；張居正死後，萬曆帝夢想破滅就日益迨政起來，經常不朝，也不與大臣們見面，明王朝開始走向沒落。萬曆帝之後，經歷泰昌(光宗、朱常洛在位不足1年)、天啟(熹宗、朱由校在位7年）、到崇禎（思宗、朱由檢），僅8年時間，崇禎執政17年，1644年明王朝土崩瓦解，被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所推翻。可以這樣說，亳州牡丹“盛”在大明王朝的動盪年代。這種社會動亂、烽火連天的大背景，必然決定亳州觀賞牡丹在歷史的長河中只能曇花一現。
具體講其原因，最關鍵的是明王朝末年亳州屢發戰事。《亳州志》“大事記”載：崇禎八年（1635）正月十七，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破亳州北關。是年八月，農民起義軍馬守應克亳城。崇禎十一年（1638），農民起義軍一條龍萬小仙攻亳城。（1640年）秋，農民起義軍袁老山部攻亳州。崇禎十四年（1641），張獻忠農民起義軍攻佔亳州。崇禎十五年（1642）四月十五日，李自成起義軍二克亳州城，殺知州何燮。
農民起義軍大多是一夥活不下去的人，而活不下去的人有人組織就會造反。他們造反的對象是誰？首當其衝的就是當地政府的官員和當地的達官貴人、鄉紳富商，總之有錢有勢的人。農民起義軍打到亳州之後，這些人的命運不外乎有這麼幾種：外逃、被殺或趕走，因而象徵他們富且貴的私家花園“牡丹園”焉能有不荒廢之理。
《亳州志》記載，知州何燮被殺之後，宋應星奉調從南京到亳州任知州（宋應星，生卒年月不詳，是中國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科學家）。當時的亳州創傷累累，宋應星到亳後，修葺城垣和官衙，招撫流亡，恢復商貿，推廣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做了不少有益於人民的好事。這時，在亳州城南郊，薛蕙、薛鳳翔祖孫三代經營的最有名的牡丹園“常樂園”荒蕪。宋應星將薛家的園林買來，擬興建書院，發展教育事業。由於明朝大勢已去，書院尚未建成，宋不得不在崇禎最後一年（1644）棄官南歸。可見，宋應星到位時，亳州最大的牡丹園，也是亳州最有代表性的牡丹園“常樂園”已經荒蕪。從薛氏家族的常樂園推測，其他十餘個小有名氣的牡丹園可以肯定也大多荒廢。很簡單，這些牡丹園的主人都是當地達官貴人和鄉紳富商，或者說有錢有勢的人，是農民起義軍造反革命的對象。
另一原因水災頻發。明王朝的末期，也是崇禎執政期的末期，天災人禍一起來。《亳州志》記載：崇禎五年（1632）春大水。崇禎十三年（1640），大疫、饑荒、人相食。崇禎十五年（1642）九月黃河氾濫，州城被淹，除少數高地，其餘的皆浸入水中。一直到清代初期，亳州仍然水患頻發。順治三年（1646）大水。順治四年（1647）大水。順治五年（1648）秋大水。牡丹耐旱怕“溼腳”，最怕水淹。災後的大疫、饑荒，到人相互吃人，試想誰還有心思關心牡丹或牡丹園的好壞。因而，水患災害和災後的大疫也是亳州牡丹損失較大的重要原因。
