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1年冬末，一位威尼斯商人來到泉州，他如是描繪刺桐給他的印象：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這裡，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象。

他還談到，這裡風光秀麗，居民崇信佛教，一切生產必需品都非常豐富，一個威尼斯銀幣就能買到八個瓷杯。

這位商人，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的時代過去之後700多年，1997年，在荷蘭萊頓召開的一次主題為“宋元時期泉州地區的海上貿易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所集結的論文集標題是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將宋元時期的泉州稱為“世界的貨艙”。

儘管泉州的海外貿易興起於唐，但是，南宋以至元末的兩個半世紀，才是泉州海外貿易最興盛的年代。那一時期的泉州，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的貨艙”。

崛起之路

泉州的興起，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的良好條件。

一方面，福建人自古以來就是擅長造船出海，海路交通發達。《山海經》中著名的那句“閩在海中”，以及三國時期吳國在福建設立造船基地等事蹟，都說明福建海外交通的累積。

另一方面，泉州海外貿易逐漸崛起的時代，中國正是大唐帝國統治時期，對於與外國貿易往來，持鼓勵態度。

從海上交通的形勢上看，從印度洋經馬六甲海峽，到東南亞，再進入中國南海，最容易看見的陸地，便是廣東和福建。而福建又恰恰位於外國船隻進入中國的門戶——廣州，以及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的中點，在海運上作為中轉站的條件十分良好。

這一切，都為泉州在中唐以後成為中西“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奠定了基礎。五代十國時期，閩國割據福建，又鼓勵海外貿易，招攬外國商人。在割據時期，原本需要通過明州（寧波）等地中轉的航線，變成直航，當時王氏政權都是直接前往山東，由此登陸向中原入貢，這直接促成了泉州與日本、朝鮮半島的直接往來。另一方面，原本需要經廣州中轉的南洋貿易，也因此而轉向直航。這對於泉州的影響更為深遠。

經過五代十國時期，尤其是閩國時期的發展，到了北宋初，泉州的對外貿易已經十分發達。宋仁宗時代曾經兩次知泉州的蔡襄，在其《荔枝譜》中就說，福建荔枝“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

那一時期，泉州人還在中國與高麗的貿易上十分活躍。有學者曾經根據高麗史料統計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至南宋祥興元年（1278年）的266年間，宋朝商人赴高麗的數據，在總數5000多人中，商人籍貫以泉州和明州為最多。明州是當時對高麗貿易的官方正口，後來還設立市舶司專門負責，人數多不出奇，但泉州商人之多，卻也說明泉州商人對宋與高麗之間的貿易的專擅。

有意思的是，蘇東坡曾經專門就此寫過一封奏摺（《論高麗進奉狀》），裡面說，高麗數年不至，許多地方的百姓都照國策辦理，沒有跟高麗來往，只有“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兇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惡，以希厚利……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眾。”

蘇軾說的徐戩，正是泉州商人，按照東坡先生所列的“罪狀”，他收受高麗財物，在杭州雕造夾註華嚴經板2900多斤，“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說起來，還對雕版印刷和經籍在朝鮮半島流傳作出了貢獻呢。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正式設立市舶司。此後，泉州與廣南東路市舶司和兩浙路市舶司並稱三路市舶司。到了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朝廷發“空名度牒”給三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錢”時，廣南和福建各五百道，兩浙則是三百道，可見當時泉州已經和廣州並駕齊驅。

地利之便，市舶之利

南宋時期，遠離兵火的福建成為南宋王朝的大後方。建炎初，金兵南下的時候，宋朝宗室中兩大宗支——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分別遷到泉州和福州。這些人對金銀香料犀角象牙等舶來品的追求，自然也推高了泉州的進口貿易。

更重要的是，只剩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大不如北宋，對於海外貿易更加著力。宋高宗就認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所以紹興六年（1136年），知泉州的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並提到“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者，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簡單說，就是能夠招攬海外商人來的，補官；主管市舶的官員抽買乳香每到一百萬兩的，升官，能夠招商出海到國外的，回來也升官。

這個政策一出，自然有人響應。泉州蕃船綱首蔡景芳，從建炎元年到紹興四年，招誘販到物貨，收淨利錢九十八萬餘貫，補承信郎。到紹興末年，泉州市舶司一年的收入據說可以達到100萬貫。

由於南宋的首都在臨安（杭州），從廣州上供的貨物到臨安需要六個月，而泉州只需要三個月。這種地理優勢也推動了泉州的海外貿易。

那個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發展迅猛，許多海外商人到此貿易。成書於南宋寧宗開禧年間（1205—1207年）的《雲麓漫鈔》裡就有一條“福建市舶司常到諸國船舶”，裡面詳細列舉了來泉州貿易的海外船舶，有大食、嘉令、麻辣、新條、三佛齊等31“國”，除了阿拉伯和高麗，不少地名是今天東南亞一帶的古代文明。

