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今天應該有一個信心，只要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沒有低於潛在增長能力，我們就是充分就業的增長，就不用擔心，哪怕是6%。”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11月13至14日在京舉行的“《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上說。
他表示，既然現在潛在增長率下降到了6%多一點，今天遇到了外部衝擊，我們對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關稅，下一步可能還會下來再加關稅，影響到了我們的外部需求。內部需求，消費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要假以時日，接下來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在投資需求上，多少會有一些刺激的政策，這些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點，不要回歸到10%，也不要說8%，而是說和今天的潛在增長能力相適應，6%或者略高一點的速度足以，否則我們十年的教訓就白費了。
蔡昉說，在應對上一次金融危機的時候，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採取的是量化寬鬆的政策並持續至今。而2008年遭遇危機的時候，中國實體經濟遭受了挫折，因此我們希望迴歸到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上去。
蔡昉認為，迴歸潛在增長率的刺激動機是正確的，但我們也的確遭遇了當時的外部衝擊，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2000萬農民工返鄉。但在當時的刺激政策下，農民工在春節以後很快陸陸續續回來了，意味著我們的刺激達到了目標，迴歸了潛在增長能力。當時政策是對的，但也是有代價的。中國GDP這些年保持增長，復甦到正常，但貨幣發行增長更快。我們把GDP和貨幣發行作為一個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這意味著現在要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習慣要有更高的槓桿、更寬鬆的貨幣、更多的貨幣發行。這種情況也就造成了，我們後來要去部署去產能、去槓桿、處置殭屍企業等任務。三期疊加，其中一個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們金融危機以來實施的廣義的宏觀經濟政策，它天生就帶有把週期性政策變成常態化的趨勢。上一次刺激政策，導致了一定的後遺症，我們要花很長時間消化。
蔡昉認為，在人口增長方面，2010年是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這意味著人口紅利在消失，儲蓄水平、投資回報率、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的改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都會弱化，都是不利於經濟增長的。
因此，他的結論是：如果再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會發現潛在增長率在下降。蔡昉表示，把應對週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用來推動產業政策，實施區域政策，是不對的。反過來用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來補充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對的。今後的做法是應該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現象，採取什麼政策的時候，要把每一種政策效應進行衡量，進行對沖，而不是讓它產生共振。 蔡昉認為，2008年以來10年經濟發展經歷得出的一條很重要的經驗是：要從金融等各個方面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且對外開放必須以國內加快改革為前提，兩者是不可分的。因此，我們今天應該心無旁鶩地推進改革和開放，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部衝擊的問題。
（經濟日報記者：李予陽 責編：武亞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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