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安法院
有這麼一位老人
陳英明
1973年—1974年
任職鄉建築社泥瓦工
1974年—1976年
任職新店彭厝中學代課老師
1976年—1984年
任職同安縣鹽業機修廠
1984年—2012年
任職同安法院歷任書記員、助理審判員、法官、庭長
2013年至今
任職同安法院特聘調解員
豐富的人生閱歷
對司法事業的熱愛
讓早已退休的他
依舊享受發揮餘熱的快樂
在法院調解室裡仍然看得到他的身影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他的故事
出生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們的命運,基於特定年代的歷史原因，總是難免要經歷比後代人更多的跌宕與曲折，品嚐更多的酸甜和苦辣。那個年代個人的歷史就是一部部與共和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倘若匯聚在一起演繹，將遠比任何鴻篇鉅著都更雄渾、壯闊。
我，1953年出生在今天的廈門市翔安區新店鎮（2003年原同安區拆分為同安區和翔安區）。1966年夏，當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捲全國的時候，我恰逢小學畢業，時年13歲。在如火如荼的運動鬥爭中，全國的中小學普遍停辦兩年，直到1968年的10月復課。此時，重新迴歸課堂的我已經15歲才終於升入新店中學的初中部。1973年高中畢業時，和當時所有的知識青年一樣，我積極響應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收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但是由於當年戶口所在村鎮沒有相應的指標，哪怕我懷著滿腔熱情隻身一人到縣革委會誠懇地向組織提出要求，“上山下鄉”的願望依然沒有能夠實現。此時，適逢鄉鎮建築社招工，我就在那裡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泥瓦工。 攪水泥、拌泥漿、砌磚牆幾乎就成了我每天生活的全部，辛勤工作一天的報酬大約是人民幣一塊錢，一個月下來能有二三十塊錢的收入。家中兄弟姊妹五個，我最年長，就憑著這樣的一份薪酬，我從父輩的手中接過了養家餬口的重擔。
1974年，經人推薦，我來到新店彭厝中學，成為了一名代課老師，承擔起農機和體育兩門課的教學任務，後又改任語文教師兼班主任，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有幸再次拾起了書本，在那個想讀書而沒有書讀的特殊年月，能夠在學堂裡與純粹的漢語言再續前緣，我分外地珍惜，在擔任語文教師的兩年時間裡和自己所帶的學生一起認真學習，夯實了自己原本並不甚牢靠的漢語言基本功，更為日後的文字工作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當時間到了1976年，動盪的十年歲月終於劃上了休止符，然而，我和我的同齡人卻早已和求學求知的好韶光擦肩而過。當年的12月，我來到時年剛剛創辦的同安縣鹽業機修廠工作，分管後勤總務，後又轉任生產科管理員兼任團支部書記。在機修廠工作期間，讀書依然是我業餘生活中最大的個人愛好。我欣喜於在那十年光景中無緣謀面的許許多多沁人心脾的小說、詩詞和散文終於能夠走進我的生活，給我曾經暗淡的業餘時光重新塗上了明豔的色調。1983年，我通過堅持多年的努力自學如願通過了廣播電視大學的入學考試，成為廣播電視大學開辦以來的第二屆學員，修讀經濟學專業。電視大學的工作站設立在當時同安縣孔廟邊上的教育局教師進修學校，於是我每週奔波於縣城和今天的翔安區新店鎮之間。家住縣城的一位好友慷慨地租借給我他家的一個小房間，讓我得以寄身於此，用業餘時間修讀電大課程。就是在這個僅有幾平米見方的小小的房間裡，我如飢似渴地讀書，可謂點燈熬油，聞雞起舞，用心血為自己精心地編織一個翹首年深的大學夢，這裡也就成為我求學旅途之中的“項脊軒”，以至多年以後，它還常常縈繞在我的夢境中。