後來擔任泉州市舶司長官的趙汝適寫了一本《諸蕃志》，依照他的記載，當時與泉州直接有往來的國家或地區有58個之多。曾經擔任過主管官員，又多和商人交流，他的記載自然可信度極高。

“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南宋寶祐六年（1258年），一位富商打破慣例，被委任為泉州市舶使。就南宋來說，這是市舶司前所未有的事情：不僅起用商人，而且還起用一位外國人。

這位名叫蒲壽庚的人，擔任市舶司的時間儘管不長，但此後掌握了福建海上力量，並專擅福建海外貿易，直至元初。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研究這位《元史》沒有專門傳記的人物的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了泉州在中外交通史上的地位。——1923年，日本學者桑原陟藏出版了《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事蹟》，首先指出宋元以來屢次見於外國人記載的Zeyton或Zaitun是“刺桐”的音譯。到1926年，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名家張星烺到泉州考察，寫了《泉州訪古記》。此後，中外史家一致認定，刺桐就是泉州。而泉州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也由此為世界所知。

與宋代相比，元代對於私人貿易比較鼓勵。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發佈法令，由官方給予官船和本錢，選人出海貿易，官取七成，私人佔三成。儘管帶有官方壟斷的色彩，但是這也給私人海商的發展提供了藉助官方力量的機會。

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賓·拔都他經海路來到泉州，他見到的景象是大船百餘、小船不可數，他盛讚這裡是天然良港，並且還稱讚這裡生產的綢緞品質優良，這裡出口的瓷器，甚至遠達自己的家鄉摩洛哥。他的總結是，就算說這裡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也不過分。

就在他到泉州之前17年，1330年，一位叫汪大淵的江西人，從泉州跟隨海船出洋，這一年他20歲。5年之後，他返回泉州，並在1337年—1339年第二次出洋。又過了十年，1349年，泉州路的長官偰玉立要編修一本《泉州路清源志》，鑑於泉州海外交通之盛，想著記上一筆。於是，他便請來親身遊歷諸國的汪大淵執筆，這便是《島夷志略》。

依照《島夷志略》，元代與泉州有海外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除了澎湖和琉球外，有97個，輸出的商品雖然以福建出產的為主，但也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優質商品。

其中尤其是泉州產的“泉鍛”，馳名海外，伊本·拔都他就說，1340年元朝遣使往印度，贈送其國王錦緞五百疋，其中有一百疋就產自刺桐城。而張星烺則認為，英語、法語、德語中的“緞子”（Satin）一詞就是源自阿拉伯語“Zaytūni”（刺桐）一詞。

中國的瓷器也是當時泉州出口的著名商品。德化屈鬥宮出土的高足杯、粉盒、軍持等許多瓷器，都曾在印度尼西亞、日本、菲律賓等地發現過。

“生齒無慮五十萬”的大都會

宋元時期泉州的海外交通，大致有幾條路線：

從泉州啟航，經過中國的西沙群島（萬里石塘）可以到占城，也就是今天越南南部。宋代洪邁的筆記小說《夷堅志》，就有一個故事說，泉州人王元懋隨船到占城，僑居十年。

到達占城後，海船從這裡還可以前往三佛齊（今天蘇門答臘的舊港）、勃泥（今天加里曼丹島東北）、爪哇等。1957年，在莆田發現祥應廟碑記，上面記錄了泉州綱首朱紡前往三佛齊時，曾經來廟請“香火”，“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不到一年，獲利百倍。

從泉州啟航，經過南海、三佛齊，越過馬六甲海峽，可以抵達印度，從這裡換乘小船前往波斯灣。從波斯灣又可以沿阿拉伯海岸西南一直到亞丁灣和東非沿岸。按照《宋史》的記載，這條航線單程順風也要160天，往返一趟需要大約2年。汪大淵就曾經到過東非的層搖羅，也就是今天的桑給巴爾。1888年曾經在桑給巴爾出土過宋錢和宋瓷，證實了史籍的記載不虛。

從泉州，還可以經占城、繞道勃泥前往麻逸、三嶼，這些地區都位於今天的菲律賓。

前往南洋以及阿拉伯的各條航線，一般都是每年冬季趁北風出海，第二年夏季趁南風返程。此外泉州還有沿東海而上，前往高麗，也就是今天朝鮮半島的航線，這條航線則是每年夏天出發，冬季返程。

在當時，經泉州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絲綢等，而輸入的商品中，香料以及各種寶貨佔了很大部分。

宋代福建的造船技術十分先進，“海船以福建為上”的記載屢見於宋人，南宋時期，泉州的水軍還常常被調去防備海盜和金人。而泉州出土的宋代大船，也印證了史籍的記載。2010年11月15日，泉州的“水密隔艙福船製造技藝”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隨著海外貿易的繁榮，泉州的城市人口也大量增長，在北宋元豐年間泉州人口已經達到20萬戶以上，當時全國達到這個數字的州郡還是少數，而到南宋末年，戶數一度達到25萬以上，算上在此居住的外國人，有記載甚至說“生齒無慮五十萬”。

