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人英则花名》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有朋友问我：“亳州观赏牡丹在明代中后期盛极一时，为何转瞬间销声匿迹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慨括，我以为主要就是“盛”不逢时。
明薛凤翔的《牡丹史》
亳州观赏牡丹盛极一时，主要见证于薛凤翔的《牡丹史》。薛凤翔生于万历年间，《牡丹史》成书也在万历年间，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由此推断《牡丹史》成书应在万历执政的后期。万历年间是明代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万历执政初期，在大学士张居正的辅佐下尚有强国之梦想，因此宵旰忧劳；张居正死后，万历帝梦想破灭就日益迨政起来，经常不朝，也不与大臣们见面，明王朝开始走向没落。万历帝之后，经历泰昌(光宗、朱常洛在位不足1年)、天启(熹宗、朱由校在位7年）、到崇祯（思宗、朱由检），仅8年时间，崇祯执政17年，1644年明王朝土崩瓦解，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所推翻。可以这样说，亳州牡丹“盛”在大明王朝的动荡年代。这种社会动乱、烽火连天的大背景，必然决定亳州观赏牡丹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昙花一现。
具体讲其原因，最关键的是明王朝末年亳州屡发战事。《亳州志》“大事记”载：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七，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亳州北关。是年八月，农民起义军马守应克亳城。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军一条龙万小仙攻亳城。（1640年）秋，农民起义军袁老山部攻亳州。崇祯十四年（1641），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攻占亳州。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十五日，李自成起义军二克亳州城，杀知州何燮。
农民起义军大多是一伙活不下去的人，而活不下去的人有人组织就会造反。他们造反的对象是谁？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地政府的官员和当地的达官贵人、乡绅富商，总之有钱有势的人。农民起义军打到亳州之后，这些人的命运不外乎有这么几种：外逃、被杀或赶走，因而象征他们富且贵的私家花园“牡丹园”焉能有不荒废之理。
《亳州志》记载，知州何燮被杀之后，宋应星奉调从南京到亳州任知州（宋应星，生卒年月不详，是中国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科学家）。当时的亳州创伤累累，宋应星到亳后，修葺城垣和官衙，招抚流亡，恢复商贸，推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事。这时，在亳州城南郊，薛蕙、薛凤翔祖孙三代经营的最有名的牡丹园“常乐园”荒芜。宋应星将薛家的园林买来，拟兴建书院，发展教育事业。由于明朝大势已去，书院尚未建成，宋不得不在崇祯最后一年（1644）弃官南归。可见，宋应星到位时，亳州最大的牡丹园，也是亳州最有代表性的牡丹园“常乐园”已经荒芜。从薛氏家族的常乐园推测，其他十余个小有名气的牡丹园可以肯定也大多荒废。很简单，这些牡丹园的主人都是当地达官贵人和乡绅富商，或者说有钱有势的人，是农民起义军造反革命的对象。
