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兩江四岸大武漢。（全媒記者 梅濤 攝）
———————— 編者按 ————————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紀元。改革的春風，使荊楚大地煥發出勃勃生機。櫛風沐雨40年，全省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引領下，勇立潮頭，銳意改革，大膽創新，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今起，本報“慶祝改革開放40年·行進荊楚”大型系列報道走進市州，從武漢出發，聆聽改革開放的荊楚迴響，敬請關注。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一個東方大國“春天的故事”。
隨著改革開放由沿海向內地分層推進，國家生產力佈局重點東移。
地處中部，全國重要工業基地的武漢，如何勇立潮頭，開拓進取？
1979年，漢正街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鐵壁上鑿出一眼“亮光”：103名個體商販首次領取工商執照，大膽擺攤。
如果說這次突破禁區，為全國個體經營戶衝出了一條生路，而“兩通”戰略，則撼動自守了30年的武漢“堡壘”，敞開三鎮大門。
1983年，著名經濟學家、武漢大學教授李崇淮，提出“兩通起飛”構想。他建議，武漢應以流通、交通為突破，內聯華中，外通海洋，打造商業、金融、旅遊、科技、貿易等多功能經濟中心。
這份戰略構想，引起武漢市乃至國務院高度重視。
1984年，武漢被中央批准成為全國第一個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省會城市，形同“內地特區”。
武漢邁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一步——以工業為主體，“兩通”為翼，敞開大門，開放市場。
自此，一段波瀾壯闊的武漢改革開放史，伴隨著無數人的命運起伏，在40年的時代洪流中，跌宕向前。
“投機倒把”到合法擺攤，鄭舉選等103名個體戶的命運變了
——上世紀70年代末，“天下第一街”衝破中國民營經濟樊籬
歷史，總是給人們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
時針回撥至上世紀60年代初，漢正街旌德小巷43號。
因患“天花”雙目致殘、視力微弱的鄭舉選，為了謀生，鋌而走險擺攤。像章、五角星、傢俱上的合頁……“麻瞎”鄭舉選的小攤生意不錯。
那時尚無“個體戶”一說，鄭舉選屬於“小攤小販”。1966年，小攤小販就被扣上了“走資本主義道路”帽子。
上世紀70年代的漢正街，小商販不少，多是經營針線、釦子等小商品，偷偷摸摸。
“那個年代，做生意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鄭舉選回憶，當時武漢有一個“打擊經濟犯罪辦公室”，簡稱“打辦”。他們每天上街清理小攤販，抓住就收貨罰款。
從1966年到1978年的10多年間，鄭舉選已記不清貨物被沒收多少次。他只記得，自己一見穿制服的人，第一反應就是往廁所裡躲。
即便如此，他依然沒能躲過1978年初那場牢獄之災。
1978年1月18日，鄭舉選的家和親戚家同時被抄。抄出庫存貨物價值幾萬元。鄭舉選因此被送進監獄。
當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正是這次會議，給無數“鄭舉選”帶來重生。
關了一年多後，鄭舉選被釋放。但除了自由，他更渴望的，還有經濟政策的鬆綁。
1979年，漢正街恢復小商品批發市場。武漢市工商局向首批103名漢正街個體戶，發放個體工商戶執照，鄭舉選是其中之一。
這一標誌性事件，意味著中國民營經濟大門，從此打開。
1984年實施“兩通起飛”戰略後，武漢流通業迅猛發展。次年，漢正街個體戶達到1542戶，年銷售額突破5億元，比1984年增長48%。
得益於商品流通體制改革，武漢當時六城區商業零售、飲食、服務、修理網點發展到3萬多個，從業人員超過20萬人。
對外開放，把自己企業搞垮了怎麼辦？“垮了活該。”
——上世紀80年代，“洋廠長”定格中國對外開放武漢時刻
1984年6月，時任武漢市市長吳官正主持召開新聞發佈會，真誠向國內外宣佈：“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一律歡迎來武漢做生意。”
三鎮一口氣拿出24萬平方米土地，供國內外客商開發、投資。
誰曾想，城門還沒打開，城內已風雨滿巷。
廣州想來武漢展銷輕紡產品，有關部門直接向市領導表示“堅決反對”，理由是武漢輕紡產品競爭不過廣州。“敞開三鎮大門，豈不是引狼入室？”“企業在家門口競爭，萬一真垮了怎麼辦？”“垮了活該。”時任武漢市委第一書記王群和吳官正口徑一致，回答得乾脆利落。
1985年5月11日的《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把城門打開，讓外地商品衝擊自己的市場，讓自己的企業在市場上參與競爭，經風雨，見世面。制定這一決策，對‘重鎮歷來講守’的江城來說，的確是要有膽略的。”
事實上，在經歷短暫的不知所措後，武漢企業就像鴨子走旱路，東張西望，但很快找到了水源。狹隘的眼界被打開，市場化轉型大潮隨之而來。
敞開大門後的三鎮，千帆進江，萬商雲集，百貨競流，各業爭雄。
但縱觀整個80年代，武漢對外開放在全國影響最大的事件，是引進了中國國企第一位“洋廠長”。
1984年11月，武漢市政府聘請德國退休專家格里希擔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
走馬上任後，格里希開始大刀闊斧改革。