此外，還有當地的種植習慣。亳州是華佗的故鄉，盛產中藥材，有2000多年的種植藥材的歷史，並有傳統的藥材市場。安徽四大名藥，亳州芍藥位列其中，是遠近聞名的芍藥之鄉。可見，當地大多數人有種植芍藥的傳統。清代樅陽縣有一位叫劉開的人在亳州當官，寫了一首詩《偕陳晚香任硯香至城東南觀芍藥》，開頭幾句：“小黃城外芍藥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後皆人家，家家種花如桑麻。”亳州又叫譙城，南北朝時期，改譙縣為小黃縣。這裡的小黃城，指的就是亳州城。從這首詩前幾句的描繪中，我們可以想象的到，當時亳州城外家家戶戶種植芍藥的壯觀景象。從薛鳳翔的《牡丹史》記載看，亳州牡丹輝煌的時候栽種牡丹的主要是達官貴人、文人雅士，發展的是私家庭園牡丹。種植牡丹，當地人為什麼沒有興趣呢？因為農民是要吃飯的，亳州不是京城，達官貴人、文人雅士不多，牡丹市場的需求量不大，而芍藥是藥材，亳州有市場，市場有需求。因此，種植芍藥、出賣芍藥就是當地人養家餬口，或生財之道了。
我以為主要是上述的幾種原因相互糾結，決定了亳州牡丹在歷史的長河中“稍縱即逝”，
亳州中藥材市場
當然，亳州觀賞牡丹的輝煌“稍縱即逝”，但不是殆盡，到了清代仍有明代輝煌的餘暉。這個餘暉，我想可能有這幾個原因：一是戰亂中一些喜歡牡丹的人，將當地鄉紳富商和達官貴人的牡丹庭園中的牡丹設法轉移出去的；二是一些與起義軍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人，或特別喜歡牡丹的人千方百計予以保留的；三是某些觀賞牡丹雖然損失荒廢，但受前人和傳統牡丹文化的影響，後人重新栽種的。比如：亳州有一廟宇，名白衣律院，坐落在亳州城東南一里許，原有廟宇113間，因供奉白衣大士，故又名白衣庵，為亳州著名的珈藍之一。清順治初僧盡修始建。順治六年（1649），九華山高僧妙湛與盲僧德升續建。乾隆二十五年（1760），山西富商董繼先從亳州路過，捐資修建環殿經閣、藏經樓及廂房等。寺內廣植花木，“尤以牡丹著”。所以，清嘉慶、道光年間兩江總督陶澍和大文人潘瑛均在亳州留下吟牡丹的詩。陶澍《亳州牡丹》：“胭脂一抹晚春天，國色園中尚宛然。吟到斷腸朱十句，譙都花比洛陽妍。”潘瑛《鳳頭村看牡丹》（節錄）：“黃塵百日朝如暮，顛風欲斷譙西路。譙西地近古洛陽，名園三月多名芳。…”。
清代官員也是大文人鈕琇，他的《觚剩》其卷五《豫觚》中的《亳州牡丹述》就較為詳細的記述了亳州當時的牡丹情況。他在文中說，他曾經去過洛陽尋訪過姚黃、魏紫等諸種牡丹，但那時洛陽已找不到這些名目的牡丹花了。相比之下，只有亳州出產的牡丹花最為絢麗多彩、天真爛漫。鈕琇寫這篇文章時，正在陳州項城任職。項城與亳州接壤，近在咫尺，他十分嚮往亳州牡丹，但鈕琇說他做官的時候整天忙於公務，根本沒有時間到亳州考察。因此，他寫《亳州牡丹述》這篇文章是根據他的朋友劉石友、王鶴州關於亳州牡丹的敘述整理的，事實又是如何呢？敘述與實際，肯定有一段距離的。“絢麗多彩、天真爛漫”，是他想象的。儘管如此，這時鈕琇仔細描繪的亳州牡丹也僅有一百四十餘種，大約是薛鳳翔《牡丹史》所記載的一半。
在明朝的中後期，由於薛蕙、夏之臣、薛鳳翔等個人的努力及影響使亳州牡丹名噪一時，但又由於戰亂、災害、饑荒、種植習慣及後繼無人等諸多原因，決定了亳州牡丹在歷史長河中“稍縱即逝”。牡丹是自然界的產物，它的發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亳州寂寥，而盛事悉歸曹州”（摘自《曹縣誌》）。這裡的曹州，就是當今的山東菏澤。亳州牡丹的衰敗，菏澤牡丹的興起，這就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菏澤的觀賞牡丹，從清代初期到民國、到如今，經過數輩人的努力和持續發展，終於成為今天聞名遐邇的中國牡丹之都，與洛陽牡丹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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