另一原因水灾频发。明王朝的末期，也是崇祯执政期的末期，天灾人祸一起来。《亳州志》记载：崇祯五年（1632）春大水。崇祯十三年（1640），大疫、饥荒、人相食。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黄河泛滥，州城被淹，除少数高地，其余的皆浸入水中。一直到清代初期，亳州仍然水患频发。顺治三年（1646）大水。顺治四年（1647）大水。顺治五年（1648）秋大水。牡丹耐旱怕“湿脚”，最怕水淹。灾后的大疫、饥荒，到人相互吃人，试想谁还有心思关心牡丹或牡丹园的好坏。因而，水患灾害和灾后的大疫也是亳州牡丹损失较大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有当地的种植习惯。亳州是华佗的故乡，盛产中药材，有2000多年的种植药材的历史，并有传统的药材市场。安徽四大名药，亳州芍药位列其中，是远近闻名的芍药之乡。可见，当地大多数人有种植芍药的传统。清代枞阳县有一位叫刘开的人在亳州当官，写了一首诗《偕陈晚香任砚香至城东南观芍药》，开头几句：“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亳州又叫谯城，南北朝时期，改谯县为小黄县。这里的小黄城，指的就是亳州城。从这首诗前几句的描绘中，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当时亳州城外家家户户种植芍药的壮观景象。从薛凤翔的《牡丹史》记载看，亳州牡丹辉煌的时候栽种牡丹的主要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发展的是私家庭园牡丹。种植牡丹，当地人为什么没有兴趣呢？因为农民是要吃饭的，亳州不是京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不多，牡丹市场的需求量不大，而芍药是药材，亳州有市场，市场有需求。因此，种植芍药、出卖芍药就是当地人养家糊口，或生财之道了。
我以为主要是上述的几种原因相互纠结，决定了亳州牡丹在历史的长河中“稍纵即逝”，
亳州中药材市场
当然，亳州观赏牡丹的辉煌“稍纵即逝”，但不是殆尽，到了清代仍有明代辉煌的余晖。这个余晖，我想可能有这几个原因：一是战乱中一些喜欢牡丹的人，将当地乡绅富商和达官贵人的牡丹庭园中的牡丹设法转移出去的；二是一些与起义军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或特别喜欢牡丹的人千方百计予以保留的；三是某些观赏牡丹虽然损失荒废，但受前人和传统牡丹文化的影响，后人重新栽种的。比如：亳州有一庙宇，名白衣律院，坐落在亳州城东南一里许，原有庙宇113间，因供奉白衣大士，故又名白衣庵，为亳州著名的珈蓝之一。清顺治初僧尽修始建。顺治六年（1649），九华山高僧妙湛与盲僧德升续建。乾隆二十五年（1760），山西富商董继先从亳州路过，捐资修建环殿经阁、藏经楼及厢房等。寺内广植花木，“尤以牡丹著”。所以，清嘉庆、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和大文人潘瑛均在亳州留下吟牡丹的诗。陶澍《亳州牡丹》：“胭脂一抹晚春天，国色园中尚宛然。吟到断肠朱十句，谯都花比洛阳妍。”潘瑛《凤头村看牡丹》（节录）：“黄尘百日朝如暮，颠风欲断谯西路。谯西地近古洛阳，名园三月多名芳。…”。
清代官员也是大文人钮琇，他的《觚剩》其卷五《豫觚》中的《亳州牡丹述》就较为详细的记述了亳州当时的牡丹情况。他在文中说，他曾经去过洛阳寻访过姚黄、魏紫等诸种牡丹，但那时洛阳已找不到这些名目的牡丹花了。相比之下，只有亳州出产的牡丹花最为绚丽多彩、天真烂漫。钮琇写这篇文章时，正在陈州项城任职。项城与亳州接壤，近在咫尺，他十分向往亳州牡丹，但钮琇说他做官的时候整天忙于公务，根本没有时间到亳州考察。因此，他写《亳州牡丹述》这篇文章是根据他的朋友刘石友、王鹤州关于亳州牡丹的叙述整理的，事实又是如何呢？叙述与实际，肯定有一段距离的。“绚丽多彩、天真烂漫”，是他想象的。尽管如此，这时钮琇仔细描绘的亳州牡丹也仅有一百四十余种，大约是薛凤翔《牡丹史》所记载的一半。
在明朝的中后期，由于薛蕙、夏之臣、薛凤翔等个人的努力及影响使亳州牡丹名噪一时，但又由于战乱、灾害、饥荒、种植习惯及后继无人等诸多原因，决定了亳州牡丹在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牡丹是自然界的产物，它的发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摘自《曹县志》）。这里的曹州，就是当今的山东菏泽。亳州牡丹的衰败，菏泽牡丹的兴起，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菏泽的观赏牡丹，从清代初期到民国、到如今，经过数辈人的努力和持续发展，终于成为今天闻名遐迩的中国牡丹之都，与洛阳牡丹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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