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誇張地說，出版於2014年的《世界秩序》，是國際政壇常青樹亨利·基辛格在最近十年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迄今有關全球新秩序歷史、現狀和未來思考最不容錯過的集結。對多數中國讀者而言，這本書當然不像《論中國》那樣好讀且不時有似曾相識的親切，但是對於所有希望對中國崛起所身處的全球變局有更深入認識者，請靜下心來細讀此書。
作為曾經推進國際政治格局和中美關係突破的關鍵人物，退休已數十年的基辛格從未停止對這個動盪世界的密切關注與思考。如果說《大外交》、《白宮歲月》、《復興年代》多少還帶有他個人看世界的種種跡象，在構想和撰寫《世界秩序》時，基辛格已經比較徹底地拋棄了更多的個人色彩，而試圖對當前日益顯現的一個根本性國際問題，即世界秩序觀的危機，作出比較完整的梳理和分析，其目的則一以貫之：這個由不同民族、信仰組有，實力強弱不均的變動世界，應當也必須找到更合適的平衡相處且共同發展之路。
基辛格是一個信奉實力的國際政治家，但他最終相信的是基於共同利益和共識的妥協、談判、合作與和平。他說，在歷史上，所謂世界秩序就像火焰，“適度地燃燒，適時地熄滅”，戰爭帶來世界的變化，因而在當代，國際政治家們必須約束戰禍，實現平衡，且必須在歷史的激流中完成這一使命。為此，他一度奉為立言之本的尋求所謂“歷史的意義”，就遠不如找準當代核心問題，不斷討論探索，從而推動政治家們做出應對挑戰的更好決策。
為了弄清今天世界秩序觀的危機，基辛格對全球各主要區域有關世界秩序的起源與變化進行粗線條的歷史考察，許多發現是令人沮喪的。無論是聲勢奪人的歐洲還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而崛起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從來都沒有形成比較一致的世界秩序觀。在一個事實上長期分區而治的世界政治版圖裡，各行其是的世界秩序主張，不時藉助主導者的武力和聯盟盛行一時，很快又被更強大的武力或聯盟所摧毀，而新的主導者也不過是順勢維持短暫的脆弱平衡。與此同時，新的平衡力量亦在萌生，進而形成國際政治的某種均衡態勢。
在這樣的循環動盪中，不同國家和政治勢力在世界秩序上雖不存在共識，但分歧也未全面爆發。一個重要原因是，歐美國家在二戰後重建，伴隨著亞非拉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世界秩序基本上延續二戰後勝利者的安排，直至蘇東解體、冷戰結束。
尤其是在美國一超獨霸的格局在最近十年無法延續之後，歐洲的均勢體系被最終打破，呈現更加多元的國際秩序，伊斯蘭主義全面上升，中東亂局更趨複雜，亞洲則以經濟強大為依託，飛速表現出更明顯的多樣性，再加上網絡技術和數字時代人的變革，美國正處於最矛盾兩難的時期：一方面它仍然是世界級的超級大國，自信所代表的世界標準與良心在全球仍然大有擁護者，但另一方面，其國家共識早已瓦解，政治決策者不得不常常徘徊於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突中左右為難。
基辛格對此充滿憂慮。在他看來，美國是少有的具有理想主義的世界大國，即使發動對外戰爭，其目標不僅是懲罰敵人，還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勝利不是為了佔領土地，而是要分享自由的果實。如果美國忽略這些國家戰略目標中的核心內容，美國將無法安撫朋友、戰勝敵人。而要取得這些成效，美國的重要決策也必須考慮相關地區的文化和地緣政治結構，反對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敵人的決心和策略。
現實情況卻是，雖然冷戰結束後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所進展，但一個關鍵問題尚無結論：什麼是世界秩序的普遍原則？迄今，東方和西方在這個問題上認識差異巨大，西方認為現實世界是外部因素，可以進行觀察、評估，從而作出恰當的反應，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多認為，現實是觀察者內在認識的反映，主要由心理、哲學和宗教信念來界定。這些認識差異導致東西方對技術、政治均存在認識衝突，現實世界因此更加多元且混亂。
基辛格不得不承認，新的世界秩序結構存在幾個重要缺陷：國家作為國際生活的基本政治單元，面臨重重壓力，受到攻擊與拆解；當今世界的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不同步，相對於日益全球化的經濟合作，仍然基於民族國家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合作顯得大為落後，全球治理成為世界性挑戰；大國之間仍然沒有一個有效的磋商機制，雖然美國的領導作用不可或缺，但各大國之間缺乏一種基於共同信念的世界秩序共識。
由此不難得出結論，重建國際體系是對當代政治家能力的終極考驗，即使這種重構努力失敗，全球也並不必然導致戰爭，最多表現為更頻繁的地區衝突。基辛格相信，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需要一個在各地區內部確立秩序觀的一致戰略，並將不同地區的秩序相互聯結起來。為此需要重新評估經典的“均勢”概念，逐步建立一種肯定個人尊嚴和參與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規則開展國際合作的世界秩序。
美國必須在兩個層面上追求新的世界秩序：既擁抱普世原則，也接受其他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現實，美國必須與其他國家一起，構建一個全球性、結構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形成超越地區和國家視角的新的世界秩序觀，也就是400年前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現代化，其核心就是相信並推動相異文化構成新的價值與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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