時至1984年，我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節點。這一年的新春伊始，同安縣公、檢、法、司聯合發佈招考公告，招考對象是全縣所有年齡在35週歲以下的國營和集體企業職工，招錄名額是200人，其中法院招錄名額是20人。這一招考信息對於許許多多和我一樣渴望上進的年輕人而言無異於久旱逢霖。然而不幸的是此時家中變故突襲，家弟突發重病臥床，我作為長兄寸步不離地在醫院陪護，實在脫不開身，此時是我的老廠長跑了三十幾里路到縣城代我做了現場報名，報考單位為同安縣人民法院。當年五月份，全縣共有435位年輕人參加了語文、數學和政治三個科目的筆試。根據招考機關的要求，語文科單科筆試成績超過60分者方具備錄取資格，考試的結果公佈時，只有不到20位考生通過了這一單科錄取分數線，我居然以平均分72分的成績名列第一。天道酬勤，多年來沒有放鬆對自己的要求，一直堅持文化知識的學習和鞏固，此時終於得到了報償，這讓我委實倍感欣慰。此時，我已過而立之年，時年31歲了。這時的同安法院只有不到20名幹警，幾幢斑駁的矮房子坐落在縣城體育場的邊緣，佔地面積狹小，辦公條件簡陋。
三個月後，我被分配到同安縣人民法院新店人民法庭工作，在這裡，我一干就是整整十個春秋。
記得當時的新店法庭辦公條件非常簡陋，場所是向新店鎮人民政府借來的一個辦公室和一間打著三張床鋪的集體宿舍。三位幹警，三輛28寸的“永久”自行車，幾張破舊的桌椅板凳，幾枚印章加一櫃子牛皮紙卷宗，這就是當年新店法庭的全部家當。那些年，每個星期除了週末，我吃住都在新店法庭，幾個年輕人幾乎也都以法庭為家，日夜值守。從書記員、助理審判員到法庭負責人，在這裡，我揮灑了在法院的職業生涯中最初的汗水；在這裡，我見證了新店法庭復設以來最初發展的樣貌。 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法庭轄區的周邊鄉鎮以農村人口居多，民風淳樸，案件數量還不多，其中以農村家庭糾紛和鄰里糾紛引發的民事案件為主，經濟糾紛案件數量很少。我和同事經常各跨一輛“28寸”走村串鄉，為農家的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做實地調解工作。記得有一回，某村兩口子的離婚糾紛案件鬧得沸沸揚揚，妻子半夜情緒過激意圖上吊自殺，家人雖然勉強制止，但衝突難以避免，村支書急忙打電話到法庭通知我們尋求幫助。我和同事連忙起身，揉一揉惺忪的睡眼，便急忙跨上單車，匆匆趕往村裡。當年的同安縣鄉村路況極差，路面沒有水泥，甚至沒有柏油，大路小徑都是泥土地面，坑坑窪窪，凹凸不平，丘陵坡地隨處都有，白晝都不易行車，夜裡由於路邊沒有一盞路燈漆黑一片更是寸步難行，一不留神就可能掉進溝裡。但是情況緊急，我們摸著黑騎快車風風火火地往當事人家裡趕，路上一位同事還因為車軲轆碾上了石塊摔跤跌破了膝蓋。在村幹部的協助下，我和同事們連夜與當事人座談，調解、勸解工作一直持續到第二天的雞叫，方才平息了事態。事後，我們連續多次耐心細緻地給當事人做思想工作，釋以法律政策，曉以鄉規禮俗，促使夫妻雙方終又重歸於好。
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派出法庭的工作人員才陸續配上了幾輛“嘉陵”牌的二輪摩托車，幹警們終於告別了一輛“永久”，一頂斗笠，頭頂烈日，背貼汗衫，走村下鄉的歷史，步入了“機械化”的時代。之後的二十年，我作為中國司法改革的親歷者，以一名基層法院幹警的視角見證了中國法制的變革，見證了一個基層法院日新月異的深刻變化。嶄新的審判綜合大樓，整潔的訴訟服務場所，新招錄的一批又一批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今天，我們法院的面貌已經煥然一新，但是和與我同齡的老法官們一樣，此生最難以忘懷的，恐怕還是那個幾條板凳辦公、幾輛“永久”下鄉的蹉跎歲月。
2013年,我走過了我人生中的一個甲子，耳順之年，我的職業生涯至此謝幕。2015年，退休在家的我接到法院的邀請，希望我能發揮餘熱，重回院裡做調解工作。放下電話，以往工作的一幕幕向影片一樣在我的腦海閃過，同時發出響亮的聲響：我願意。於是，我再次走進同安法院，繼續我一生熱愛的工作，與群眾打交道，為他們排憂解難。
一生中最喜歡的是著名作家柳青的一句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要緊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從建築工地的泥瓦匠到鄉村中學的代課老師，從機修廠職工到人民法院幹警，幾經坎坷，幾經波折，幾經險阻，幾經磨礪，沒有感天動地的英雄事蹟，也沒有轟轟烈烈的豐功偉績，但是卻能夠自信滿滿地說，從未濫用權力謀取任何個人利益，從未辦過一起人情案件，從未徇情枉法，從未徇私舞弊，對得起道德良心，對得起法律職業的操守。
我，一直在努力地做一個好法官。
*本文根據陳英明法官的事蹟以第一人稱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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