格里希改革給武柴帶來了新氣象。1986年，武柴生產的機器開始向東南亞7個國家出口，年出口量5000臺，創匯超過百萬美元。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陳文科認為，當時的武漢，敢於破除一切不利於改革和開放的舊思維、舊框框，“洋廠長不能領導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陳規戒律就是其中之一。這為一個大城乃至國家的破舊立新、對外開放，打響了至關重要的一槍。
隨後幾十年間，大武漢的開放步伐越來越快，1991年5月，武漢開發區破土興建，“中國車都”夢想由此起航；家樂福、麥德龍、沃爾瑪、宜家、永旺等大批外資商業巨頭，相繼入漢“跑馬圈地”；長飛、烽火、人福、聯想等一批又一批高新技術企業和“武漢造”，從武漢飛向全球。
2017年4月1日，湖北自貿區武漢片區掛牌，一個內陸對外開放新高地呼之欲出。
巴黎、舊金山、洛杉磯、悉尼、聖彼得堡、倫敦……一條條國際和地區航線，牽起武漢和世界的“空中走廊”。點滴變遷裡，武漢的國際呼吸，換了時光。
商場改造貸不到人民幣，毛冬聲就貸美金，裝修隊伍直接從香港請
——上世紀90年代，“商業第一股”寫下中國國企改革傳奇
1982年，毛冬聲臨危受命，出任武漢商場總經理。
叱吒商界30餘年，毛冬聲在改革創新上的膽識之勇，步伐之快，出手之狠，名揚全國。
接手7400平方米老武漢商場時，改造貸不到人民幣，毛冬聲就貸美金。裝修隊伍直接從香港請，令同行瞠目結舌。
4年後，在中國新一輪國企改革浪潮中，他操刀武商在全國同行業中率先進行股份制改造，先後兼併長江板箱廠、武漢商業電影院，將商場面積擴大至2萬平方米，實現規模化經營。
9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重點轉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0年，中國內地第一家麥當勞在深圳開張。
麥當勞的到來，不僅僅讓中國“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有了更多消費選擇，更釋放出一個經濟信號：商業，殘酷的市場競爭，大幕已開。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這一年，毛冬聲作出了他商業生涯最重要的一個決定——上市。
1992年11月20日，“鄂武商”在深交所掛牌，成為中國商業異地上市第一股，寫下“武商資本論”傳奇。
武商上市後，漢商、中百、中商相繼上市。一個城市同時擁有4家本土商業上市公司，在全國也不多見。
從工程師賺外快判“投機倒把”罪，到成果轉化收益“三七開”
——2000年以來，“中國光谷”勇挑國家改革創新試驗田重任
1982年，武漢東湖。一起“技術投機倒把案”轟動全國。
武漢國營181廠韓慶生等4名工程師被關進監獄，原因是他們利用業餘時間，為一家鄉鎮企業設計了兩套生產汙水淨化器圖紙，編寫了2萬多字的《產品技術說明》，每人獲得600元報酬。
企業救活了，工程師卻坐了牢。
韓慶生所在的181廠，就坐落在今天的武漢東湖高新區內。
當年，這裡雲集著武漢70%的科技人員，但受體制束縛，英雄難有用武之地。而與這種情況類似的，全國還有很多地方。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武漢地區高校和科研院所大批知識分子，再也坐不住了。
他們紛紛“下海”，創辦或參與創辦民營高科技企業。東湖開發區一時風雲際會，儒商雲集。
時年54歲的武漢大學教授張廷璧，參與謝聖明等人創辦的紅桃K集團，並以技術和智力入股。到2000年，個人資產達1.3億元，成為全國“科學家首富”。
2001年，東湖開發區建立首個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中國光谷”誕生。
“騎著自行車來，開著小車離開”的科技創富神話，開始每天上演。此時距離韓慶生因一張圖紙而坐牢，已滄海桑田20年。
2012年，武漢出臺“黃金十條”，在全國率先提出高校成果轉化收益“三七開”，即個人和團隊得70%，並允許教師離崗創業、大學生休學創業。
石破天驚的十條新政，不僅突破了國家對科技成果轉化處置權的限制，更突破了對科研成果“國有產權”的禁錮，讓成果從文件櫃走向市場貨櫃。
次年，華中科技大學職務發明專利“顯微光學切片斷層成像系統”（簡稱MOST），在武漢光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出讓，被武漢沃億生物有限公司以1000萬元買斷。
這項改革探索，最終自下而上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改。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中國如果不走創新驅動道路，新舊動能不能順利轉換，是不可能真正強大起來的，只能是大而不強。
近年來，武漢市各領域改革蹄疾步穩、亮點紛呈。2017年，武漢在全國率先啟動審批服務“三辦”改革。“馬上辦、網上辦、一次辦”的放管服改革，獲國家層面點贊。
2018年，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向世界再次發出“中國最強音”：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漢水橫衝，李崇淮、格里希、毛冬聲等的身影遠去，但40年間，武漢幾代人破舊立新的改革“長征”，卻從未止步，一往無前。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一律歡迎來武漢做生意”的邀請，仍在耳畔，那麼清晰。（全媒記者 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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