泉州的公共事業也日漸發展。最集中反映這一點的就是泉州的宋代古橋，由此也可以窺見當時水陸運輸的繁盛。這其中，最有名的如由蔡襄主持的洛陽橋，修建於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還有晉江安海的安平橋，修建於南宋紹興八年（1138年），是當時全國最長的橋。

泉州城南，靠近晉江，便於出海，也由此成為商賈和外國人的聚集地。唐宋時期的“蕃坊”就在這裡，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郡守在城池南門外擴建翼城，將城南納入城中。

泉州衰落，但泉州人才剛剛登上舞臺

泉州的好日子在明初結束。那時的世界，也正站在一場大變局的關口。

在那個年代，歐洲商隊要航海前往東方，只能仰賴威尼斯人，從威尼斯到東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堡，然後從這裡經過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地盤，再到印度、東南亞，最後到達中國。儘管海路成本遠比陸路便宜，但架不住中間經過的勢力太多，“中間商賺差價”的尷尬始終少不了。而在此時，奧斯曼帝國正在崛起，崛起的奧斯曼試圖壟斷商路的利潤，而在歐洲，葡萄牙也即將開始尋找直接通往東方的海路，擺脫中間人，直接與東方文明打交道。

大航海時代即將開始，然而泉州本身並沒有趕上這個時代。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義兵萬戶賽甫丁和阿迷裡丁據泉州叛亂。所謂的“義兵”，是元朝在南方武裝力量不足的背景下號召各地成立的、對抗農民起義的武裝。僅僅幾年之後，1363年，在泉州主管諸蕃互市的那兀納也發動叛亂，這些色目人相互攻殺，波及福建許多地方。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陳友定攻入泉州，叛亂才被平定。

明朝成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厲行海禁。這也標誌著，明朝開始扭轉唐宋以來在對外關係上重貿易而不重朝貢的傾向，由此，朝貢體系成為明朝對外關係的重點。在這樣的著眼點下，重新在泉州設立的市舶司不再以貿易為重心，其工作對象也主要變成今天日本沖繩縣的琉球。

泉州是一個河口港，這也註定了滄海桑田對港口的影響太大。隨著泥沙不斷在出海口堆積，宋元時期繁榮興盛的後渚港，到了明朝已經漸漸淤塞。天然良港的條件此時也已不再。

種種因素，讓“蒼官影裡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成為過去時。泉州也因此由宋元時期人口密集轉為“城大而土曠”的城市。

不過，泉州人並沒有退出海洋這個舞臺。

北宋時，泉州惠安人謝履寫過一首《泉南歌》，其中有幾句保存在祝穆的《方輿勝覽》裡：“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這首詩道出了泉州的現實狀況：正是“人稠山谷瘠”使得“每歲造舟通異域”成為更好的選擇。

這種情況到了明朝並沒有改善。在明清時代，泉州山區雖然有一兩個縣糧食較多，比如安溪縣“其谷足以食郡中”，但絕大部分地區與沿海一樣地少糧缺。乾隆《泉州府志》錄《溫陵舊事》一書曰“( 泉州) 山縣田於畝者十三，田于山者十七，歲入谷少，而人浮於食”。

耕地少這個現實，讓泉州人無法安心種田，只能向海而行，去種“海田”。

這也直接促成了安海以及安平商人的崛起。

安海港位於圍頭灣內，港口有白沙、石井兩個澳對峙形成海門，過了海門就是一片平靜的水域，而且也有避風的船塢。海船從廣州到泉州，最先抵達就是安海，然後由這裡轉向北面的後渚港，從圍頭灣到後渚港的這段海路並不平靜，經常有橫風、逆流，相比之下，圍頭灣內風平浪靜更加吸引海船。更何況，與後渚相比，這裡離治所比較遠，官府的管制沒那麼強，明代人就說這裡“縣治去遠，刁豪便於為奸”，私人海商比較容易在這裡集聚。明代末期，著名的海商兼海盜、也是泉州南安人的鄭芝龍，據點就在安海，而他的兒子鄭成功，在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以前，也是將這裡當作基地。

隨著歐洲殖民者在東南亞的落腳，東南亞逐漸取代波斯灣，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心，在這個舞臺上，泉州人依然有自己的地位。如果說此前的泉州，在商貿領域唱主角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那麼此後泉州人開始唱主角。

著名的歷史學家傅衣凌在遊學美國時，讀書於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圖書館，在館中獲見晉江人李光縉的《景壁集》和何喬遠的《鏡山全集》兩書，寫出了《明代泉州安平商人論略》，所論述的主體就是明代安海的商人。

也正是傅衣凌先生，較早指出，清代廣東十三行行商中的潘同文、伍怡和、葉義成、潘麗泉、謝東裕、黎資元諸行，其先皆為閩籍，而其中又有不少泉藉。

泉州數百年“開洋通番”的歷史，換了舞臺，一樣精彩。

文：鄒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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